不知为什么，在日本的日子里，总会想起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朋友典子来。
她是一个典型的精英型日本职业妇女：东京大学毕业，一流大企业中上班不需化妆
的女管理人员（据她说，日本企业的女职员化妆讲究是因为地位低，总要给别人陪
笑面，真是地位高了，要支配别人而不是被人支配了，即使是妇女也可不必化妆）
，不仅如此，她还被公司送到美国数一数二的名校深造。收入比丈夫高很多，事业
、生活、思想都非常独立。与一般的留美日本学生，特别是那些大公司派遣出来的
日本学生比，她更显得与众不同。一般日本学生，一天到晚总爱和日本人泡在一起
，与美国社会很隔绝。一谈起美国，总是牢骚满腹，什么也看不惯，思想封闭，拒
绝接受新东西。典子则不然，一开始就摆出一副拥抱美国生活的架式，对那些成群
结伙的日本人敬而远之，反而与我们这些外国人过从甚密。她对那些骂美国的日本
同学还特别不屑一顾：“这些人骂来骂去，其实是因为自己在美国不成功，心理压
抑。”想想近年来我们中国的那些从美国各大学衣锦还乡的反美义士们，我自然觉
得她颇有见地。不仅如此，她对自己的生活、事业，也有颇多的怀疑、反省和批判
之处。在我们接触的日本人中，她无疑是最具反省精神、思想最独立、开放的。

      然而，我们之间的友谊，却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

      那是两年多前初在乎的一个周末，我妻子和典子及另外一个美国同学Ｋ一起
在校园散步。典子随口讲起她在韩国的经历。她说因工作关系，她常去韩国，可在
那里交不了一个朋友，似乎所有人都恨她。最後她得出结论说：韩国教育制度的目
标，就是教育大家恨日本人！

      见她如此动感情，妻子试图宽慰她一下，便说：“大概大家不是恨你个人，
而是过去战争的创伤还未痊合。比如在中国，日军当年如此残暴，可至今日本政府
无道歉之诚意，更不赔款，大家对日本自然没好气儿了……

      不料典子听罢勃然大怒：“我们已道歉了。不仅如此，我们还给了中国很多
低息贷款。你们还想要什么？！”

      这次散步，自然不欢而散。妻子又是震惊又是愤怒，回家不停地对我讲此事
，结果弄得两人一夜未睡。关於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我们不是一点了解没有，本
不该这样大惊小怪。然而这样一位思想独立、开放、受了日、美最好的教育，而与
我们又是这样亲近的朋友说出此话，对我们不能不说是当头一个闷棍。

      我们不准备再维持与典子的友谊。正巧妻子按计划需要去日本进修一年，於
是与典子不辞而别。典子早知道这次日本之行，当她发现自己的好友不辞而别後，
心里颇受伤害，立即打电话给那天一起散步的美国朋友Ｋ：“瞧这个无情无义的中
国人，不辞而别，也太伤人了！”Ｋ冷静地告诉她：“你那天就战争发表的评论才
是伤人。我不觉得你的中国朋友有什么不对。”典子这才恍然明白我们与她“断交
”的理由，於是又是打电话给仍留在美国的我，又给我妻子往日本发Ｅ－ＭＡＩＬ
，竭尽全力解释，恳求我们能恢复与她的友谊。典子其实是个很孤僻的人，朋友不
多，特别是在异国他乡，我们的友情对她很重要。见她这副样子，我们自然有所不
忍马上表示不会介意，会继续把她当朋友。她这才如释重负。

      在此以後，她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在她每一个人生关口，如通过博士资格
考试、中断学业回日、在公司新的部门就职等等，她都通报我们她的经验与感受。
可是，我们之间的友情，经此危机之後，到底有了一种难言的变化，一堵无形的墙
，将我们隔开了。

      後来那位美国同学Ｋ对我们谈起此事，断定典子根本不知道日军当年干了什
么，因为这些事在日本无从知道。Ｋ是研究日本人类学的博士生，地道的日本通。
然而对她这一判断，我们还是将信将疑。後来一位台湾同学告诉我们，日本人确实
不知道真相。有一次她看见一君日本人在台湾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展，一个个哭得
昏天黑地，而中国人则反而冷静多了。道理很简单：这些事中国人早知道了，而这
些日本人则是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

      来日本後，朋友们的这些判断，被一一印证了。不错，关於日军的暴行，日
本人有很扎实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书。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出版王国，这些出版物
在媒体中只占很小的一个角落。一般人，甚至受过很好教育的人，真正读这些专著
的机会，实际上非常之少。塑造大众思想的，其实主要有两种力量：一是大众传媒
，特别是报刊和电视，一是学校的教育。

      在日本生活了半年多，也订了报纸，然而我还没见到报上对战争问题有过什
么象样的讨论。日本的报纸，甚至是偏左的自由派报纸，可以在头版头条讨论当年
日本毒气军工场的工人，如今健康有多么严重的问题，政府应如何给予补偿，而对
毒气最大的受害者－－亚洲诸国的平民百姓，却只字不提，仿佛谈论的不过是一个
民用核电站的事故。去年因赶上世纪末，各电视台大放世纪回顾的纪录片。在这些
片子里，我们看得见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甚至大萧条的美国，但却看不
见“大东亚圣战”中的日本和东亚。日本的电视，大谈别国世也纪的是非善恶，但
一讲到战前的日本，却要硬着头皮闭上眼睛，只有几个零星的、无法连结起来成为
历史叙述的镜头。南京大屠杀因成为国际注目的事件，实在绕不开。但电视台的处
理方式，却是独出新裁。解说辞突然讲到日军占领了南京。事後在美国一博物馆，
发现了一节当时的录像，根据这一录像，人们说有所谓南京大屠杀之惨案。电视放
了二十秒左右这历史证言的录像，可从中看到的，只是几个虚虚晁晁的人影而已。
整个效果，实际是在告诉你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是如何虚无飘渺。

      我妻子两年前在日本读书时，亲身经历了这一传媒掩盖历史的伎俩。当时一
家有关日语教学的杂志社请她和另外两个外国学生参加一个座谈会，讲外国人学日
语和有关日本的经验。她讲的主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学日文的感情矛盾。一方面日
本的文学、艺术很吸引她，一方面因过去战争的关系，让她觉得对日本很隔膜、一
度对日语也喜欢不起来等等。可是等座谈记要发表出来，她看得目瞪口呆。她的发
言，无非是一味地赞扬日本的文化，关於战争，关於她对日本的感情矛盾，意被删
得一字不剩。

      今年二月，一位十八岁的高中生投书朝日新闻质问：为什么学校不教我们自
己国家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学不到有关在日朝鲜人、慰安妇、强制劳动、南京大屠
杀的事实？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对人家干了这种事後还能无动於衷？

      不久前，ＮＥＷＳＷＥＥＫ柏林分部主任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ＧＯＲＳＫＩ
撰文记述他三年多的德国经验。ＮＡＧＯＲＳＫＩ出身於波兰血统，其父作为波兰
军官，一九三九年参与了抵抗德军的毫无希望的战斗。在德国，ＮＡＧＯＲＳＫＩ
曾采访了一个名叫ＮＩＫＬＡＳ  ＦＲＡＮＫ的德国的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当
年希特勒派住波兰的总督ＨＡＮＳ  ＦＲＡＮＫ的儿子。在老ＦＲＡＮＫ手下，六
百万波兰人被屠杀，其中三百万是犹太人。在这两位不共戴天的仇敌之子的会见中
，ＮＩＫＬＡＳ  ＦＲＡＮＫ毫无保留地谈到他的童年：“在波兰，我被最好的食
物喂得胖胖的，玩的是最好的玩具。可是，就在两公里之遥的地方，德国人把我这
么大的孩子的头，在墙上撞得粉碎。”他最後一面见他父亲，是在他父亲作为战犯
被处绞刑前的一次监狱探视中。在谈到这位“魔王”父亲时，他直率而冰冷地说：
“我反对死刑，但我坚信对我父亲的处决是正当的。战後几十年，我没有一天不在
想我父亲，想德国人干的每一件事。世界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每当我出国，告诉人
家我是德国人时，人们马上会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也是百分之百正当的反应。
”

      这位纳粹之子“残酷的诚实”，代表着战後德国痛苦的心史。ＮＡＧＯＲＳ
ＫＩ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哪个民族能象德国人这样彻底地检讨自己的阴暗面。每
一个德国人在长大的过程中，都要经过无数有关德国的罪孽的课程、电影、电视谆
谆讨论、专著等等的洗礼。从战後至今，德国政府没完没了地对各种被害者支付赔
偿。而大多数德国人接受这样的观念：他们的赎罪没有尽头。正如一位德国出生的
犹太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ＦＲＩＴＺ  ＳＴＥＲＮ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说得那
样：“历史没有终结，也没有最後的清账，更没有崭新的开始。”

      德国人选择在罪恶感中生活。结果是，德国人如今已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向世
界。这次北约出兵科索沃，德军理直气壮地参与其中。尽管对这次出兵国际上有各
种批评，但没有一个批评者把德国因素作为批评的理由。

      日本如何呢？我一有机会就向碰到的日本人说：家父你十七岁时就在华北参
加了抗日游击队，熬过了恶梦般的八年。可是没有也不能想象一个日本人会对我说
：“家父曾是中国战场上日军的一员。”在日本，你无法期待ＮＡＧＯＲＳＫＩ和
ＦＲＡＮＫ式的对决。偶您碰到老一代日本人因失言而透露出他们战时曾在华效力
时，一旦追问他们当时干了什么，他们一定说当时是在医院工作。我和妻子碰到的
这样的例子已有三四起。似乎当年日本人在中国修了八年医院。唯一的例外，是妻
子在乡下的一个宴会上碰到的一个没文化而又喝多了酒的粗人，当问及他当年在中
国干了什么时，他摆动出一副机枪扫射的架式。答道：“我就哒、哒、哒……”弄
得在坐的其他日本人紧张得脸都白了。

      战後日本的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评价战败彻底失掉自信的日本人时
，说他们精神年龄不过十二岁。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强国，然而日本人的精神年龄似乎仍然一岁未长。当被问及战争问题时，日本人会
象一个干了坏事後被家长追问的孩子一样，蒙上眼睛耍赖说：“没看见，不知道，
不是我干的。”当年教科书上掩饰侵略罪行时的理由之一，是怕孩子看了日本的过
去有罪恶感。结果是，不少日本人出国留学时才开始听外国人给他们讲日本近现代
史。

      日本对过去的罪孽这种不认账、不道歉、不赔偿的政策，伤害的不仅是东亚
诸国的人民，而且是日本的下一代。日本政府已将“国际化”定为二十一世纪的既
定国策。日本的年轻人将不可避免地出入於国际社会。然而，日本的教育制度、大
众传媒和政治氛围，使这些走向世界的年轻人毫无历史意识，对於日本给他国造成
的伤害以及国际上对此的反应毫无认识和心理准备。於是与外国人一接触，就很容
易象我们的朋友典子一样，与人发生冲突，最後陷於孤立。这种孤立感，当然可能
帮助他们反省过去，但更可能在他们心里引起一种反动，觉得举世的人都恨自己，
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是一种你恨我我恨你的关系。於是他们更觉得日本人要抱成团
，与外国人抗争。走向世界的日本人，在外面碰了壁以後，自然会变得仇外，自我
封闭，甚至会象三十年代那样，觉得外国人要吃掉日本，日本必须以攻为守，进行
先发制人的“自卫”。战後，日本的右翼一直要求修改宪法，恢复发动战争的权力
。其代言人之一江藤淳直言不讳地说，日本需要在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威胁时，对他
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说日本战前的历史，是以明治对外开放开始，以恐外
、仇外、自我封闭、自我毁灭而告终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以“国际化”
开始，进而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可能性，也绝非是一种
天方夜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