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宪法》一书自序


      时光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又到了纪念“六四”十一周年的日子。为了编书，
最近翻阅了去年写的那篇《六四十年祭》，就好象是昨天才写就的。提到“六四”
，有些人会大皱眉头，心中老大不快，恨不得让“六四”事件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
消失掉。然而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它给中国造成的创伤，确实太深重了，它直
接或间接改变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凡是过来人都还会记得从八十年代以来直到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国内政治上的大好形势。尽管邓小平那时为贯彻其“经济放开
、政治收紧”或说“经济反左、政治反右”的方针，多次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斗争（１９８７年春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当年夏天王若水
、吴祖光、苏绍智、张显扬四人又受到整肃，但由於赵紫阳当时对邓的指示执行不
力，笔者与其他几位同道那次侥幸暂时成了漏网之鱼），然而广大知识分子意气风
发，奋起要求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於是１９８９年春连
续发动三次大规模集体签名上书中央的活动，“布拉格之春”那样的局面在北京出
现了。然而好景不长，“六四”的枪声扭转了整个局势。中国重又出现一片肃杀、
万籁俱寂的场景，又回到一个“无声的中国”。
      
      做为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其最大的本领不过是通过发言和写作提出个
人的见解，以其一得之愚，一孔之见服务於社会，贡献给国人。如果嘴巴被封住手
中的笔被夺走，那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废物。过去，尽管受
到批判、警告甚至罢官处分，但总还有投稿发表文章的地方，而在“六四”以後，
竟连这样的自由空间也被压缩，几乎不再存在了。一年半的牢狱之灾过後回到家中
，就看到友人拿来的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禁止各书刊发表文章作品的作者黑
名单，本人大名赫然在上，果然在劫难逃，未能幸免。接着获知原来协议分别由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部书稿《权力与污染》和《谈风集》都
已经排出清样，即将付印，“六四”以後被迫拆版，胎死腹中。有的文艺界出版界
朋友邀写杂文，改用牛布衣、吴澄、呆公等笔名在刊物上发表。由於避忌甚多，动
辄得昝，根本不能畅所欲言。１９９２年《未来与发展》编者邀请许良英兄和笔者
各写一篇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文，在第五期发表後该刊竟遭到停刊处分，虽然这
篇文章在笔者所有论文中可说是最平和的。这样一来，本人发出的一切声音几乎都
被封杀。在香港报利上发表文章也一再受到告诫和威胁。与此同时，国内一切书刊
报章上无不充斥着大量谎言，除了向当权者歌功颂德，就是宣传歌舞升平，“到处
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假大空”，似乎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著名
经济学家王亚南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巴，一种是骗子，我看
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可悲的现实是你即使已经从牢狱中获
释出来，但只不过脱离了一个小监狱，又回到一座大监狱而已，因为整个大陆中国
就象一座大监牢，同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其《一九八四年》一书中所写的由那个“老
大哥”统治的国家没什么两样！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首先是发表意见的权利
，只有选择暂时去国出走这一条路了。而这又谈何容易。在三年中连续申请十多次
遭到一再拒绝後，终於获准在１９９４年５月告别亲人来到美国，一踏上北美大地
，马上耳边似乎响起了一首熟悉的歌声：“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
地呼吸！”这首歌即《祖国进行曲》，是１９４７年在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学俄语时
学会的，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现实世界上，这个让人们可以自由呼吸的国家，既
不是当时的苏联，更不是自己的祖国－－中国，而只能是美国。杰弗逊、麦迪逊、
林肯等人的美国，作为民主宪政发源地的美国。

      “鲁连蹈海羞秦帝，王粲登楼托楚天”，有趣的是先父董鲁安（于力）在抗
日战争中写下的这两句诗恰好成为他的小儿子今日的写照。秦被称为虎狼王国，毛
泽东不是曾以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自居，并且认为他的功业还远在秦始皇之上的吗？
“鲁仲连义不帝秦”，在上小学时语文课本中读过的，王粲那篇著名的《登楼赋》
也是在那时读过的，“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似乎是说外州虽好，
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乡土，然而，这又有何妨害呢？记得什么人说过：哪里有自由，
那里便是我的国家！匈牙利诗人彼兑裴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
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由於鲁迅的引述而在中土几乎家喻户晓。为了自由，生命
和爱情都可以抛弃，那么国家更不在话下了。其实，我们的去国，还不是为了更好
地做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情。当年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爱国
主义者，这些志士仁人不也都是为此而流亡海外的吗？

      来到美国已经五年有半、先後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凤凰城的阿利桑那大学以及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
，继续从事宪法学，特别是比较宪法学的研究，人权与宪政是这五年半的两大主要
课题。其针对性是很清楚的，即希望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所助益。收入这本《人
权与宪政》里的约两百篇长短不一的论文中，只有几篇是在来美之前所写（以《各
国宪法保障制度和监督机构比较研究》写於１９８８年３月，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
《比较宪法》上发表。前曾收入入《权力与法律》书稿而未能出版。由於这篇东西
现在仍有较大参考价值，现重新收入本书）。其他绝大部分论文均写於来美後这五
年时间，并曾在美国或香港刊物上发表，现在分为五大部分编入本书，并将《访问
记》三篇做为附录，以便读者对本人的观点和主张有更多的了解。

      最後，本书的出版得到由杨建利博士任会长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
热心赞助，并蒙黎安友、苏绍智两位教授撰写序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人才疏
学浅，书中错误、不足之处可能不少，尚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以批评、指教
。

      二０００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