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所有关心国
事的中国人所无法回避的。如今把毛泽东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公社说成大有深意的制
度创新大概只能引起相声演员的兴趣，於是很多毛主义的辩护士提出一个新的命题
：毛是对抗西方强权的斗士、中国民族利益的伟大捍卫者。因此在一个国际资本和
西方文化的霸权耀武扬威的时代，尤其是在“五·八”炸馆事件之後，毛的幽灵又
不但重新堂而皇之地在既愤懑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部分中国人中游荡，甚至还被用
来反衬当今政治领袖的软弱。所谓“毛泽东时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的感慨就
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毛泽东的名字之所以能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官方媒体一直在
散布一个缺乏历史根据的说法：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使得中国赢得了主权和独
立。换句话说，经过近百年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国直到1949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
家。更形象地说，是从毛泽东1949年10月一日在天安门上那一声吆喝开始，中国神
话般地一夜之间独立了。

      这种说法之所以没有根据，是因为它不符合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

  中国早就独立了
           
      首先，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晚清的改革、革
命，到五四运动和後来的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在抗战中和
西方强国至少在形式上被列为战胜法西斯的主要盟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
力，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阶层、政党、团体和无数政治观点相互歧异的个人为此作出
了牺牲。这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努力，这笔帐决不能记在某一个政党、更不能记在某
一个领袖头上。所谓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和“一唱雄鸡天下白”都
是不过是中共“开天辟地”的政治神话的一部分。        其次，中国的独立不但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在1949年以前就已就完成了。毛泽东给中国带来
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并不是民族独立。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就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中国不但是主要战胜国，加入对日本的受降和清算，而
且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形式和程序上享有和美、苏、英、法相
等的权力。如果说当时中国不是独立国家，那不要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
可能连加入联合国的资格都没有（除非它是英联邦的主要成员或苏联的乌克兰和白
俄罗斯，那是大国妥协的结果）。因此，历史事实是二次大战後中国不但是一个主
权独立的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且具有了只有极少数大国才拥有的影响
国际政治的特权，鸦片战争以来任人欺负的局面到1945年八月结束，而决不是1949
年十月。要是官方的法学家能找到根据说中国1949年以前不独立，那他除非把所有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独立的公认国际标准都统统推翻。中国共产党当然有理由说中国
自它掌权以来社会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说1949年以前中国根本就
不独立，连国家的资格都没有，这未免也太离谱了。          
      当然，说一个国家独立和在形式上与列强之列，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拥有强大
的国际地位，它获得了影响国际政治的特权也并不意味着它能充分利用这种特权，
还要看它自己是否拥有和这种特权相称的实力。不但如此，事实上它很有可能由於
历史的原因仍然在政治和经济上处於某种依附地位。但这和国家不独立完全是性质
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依附性在一个大国主宰或者操纵国际政治
的时代是许多独立国家的命运，例如二次大战後，除了美苏两强，所有其他国家，
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就连英法在内，都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依靠某一方
。
      
      因此以中国当时“依附”於美国来证明中国的不独立是毫无历史常识的说法
。一直到今天，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相对於西方国家不仍然处於劣势和金融、技
术上的依附地位吗？过去用来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很多事例（如外国人和外国资
本在中国的特权），在今天的中国不仍然随处可见吗？中国经济今天对西方的依赖
程度难道是1949年以前可以相比的吗？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如今在国际社会
上唯一有影响力（当然核武器除外）的东西不仍然是那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旧
中国”留给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吗？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中国官方一直在法理上不承认香港和澳门是殖民
地，说它们不过是先被侵占、後根据外交条约租借去的，其主权从来就保持在中国
手上，出让的只是治权。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也正是这个道理使得香港和澳门问题
的解决不受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干预，完全由中国政府和英、葡谈判解决，用
中共自己的话说，叫做“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复杂化”。那麽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港
澳都不算殖民地的话，那麽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又有什麽理由说不独立呢？为什
麽在港澳问题上头脑如此清醒，在对大陆1949年以前独立与否的问题上却如此装糊
涂呢？                         
        
  孤立决不是独立
             
      然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经历的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而先是一边倒，然後是10多年的孤立。一边倒是变相的殖民地化，而孤立更不是独
立。孤立给民族带来的损害也决不亚於殖民地。中国人民不但没有理由感谢毛泽东
给他们带来的“独立”，反而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究竟
有没有理由和权力剥夺一个民族对外全面交往的权利？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有助於认清这个问题。国民党时期中国虽然在国际体系中
倾向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但毕竟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和正常的外交关系，中
国能够同时参考两种社会体系的长短处，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独立国家保持正常的往
来，政府并不能控制民间的对外交往。中国人要出国在政府这一方面不存在什麽障
碍，连中共的许多外交和技术干部都是在这种和外界自由交流的情况下出国深造的
。那些为中国後来国防科技立下大功的科学家，不都是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下在美国
和西方学习的吗？因此，1949年以前，中国对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中国也是开放
的。我们今天不但应该看到这种开放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更要认识到一个常识：
对世界开放是一个独立民族的基本权利，它决不是某个党派恩赐的，也不可以被它
任意剥夺。              
  
      但从1949年开始，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但如此，国内的各种
制度，甚至建筑式样都全盘照搬苏联。那些振振有词批判全盘西化的人大概忘记了
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全盘西化，倒是被实实在在地全盘苏化过。 全盘苏化的直接後果
是：中国被剥夺了和至少在经济和技术的意义上代表世界先进潮流的西方社会正常
交流的机会。虽然外交史专家们可能会争论说当时中共和美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愿望
，是冷战的大环境使得这种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但笔者相信，凡是认真读过毛泽
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人，凡是承认中共的革命就是不断地
激进化，直到和世界革命的老大哥都闹得你死我活的人，都会怀疑毛泽东是一个有
诚意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全面打交道的人。就笔者而言，外交史上零零
碎碎的接触并不能改变对以毛泽东的意志为主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质的判断：
这个政治运动一旦掌权，就不可能是一个愿意和西方发展关系的政权。          
   
     
      全盘苏化的更深远的後果是：中国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下建立起了一套不但妨
碍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和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说判断一个
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殖民地的标准之一，是看它是否抛弃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制度
特点，照搬外国模式的话，那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大跃进以前，即毛泽东“探
索”自己的道路之前）倒不折不扣是苏联的殖民地。               
     
      50年代的一边倒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後果是显而易见的，但那毕竟还算是有一
扇窗口，我们还算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然而我们今天从披露的史料中
知道，其实毛泽东很早就对这唯一的窗口也表示不满了。於是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
中期（70年代早期中美恢复接触并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仅仅是政府间战略利
益的需要），中国人完全被毛泽东关在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里，相互之间整得
死去活来，和外界完全隔绝，最严重时连象征性的对外使节都撤了回来。        
    
     
      也许有人会说：50和60年代，中国不是和一些西方国家，如英法等，有不同
程度的外交关系吗？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完全受政府控制的、人员不能自由来往的
、文化交流处於极其有限状态的“外交关系”和自由开放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完全
不是一回事。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完全受政府控制的”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已经认
识到1949年以後，中国民间社会被剥夺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但也许很多人还没有意
识到在同样的程度上，政府垄断了这个社会对外交往的所有机会，除了政府的外交
、外贸部门，和所谓“对外友协”，中国人作为个人没有任何渠道和外界取得联系
，甚至和国外的亲友通信联系都必须通过政府有关部门，收听外国广播可以导致下
狱，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不知道“护照”是什麽东西，他们连在国内自由迁徙的
权利都没有，遑论出国？这些都说明所谓外交关系的存在对於这个社会中的绝大多
数人来说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我们难道能把这段历史骄傲地称作独立吗？任何神经正常的人会认为它是独
立吗？对外开放是一个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 。请思考这样一个常识：一个离群索居
、拒绝与外界交往的人，人们能认为这是一种“人格独立”的表现吗？人格的独立
只存在於和社会以及他人充分交往中，只有生活在群体中才成其为人。这就是为什
麽鲁宾逊也要有个星期五作伴的道理。被长期关在铁盒子里、剥夺了对外交往权的
人谈不到什麽人格的独立。同理，国家的独立也表现在这个国家是国际社会一分子
，它的角色、特点和自主性——一句话，所有体现其主权的东西——都必须在与国
际社会的交流中才能产生并得到承认。

      如果父母亲出於自己的好恶或者利益，把子女终日关在家里不准许外出或者
上学，显然会被送上法庭并被剥夺监护和教育子女的权力，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
有和外界交流并在这种交流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这是一个公认
的人权。父母亲决不能以家庭以外有种种不安全或坏人为理由拒绝让子女走向社会
。

      如果连血亲关系都不足能构成把子女关在家中，禁止对外交往的理由或权威
，那么一个执政党及其领袖又有什么资格封闭国家呢？如果这种封闭发生了，并导
致了严重的後果，——这个民族不但在这种封闭中受尽自我摧残，而且在经济和技
术上更为落後，还形成最畸型的对外心理，严重影响到以後我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
——这个民族即使可以大度到不再追究执政党及其领袖把自己弄得如果畸形的责任
，也总不至於再去赞美那段被关在铁盒子里，相互之间往死里整的年代，并把它的
毛病看成是珍贵的“独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