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台湾大选引起举世瞩目、台海形势风云突变之际，我找了几本与台湾有
关的书来看，感到其中有两本书很有意思，作者分别从台湾、海外的立场和大陆学
者的观点，开启了人们观察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历史视野，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
一、《发现台湾》
台湾著名的《天下》杂志，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候曾经出版了《发现台湾16
20——1945》的特刊，以後又应读者的要求出版了单行本。这段台湾三百年的历史
在书中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大陆汉族开始向台湾移民到鸦片战争；第
二阶段是从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後到甲午战争“割开台海两岸”；第三是
阶段是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五十年。三百年前，台湾用今天的话讲已经开始了“
转口贸易”；一百五十年前，台湾已经赢得了多项“世界第一”；一百年前，台湾
已经成为中国最进步的地方。该书以“追寻台湾三百年政经发展史为经，探讨国家
现代化的条件为纬”，帮助读者重拾台湾的记忆。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为该书写了题为“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的序言，
他指出，从中国史更长远的角度去看，三百多年来台湾一直扮演着海洋中国的尖端
角色。他并举例指出，台湾的发展史并不仅仅从十七世纪初才开始，其中有些因素
甚至必须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汉末从内陆向延海移民此起彼伏，经济发展
到明朝出现了公开鼓吹海外贸易的情形，直至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建立了海上政权
。“我们必须从十六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那股巨大的动力中去认识当时中国人‘
发现台湾’的历史意义。”由於满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带着更浓厚的内陆倾向，海
洋中国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政治阻挠。历史有时是非常奇诡的，
近三、四百年来，中国内陆取向的政权虽然千方百计阻挠着海洋中国的成长，但传
统的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却是中国人海外发展的主
要的精神凭藉。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出现和成长以及台湾的移民史都提供了生动的见
证。脱离了内陆的政治羁绊，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得更
为畅快。
虽然该书叙事到1945年止，但余英时认为，台湾真正成为海洋中国的尖端则
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内陆取向的大陆政权再也没有力量阻止海洋中国的前进步
伐了。不但如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海洋中国的尖端已大有助於扭转内陆政权的
原有取向；八十年代以後，中国大陆也不得不转变为海洋取向了。”三百多年来台
湾发展的实践证明，文化和经济的力量是比较长久而深刻的，而政治的力量是比较
短暂和浮浅的。
台湾总统李登辉读了该书以後说，“生活在台湾的人，不能不知道台湾的历
史。”台湾闻人林怀民称“这部笔调温暖的台湾史，翔实如新闻，婉转如小说，是
各级学校必备的教科书。”大陆流亡作家苏晓康则评论该书，“以从未有过的独特
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
该书的主编殷凡表示，河流有方向，就因为它有源头；知道自己从那里来，
才晓得要往那里去。了解历史，并不是要背负过去，而是为了向前走时，能够无後
顾之忧，可以走得更踏实，更坦然。我们的祖先一直处於身不由己的漩涡里，我们
这一代－－在台湾的中国人，虽然无法选择过去，却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是我
们的幸运。《发现台湾》只是一个尝试“打开历史，走出未来”的初步探索。
二、《统一与分裂》
最近在因特网的“春夏自由评论”上读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是中国大陆
的上海历史学家葛剑雄在一九九一年撰写的《统一与分裂》。作者对《三国演义》
有一段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极深。但也有疑问：从秦朝到清
朝这二千年间，虽然确实时分时合，但未必都是分合的循环：至於分了多久才能合
，合了多久又要分，就更难说了。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
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国至迟在商代已经建
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１６世纪。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
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
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
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１８世纪中叶形成
了中国的极盛疆域。原苏联的领土是２２４０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
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後才最终形成。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於中国
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因此，
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
作者设问：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
包袱？在第一章“昔日的天下观”，作者对一些约定俗成、广泛流行的观念提出了
质疑。对“如果只有中文”、“长城的价值”、“炎黄子孙”等等，提出了批判或
表达了独到的见解。第二章“分与合”，探讨了“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的扩
大和变化、分合大势等，作者提出，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
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
，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
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後期等。 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二二一年至清亡的一
九一一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
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公元前８４１年）
算起，前者约占百分之三，後者约占百分之三十五。
为什么以上计算出来的统一时间要比传统的说法短得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对统一的解释标准不同，或者说对统一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第三章作者分析确
定了“分合的标准”。“由於中原地区长期处於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所以占
有中原地区的政权一般都具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比较先进的文明，对周边的政权和
民族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政权学习中原的文化、技艺，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
度，甚至完全接受汉族文化，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政权就是中
原王朝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国家就被中原王朝统一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於日本、朝鲜、越南三国。
作者在“赫赫武功与统一”一节中提到，“《隋书．炀帝纪》记载了大业六
年（６１０年）击流求（台湾）的具体成果是“献俘七千余口”；而同书的《东夷
传》所说仅“掳其男子数千人”。这些史料只能证明当时的大陆政权还没有统治到
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也了解甚少，所以才会贸然出兵，去干那种掳掠人口的蠢
事。
至於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
的政权变成几个，或原来属於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
从来就存在的、不属於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但是，无论是中
国的地域概念，还是中原王朝的疆域，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大的，但不同时期有不同
的变化，这些变化就不是用统一和分裂这样简单而绝对的划分所能归纳的。他列举
了“合中之分”、“分中之合”、“分中之分”等分裂的形式。他认为“每一个政
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与其他地区、
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就没有从属於
某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
他以台湾为例，引证考古文献，提出早在三国时期“台湾的土著民族已经建
立了自己的政权，有了初期的国家形式。”只是由於以後的有关记载过於简略，当
地民族又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对岛上地方政权的发展过程还无法了解。他还对
有人以明朝时曾在福建同安县设立澎湖巡检司，便认为这是大陆政权管辖台湾的开
始提出了异议，“这显然是出於单纯的推理”。
以作者在书中确立的分合标准，我们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共识： 公元前２２１
年以前，中国处於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秦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
、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此後有九百多年的时间
，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
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１７５９年实现的，持
续了８１年。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於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於统一
时间，元朝以後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昔日的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
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
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
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消
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作者身居大陆，能够如此理性的讨论这一涉及国家结构与体制的重大敏感问
题，实在罕见，尤其在北京发动对台湾的新一波威吓以後，再来读这本书，就更感
到特别清新。如该书作者所言“尽管我们讨论的是昔日的天下，但面向的无疑是未
来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