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巴黎的流亡中国作家高行健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该奖设
立百年来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作家。身为华人,与有荣焉,我们谨向高行健先生致以
热烈的祝贺。
早几天,一些报刊和网站又有人猜测今年奖落谁家,有人估计会是中国人
,其中提到现居海外的北岛、杨炼、虹影和大陆的苏童、莫言,结果却是他们未曾
提及的高行健中选。不过,这种出人意外的情况在诺奖评选史上并不罕见。
可能许多人对高行健的名字感到陌生,我想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因为中
共当局的文化专制(高行健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海外出版的,在大陆则遭到禁止)。二
是因为高行健的作品相当“阳春白雪”,一般人不大读得进去。再加上在海外,严
肃的文学评论势单力薄,对读书界影响甚微。其实,高行健的文学成就在同行圈内
早获肯定。
诺贝尔文学奖一向有较多争议,这主要和文学不是单一标准与缺少硬尺度
有关——在这一点上,它显然不如奥运会的奖牌来得分明。这次高行健获奖,看来
也免不了争议,特别是在中国人、中国文学界中间。我们知道,许多中国人都对诺
贝尔奖十分重视,有不少作家都以为自己最具获奖资格(这倒不奇怪,“文章是自己
的好”嘛)。倘若就事论事,我认为有争议实属正常。本来,文学奖奖的是文学,但
是在当今中国的情况下,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超出文学之外。我这里关心的正是这
後一方面。
偏偏是一位流亡作家成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这事无疑令中
共当局老大不高兴。当局会如何应对呢?不理睬吗?恐怕不行,因为这条讯息是封锁
不住的,它势必会很快地传播开去,成为国人谈论的热门话题,所以当局不能不公
开表态,无非是下令禁止出版高行健的作品,同时开展革命大批判,攻击作家“背
弃祖国”,贬低作家获奖作品的文学价值,指责诺奖评选委员会是出於“政治理由
”授奖,居心叵测,如此而已。
我手边正好有一本中国作家研讨会文集《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其
中收有高行健的一篇文字“为什么写作”。在这篇短文里,作家简要地阐述了自己
的写作观或曰文学观,也谈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高行健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超功利性。他并不赞成“纯文学”
的说法,他认为文学可以触及政治,但文学也应超越政治。高行健说,他是“只有
可言说而非说不可时才写”,“因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说来也是,在海外
用中文从事严肃文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借以为生,要不是有非写不可的内在冲动
,多半早就搁笔了。高行健认为,“文学只有切实诉诸个人真实的感受,才有可能
超越政见,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
高行健是在1987年离开中国的,他曾经公开谴责六四屠杀,并宣布退出中
共。高行健说:“我选择的是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隐讳我这流亡作家的身分,并且
公然宣告过,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注意,作家不是
拒绝再回到祖国,而是拒绝再回到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
拒绝认同极权政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身在海外的高行健是以只要极权政治不
完结我就不回国这种方式表达。高行健对文学与政治间关系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
不把政治批评当做作家的工作,他的文学不是从政文学,但他也不刻意地回避对政
治的发言。道理很简单,如高行健所说,他是作为一个人发言,“人面临政治或社
会压迫,不能不抗议”。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再一次刺激我们思考创作自由,言论自由
。就象我在一九八八年写的那篇“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一文中讲过
的那样,“中国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必须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
创作”。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一部作品要公开出版还必须得到专制统治者如江
泽民、丁关根之流的恩允,仅仅是想到这一点,就足以令一切有自尊——还不说自
负——的作家深感羞辱,就算你的作品是心灵自由的充分表达而又碰巧不犯他们的
禁忌或者能巧妙地避开他们的禁忌,这种羞辱也是绝对不可忍受的。人类精神家园
容不得狂吠的恶犬,哪怕它咬别人没咬过你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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