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二十世纪四处可见的流亡知识分子，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精神家
族而感到自豪：阿那克萨哥拉[1]、恩培多克勒[2]、奥维德[3]、但丁、奥卡姆[4]
、霍布士[5]、肖邦、密凯基维茨[6]、赫尔岑和雨果。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当
代流亡者实际上是逃亡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亡者。他们通常并非被驱逐或被
司法机关禁止回国，而是为了避免遭受政治迫害、坐牢、死刑，或者甚至只是为了
逃避新闻审查而逃离自己的祖国。

      这一差异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影响。许多逃离专制制度的自愿流亡者，虽然已
经摆脱其友人或者其祖国人民日常经受的那种危险和被剥夺的命运，却无法摆脱某
种窘迫感。然而，某种含混不清的状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在被迫流亡与自
我流放之间划出一道迅速而明确的界限。不难想见，如果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7
]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或者夏加尔[8]留在苏联统治下的维帖布斯克[9]，他们
将一事无成。另一方面，居住在苏联或者波兰的许多人，统治者愿意把他们送到外
国，他们却宁可坐牢、受迫害或者过悲惨生活，坚决拒绝离开自己的祖国。谁能说
他们不对？索尔尼仁琴和布科夫斯基(Bukovsky)被迫戴上手铐赶出自己的祖国，从
而走上苏联十月革命後不久被禁止回国的两百多名俄国著名知识分子走过的悲惨道
路。波兰政府向许多波兰团结工会领袖提供以移民换取自由的机会，但他们拒绝了
，有些人再次坐牢，其他人可能不久也会入狱。米兰·昆德拉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
，米洛兹[10]离开了波兰，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了现代文学名著。哈维尔留在自
己的祖国，希尔伯特(Herbert)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感激所有这些人。《浮士德》和
纳博科夫[11]的小说，以及康拉德[12]、尤内斯库[13]、柯斯特勒[14]的作品，是
移民结出的硕果。但《古拉格群岛》却不可能产生於流亡。因而，不可能制定出统
一的标准来判别在什么条件下自我流放──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是一种更为可取
的选择。

      我们一提到某位“流亡知识分子”，於是就自然而然地假定他是以某种方式
从专制统治下逃亡，并且认为，在某些重要方面，流亡，即使是被迫的流亡，也比
其他的选择更为可取。俄国由於幅员辽阔，存在一种独特的国内流放制度，它使被
流放者处於双重最恶劣的境地，既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又和过去一样经受着同一压
迫制度的统治。当然，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存在着悲惨程度的差别，我们可以
比较一下普希金在克里米亚和奥德萨的流放，和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城的流放。流亡
的优点──获得自由，和缺点──被驱逐、离开祖国、在外国会遇到难以解决的语
言障碍等等，都是一目了然的。但下述问题就不太容易找到明显的答案，流亡究竟
是一恶劣程度较小的坏事，还是使流亡者获得了留在本土的居民闻所未闻的优越条
件。

      我们也许可以在最富有经验和最出类拔萃的流亡者──犹太人的风云变幻的
命运中寻找答案。犹太人要居住在犹太人区，通过一种由复杂仪式和禁忌所组成的
难以穿透的躯壳来保护自己的身份(或许正是他们的复杂律法使他们得以生存，一个
虔诚的犹太人不可能生存於异教徒中却遵守犹太人的所有习俗，这些习俗迫使犹太
人居住一起，保护自己不受基督教环境的同化)，他们中间就可能产生杰出的《塔木
德经》[15]研究者和犹太教领袖。他们
的文化世界是自给自足的。在地理上，他们是长期生活在异乡的侨民，但他们在犹
太人区内却绝非外人。他们顽强地保持自己内心中的庇护所，念念不忘想象中的失
去的祖国，在某种程度上对异教徒的文化世界无动於衷。对於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哈
西德派[16]教徒而言，无论居住在华沙、上海，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文化方面
都没有什么区别。他随身携带着信仰的宝藏，而保护这种信仰就足以维持其精神生
命。一旦包围犹太人区的墙壁随著所谓的解放(“解放”这一带有价值观念的词汇具
有双重意义)而崩塌，犹太人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步伐侵入欧洲的精神世界。
其中有些人，如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成为现实世界的征服者，成千上万
犹太人成为文明世界各个领域──科学、艺术、人文学科、政治学等──的精英。
他们似乎是从集体流亡状态中再度流亡，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流亡者。无论他们多么
努力，他们并不能(至少对於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完全丧失其原来身份而被完全同化
。他们仍然被本土居民视为外来者。或许正是由於这种不明确的地位，这了缺乏明
确身份的状态，使他们比那些满足於继承而来的自然归属感的人看到更多的东西，
提出更多的疑问。甚至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造成犹太人辉煌成就的原因，恰
恰就是反犹太主义(只要不是以毒气室表现出来的那种反犹太主义)，这是因为本地
人(无论是法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或者德国人)堵死了犹太人达到道德上和知识
上安全地位的通路，从而使犹太人处於一种旁观者的优越地位。

      所周知，旁观者的地位无疑提供了获取知识的优越性。游客往往能看到当地
人看不到的事物，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变成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份(人们不由得想
起在美国的一位游客托克维尔[17])。对於圣经的子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
，流亡当然是人类难以逃避的正常命运。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所有宗教的核心，所
有真正的宗教体验的核心，都存在某种方式的流亡神秘。宗教教义里蕴藏的最基本
信息是，我们的家园在别处。然而，我们知道，对於这种信息，至少存在两种截然
不同的解释。一是蔑视现实世界，最终蔑视人类自己的生命，因为现实世界和真实
生命能产生悲惨和苦难，这是佛教教义经常主张的观点。另一种解释是，在通往上
帝的道路上，流亡为人类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更多机会。这种解释流行於犹太教-基督
教文明的主流之中。在基督教历史上，完全蔑视物质，蔑视生命，蔑视尘世价值观
，是一种边缘现象。基督教关於生活的核心观念可以总结如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自己生活在流亡之中，所有暂时的好处和目标，都必然是相对的和从属的，它们依
然是真实的，我们的天生职责是利用他们，大自然是我们要去征服而不是被否定的
对象。

      假设神学家没有说错，我们在伊甸园的祖先，即使他们抵抗住诱惑，无忧无
虑，不知善恶，他们也会学会肉体性爱的知识，繁衍出後代。尽管如此，他们永远
不会产生出我们所知的那种人类—一具有创造性的人类。正是原罪和随後的流亡，
包括其中包含的苦难和风险，使他们与安全的天国分离，让他们经受罪恶、危险、
战争和苦难，从而奠定了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创造性来源於不安全感，来源於某
种流亡，来源於无家可归的体验。

      哲学可以完全否认人类流亡的事实，或者象基督徒那样隐瞒这一事实，经验
主义、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信徒就经常这样做。哲学也可以承认这一
事实，指出一条回到人类与上帝和谐相处的道路，这是黑格尔的办法。或者它承认
这一事实，但否认我们的处境可以改变，迫使我们永无休止地缅怀从未存在过的天
堂。本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最成功地表达这一悲观的观念，从而暴露出启蒙运动的
苦涩果实。

      基督教关於首次流亡的说法可以扩展并应用於第二次流亡，即从流亡中再次
流亡，及其第三次流亡和第四次流亡。例如，斯宾诺莎可说是经历了四次流亡。上
帝把犹太人从伊甸园中赶到巴勒斯坦，他们又从巴勒斯坦流亡到葡萄牙，再被葡萄
牙人驱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从那种的犹太人社区中流亡出来。任何流亡
既可以当作一种不幸，也可以看成是一了挑战。它可以仅仅成为沮丧和悲哀的理由
，也可以成为困苦的激励自己的源泉。我们可以把学习外语看成是一件不得已而为
之的事，也可以竭力去发现其中所蕴藏的独特的、不可翻译的语言学宝藏，这一宝
藏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交际能力，而且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外来者观
念与本地人观念的对照之中，获得一种精神困苦，而这种困苦往往具有创造力而且
相互有益的。在整个近代史上，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专门研究过
欧洲史上各种形式的流亡──无论集个人的或是体的流亡──的文化功能。然而，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如此众多的由於宗教或政治原因造成的流亡和自我流亡，没有
这些流亡者和难民，欧洲的知识成就和艺术成就将会和现在大不一样。例如，英国
和荷兰的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十六世纪下半叶在当时很宽容的波兰寻找庇护
的意大利基督教极端分子和一位论派基督教徒(Unitarians)，十七世纪下半昆的西
欧的波兰一位论派基督教徒，早期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伊比利亚半岛被驱逐的犹
太人，以及来自共产党统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难民。所有这些人，在他们偶尔才
会得到带有怀疑心理的欢迎的状况下，对於其居留国的文明作出了贡献，有时甚至
是巨大的贡献。来自第三帝国的难民对於美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说
这是一种邪恶的影响，但谁知道最终结果如何呢？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必须承认的一项简单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难民
的时代，移民的时代，流浪者的时代，游牧民族的时代。这些流亡者横穿大陆，用
对自己家园的记忆来温暖自己的灵魂，无论它是精神的家园还是民族的家园，神圣
的家园还是地理的家园，真实的家园还是想象中的家园。彻底的无家可归令人难以
忍受，它会变成与人类存在的完全隔离。但彻底的世界主义是可能的吗？拉尔修斯
[18]写道，有人问阿那克萨哥拉是否关心自己的祖国，他指着天空回答说，他不是
非常关心自己的祖国。今天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说法，否认他们对自己原来的祖国存
在着偏心的忠诚或特殊的兴趣。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

    除了那些逃离专制统治，或者被驱逐出自己国土的人以外，还有一些国家的人
民，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地。虽然他们具有本国公民身份，由於祖国受到外国控
制，从而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这就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人民现在的命运(我们希望
这仅仅是暂时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尽管宣称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却感觉到自己所
在的国家并不是自己的祖国。国家与人民所守护的祖国之间发生分离，使这些人民
处於一种半流亡状态的模糊地位。这些使人民丧失主人地位的国家，根据其实际政
治需要来歪曲或者虚构集体记忆，剥夺处於被统治地位的人民的集体记忆。而集体
记忆的最终目标就是祖国。欧洲的一半已经这样被消除了，欧洲的另外一半呢，难
道全世界人民都将处於那种在自己祖国内的半流亡状态吗，难道上帝以某种残酷的
方式提醒我们，流亡是人类的永久命运吗？即使上帝应该这样做，这也不失为一种
冷酷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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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las，前500?-前428)，希个哲学家，曾因坚持自己
的学说而坐牢，後来移居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
      [2]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490?-前430)，希腊哲学家，政治家，诗人。

      [3]奥维德(Ovid，前43-公元17?)，罗马诗人，曾被放逐到托米城。
      [4]奥卡姆(Occam，1285，-1349，)，英国哲学家和经院神学家，曾因反对教
皇而被软禁四年和开除教籍，後逃亡到幕尼黑。
      [5]密凯维茨(1798-1855)，波兰爱国主义诗人。
      [6]霍布士(Hobbes)(1588-1679)，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因反对国会而在
巴黎流亡十一年。
      [7]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
学奖，1933年被迫流亡国外，後加入美国籍。
      [8]夏加尔(Chagall)(1887-1985)，俄国犹太画家，後移居法国。
      [9]维帖布斯克(Vitebsk)，白俄罗斯一城市。
      [10]米洛兹(Czeslaw Milosz，1911-)波兰诗人、作家、翻译家，1961年移居
美国，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1]纳巴科夫(Nabokov)(1899-1977)，俄裔美国小说家，著有《洛莉塔》等
。
      [12]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
      [13]尤内斯库(Ionesco，1909-1994)，罗马尼亚出生的法国戏剧家，荒诞派
创始人，1922年回到罗马尼亚，1939年又返回法国。
      [14]柯斯特勒(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
      [15]《塔木德经》(Talmud)，犹太教的仅次於圣经的重要经典。
      [16]哈西德派(Hassid)，十八世纪兴起於波兰的一个犹太教教派。
      [17]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家，历史学
家。
      [18]拉尔修斯(Diogenes Laertius，公元三世纪，)希腊历史学家。
      (原载1985年10月11日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曹世华译。注释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