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人永远和贫民百姓心连心 ——纪念五一劳动节 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政治评论员 “下岗“是中国官方对失业现象的忸怩说法。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失业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社会主义本质上与失业无缘。按照这种思维惯性，文 革后一段时期的大批知青回城造成的失业高峰叫“待业“；近年来国企改革、减员 、破产造成的更大规模的失业浪潮叫“下岗“。不管叫什麽，按经济学的“失业“ 定义，这些“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并在寻找工作“的人口的大量增加却是不争的 事实。 如果说当年知青的失业是由文革造成的，中国今天更大规模的失业又是怎样 造成的呢？从体制上看，多年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在充分就业的表象 下掩盖着国企效益低下和“隐蔽性失业“的严重隐患；从政策上看，１９９４年上 半年，中国官方无视已高涨的通涨现实，贸然成倍提高人浮于事的事业单位和各级 官员的工资，使“单位劳动成本“急剧增加，“核心通涨“在短时期内迅速攀升， 造成令国人震惊的恶性通涨。在随后不得不采取的治理通涨的严厉紧缩政策的挤压 下，由高利率造成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大幅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导致随后 几年出现国企大面积亏损乃至全行业亏损。在国家财政再也“兜不住“的情况下， 只有让大批工人失业来承担这一损失和痛苦，“隐蔽性失业“就这样从国企被挤出 ，形成大规模的“失业洪水“。 近年来，通涨是下来了－－所谓“经济软着陆“成功－－但失业率却不可遏 止地上去了，这能说是“宏观经济向好“吗？由于大规模失业人口的警示效应，极 大地遏制了在职人员和广大民众的消费冲动，人们对社会前景普遍的恐慌、不安使 银行储蓄居高不下，通货紧缩日甚一日，眼下，中国政府又在为治理持续的通缩而 焦虑、忧愁了。 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失业，也不赞成政客式的蛊惑人心的“消灭失业“的口 号，相反，我们承认只要搞市场经济，自然失业率就不会为零。特别是处于大变革 时期的中国，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都在所难免。处理大批效益低 下、人浮于事的国企也必须有一部分人失业或下岗、转岗，否则就不能使中国经济 摆脱困境，直面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挑战。 但如果我是工人，我会问：过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按理说国有财产 有我一份，我还有一份低收入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尽管作为“主人“我对公有财产 没有丝毫的支配权。而如今，突然间我变得一无所有，被抛向社会，成为真正的无 产者，这公平吗？这灾难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前几十年政策错误造成的恶果是否都 应由我们来承担？难道这就是我们为国企“无私奉献“了多年甚至一辈子后所应得 到的回报吗？我们过去的付出和现在所受的痛苦应该得到什麽样的补偿？只让我们 下岗，靠我们养活的大批政府冗员为什麽不下岗？我们下岗后没有任何补偿，他们 下岗后为什麽还有保留物质待遇、安排工作和学习进修的机会？医疗、养老等必要 的社会保障系统在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为“配套改革“的思路早已提出，为什 麽一拖十几年，到现在还没有眉目？现在，作为也有我们一份的国有资产每天都在 大量流失，流入贪官、私人和特权阶层的腰包，而我们却分文无获，这种变相的剥 夺和狡诈的财富再分配合理吗？为什麽不能更公平、公正、公开地“瓜分“国有财 产，使所有国人都受益？为什麽不能在更公平的起点上开始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竞 争？……？ 如果我是农民，我会问：我最关切的土地制度什麽时候能变得更亲近、更合 理？文革前的“人民公社“制度不过是类似于“春秋“前“井田制“的准奴隶制度 ，它的废除曾使我们欢欣鼓舞，并激发起极大的劳动热情，而现在所实行的土地制 度即便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也不过是一种“永佃制“，我们农民仍然没有自己的土地 ，我们手中的土地仍然可以随时、随意地被收回、转包或强制买掉，“无恒产则无 恒心“，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坚实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怎么敢向土地倾注全身 心的爱和投入全部财富、血汗？我们为什麽不能合法地拥有自己的土地？我们什麽 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土地？同时，随着社会的深刻转型，我们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驱 赶到城市，同样是人，为什麽我们就必须低人一等地去干最脏、最累、最低下、最 危险的工作，为什麽很多城市堂而皇之地颁布各种规定，限制我们的工作性质、范 围，职业选择，不允许我们享受市场的公平竞争条件，每年我们还要定期被审查、 敲诈和到处被驱赶；同样是人，为什麽我们的配偶和子女在择业、待遇、住房、入 学、医疗、交通……等政治、经济的许多方面要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为什麽没 有高层领导关心我们的底层状况？工人的失业还有人谈论，为什麽我们的失业竟没 人过问，甚至被社会漠视、遗忘……？如果我是知识分子，我会问：什麽时候我能 自由地在没有恐惧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讨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什麽时候我才 能享受到真正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及基本人权？虽然“６。４“以后“脑体倒挂“的 荒唐局面已有改变，知识分子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了提高，但我们的心情仍不舒 畅，我们看到的严重的贪污、受贿、渎职和社会腐败既不能公开议论，也不能表达 自己的愤慨，对于重大和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公开、坦率地发表自己的 批评性意见，对于上级领导和国家领导的错误我们不能有安全感地提出指责和质询 ，轻则我们怕被“穿小鞋“，被点名，被整治，被处分、开除，失去工作和住房、 职称一类的待遇；重则被“监视居住“、传讯、拘留甚至判刑。我们什麽时候才能 在解决了生存权的前提下享有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自由说话的权利，表达自己政治 意愿的权力和“免于恐惧“，不担心因言论、信仰而失业或受迫害的权利？……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共产党的政策屡屡失误和党内的腐败严重，在城市总就 业人口中，现今约有20%的劳动者已从名目繁多的失业代名词中，彻底沦为了无业人 员。而这个社会群体在官方的眼里，是一分钱的福利都不应该享受的，他们的悲惨 处境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同情。 总之，失业问题在中国已变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失业问题的合理 解决除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有几百年市场经济传统的先进国家的经济调节手段外， 在中国还是涉及到根本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深刻社会问题，不对这一问题作公开 、全面、彻底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讨论和会诊就不能找出真正的病因并开出有针对 性的良方，而不放开言禁和党禁就不能形成各个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有代表性的政 治人物集中各派意见和利益参加的热烈讨论，也不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 中国的失业问题和更广泛深刻的社会问题也就不可能合理解决，中国社会就始终存 在巨大的不安定隐患，这是威胁全社会每一个人的达摩克利斯剑，不管你是富人还 是穷人，上层还是下层，在岗的还是失业的，一旦问题以激烈的形式爆发，灾难谁 也无法幸免。这就是我们关注和讨论此问题的动因。 (200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