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于浩成《人权与宪法》一书写的序言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浩成兄和我相识甚久，但真正成为莫逆之交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後。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中共的倒行逆施促使我们反思，我们深感毛泽东及其
极左路线固然是罪魁祸首，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在工作中、写作中、讲演中没有能
够树立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唯党的意志是从，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
认为应该对此吸取教训，要坚持真理，坚持独立思考，拒绝盲目服从，即使触犯当
权者也不畏缩，这样才具有独立的人格。当时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反思
和决心。因此，文革以後，在体制内出现并兴起了自由民主派，以反对专制主义，
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为共识。我和浩成兄是在这种共识中走到一起，日益相知的
。在文革以后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我们多次被点名批判。我
们拒绝检讨，谁也没有放弃原则，是以引为知己。

      浩成兄是一位法学家，有创新和批判的品格和精神，对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
，擅长从法律和法理的角度批判中共当局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反民主的思想体系。
他撰文阐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要义以及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的必要，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和启示性。深为中共当局所忌。他的文章多次被批判和禁止发表，他
的书数次付梓却未能出版。

      八九民运，浩成被非法投入监狱达一年半之久，出狱後继续被禁止发表文章
和讲话。“于浩成”三字不得见诸出版物。

      一九九四年，浩成兄摆脱专制主义的桎梏，来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世界
，思如泉涌，写作不辍。今天，他的文章得以结集出版，我深信不仅流传海外，也
必须将远播国内，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０００年九月於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