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兴住医院时，我正在广东。我通过电话到他家里或朋友处询问病情。四
月十日早晨我再次打电话。他弟弟安福毓告诉我：“福兴的病有好转，不再便血了
，精神似乎比前二天好。”我当时心里放松了许多。
   
     但当天午後，我在现场工作时接到万宝的长途电话“安福兴先生去逝了。二天
後出殡。”听到这一消息，我十分震惊。我头脑瞬间出现一片空白。我努力回忆和
搜寻同福兴最後一次会面谈话的情景，他向我说：“别急，元隽。形势会越来越好
的。”只几个月的时间，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事实。  
   
      孤苦穷困和疾病缠身常常伴随着曾做过政治犯的中国人。但我们保持着内心
的光明，凭自己所持信念的力量，在相互鼓励和帮助下，步履蹒跚地走过一段荆棘
之路，就在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渐近坦途之时，安福兴--这位追求民主理想的战士
却过早离开了我们。
   
      我同福兴初次相识，是在通往辽宁省某监狱的囚车上。那时，我们已在不同
的地点被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我们对眼前的环境充满了新奇和
陌生感。十一名“六四”政治犯突然能够这样近距离的交谈，是多么兴奋！短短的
时间里，我们忘记了所有的痛苦，突然感到增添了力量和希望。
   
      从谈话中知道，福兴毕业於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做过教师，他被捕前在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做业务员。他在上大学时就确立了自己人生的目标，选择了一个
立足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由於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使许多中国人了解到世界
的真象与自由的可贵。跟同时代许多朋友一样，这也是他向往与追求民主的主要动
力。他勤於观察思考，勇敢的怀疑并向旧制度挑战。他同朋友印制和散发一些地下
刊物，目的是进行民主的启蒙宣传，并组织了一个称作“民主社会主义同盟”的小
团体，这些活动成为他被起诉的主要“罪状”。“八九、六四”期间，他基於自己
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声援学生并组织示威活动。在当时险恶的形势下，被捕
判刑是不可避免的。
   
      福兴为人忠厚、处事稳重，对人态度随和又不失原则，这一点从他参加刘刚
等人发起的狱内斗争的坚决态度便可看出。

      我们初到凌源监狱时，生活条件差不说，每天还要从事长时间的劳动。监狱
当局为了摧毁我们的意志，一方面用部分刑事犯做他们的助手或打手来管理我们，
体罚政治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开大会小会威胁和强迫我们写认罪书并反复
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思想改造，目的是让我们 认识
自己罪行的严重性，从而达到热爱共产党、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做规规矩矩老
老实实的犯人。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这种做法自然遭到我们的抵制。
   
      九一年五月末的一天，监狱当局经过准备後，再一次将我们集中到楼下进行
“洗脑”考试。包括福兴在内的十几名政治犯拒绝答卷。狱方出动几十名打手对我
们毒打，然後将部分人带上镣铐关进“小号”。所谓“小号”是一种和戒具配合使
用的小型禁闭室，由於里面阴暗潮湿肮脏又没有活动空间，人关在里面是十分难受
的。我被关在二号，旁边几间分别是安福兴张铭冷万宝等。安福兴原来身体有病，
遭此折磨更是雪上加霜，进去後，他两天没有吃饭。我当时肋骨被打坏，疼痛难忍
，第二天又开始发烧。於是我们都向看守狱警提出看病的要求，得到的是恶狠狠的
训斥“活该！是自找苦吃。”我没有再吭声，但听到福兴向他们说：“这是虐待政
治犯！是不人道的！”得到回答只是冷笑。平时小号里死一般的寂静，唯一能听到
的声音是偶尔动作时脚镣的碰创声。
   
      过了一段时间我被送到“矫正队”，接受思想矫正。具体做法是让人从早上
七点半至晚上八点面向墙壁坐在一条窄长的小木条凳上“反省”。我同孔险峰先到
了那里。过了一会，我们看见福兴被押了进来，他脸色很难看，走路吃力而缓慢，
但他看见我们两人时却露出了笑容，眼睛也似乎有了光芒。
   
      中国古书记载，周朝厉王时，不准人民自由言论和交谈，逼得百姓“道路以
目”。在那遭侮辱和折磨的日子里，我们之间短瞬的交织目光可以说出心中万千的
想法，这是那特殊时期才有的体会，也是心灵相通吧。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政治犯再一次用集体绝食罢工的方式来抗议狱方的不良
对待并提出几点要求，大致包括，废除体罚虐待、改善恶劣的居住饮食条件、改变
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做法、缩短劳动时间、保障与家属通信的权利等。
福兴带着生病之躯毅然参加了这次狱内斗争。他协助刘刚张铭等人向狱方提出抗议
和交涉。这次斗争虽然再次遭到暴力打压，但已不同以往。我们被毒打後又关进“
小号”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寒冷中渡过漫长的冬日。事过後我曾问过他：“你当时
怎么能承受的了呢？”他回答说：“我的命还没有贵重到那种程度，可以用放弃做
人的尊严来换取，何况多一个人参加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这就是福兴。他喜欢
说一句话“别急！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这次斗争持续时间较长，终於引起包括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权组织在内的中外
舆论关注和谴责。监狱当局和他的上级部门也开始意识到虐待政治犯是十分可耻的
。
   
      斗争取得了成效。狱方在管理上做了些改善，例如，调换监舍，改善了居住
拥挤的情况、劳动时间改为半天，减少了劳动量、成立了一个基本由政治犯组成的
管理小组，这个小组由安福兴、肖斌、李树森和我等人组成。次後安福兴、张铭、
孔险峰、冷万宝、梁立维、李维等成为正直的政治犯的核心。我们有了读书看报的
时间，并可以随便的在一起交谈。这一段的狱中生活相对平静。

      福兴关心朋友的处境，仗义执言。政治犯管理自己的生活後，监狱当局却把
刘刚留在“直属犯人”中队，不准他同我们见面。这种情况使我们很着急，福兴和
我们商量对策，设法打听刘刚的消息，後来听说他在那边受体罚，我们和其他正直
的政治犯联名向狱方递交了抗议信，并向上级主管机关写信控告。我们还通过犯人
接见亲属的机会将消息传出去寻求外界的帮助。为此事，狱方对福兴忌恨不已，後
来部分“六四”政治犯陆续出狱，他们寻找借口将福兴和我分别调离到别的大队。

   
      我到五大队後，每天随犯人到车间出工。福兴住在我的楼下的八大队，因不
同队的犯人不准来往，我和他很少见面。有时出工回来，看见福兴在铁栏门後面叫
我，这时我跑过去同他简短的交谈几句，两人都格外高兴，有时我把在外面出工分
得食品带回来给他，看他拿过去，我心里十分快慰。
   
      九五年初，福兴即将出狱，我寻找机会去看他，我们做了简短的道别。福兴
还是那句话“别急，元隽。形势会越来越好的。”我记住了这句话。出狱那天，福
兴在大门口向关押我们这些政治犯的住处鞠了恭。以此告别。                  
 
   
      伴随着险象环生的命运，岁月的琢磨使我们早已不再天真了。每一个人走出
牢狱之门时都深知迈过的绝非轮回的阴阳之界，它也许是永无止境的黑暗时光隧道
，前面和後面都是一样的。福兴从那时起并没有获得过真正的自由。这也许是一个
必然的逻辑，对专制制度来说，自由的要求正意味着自由的丧失。
   
      福兴出狱後的几年里，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为实现心中的理想寻找一个新的
起点，但为形势所迫，在有关方面不断的监视、威吓、骚扰下未能如愿。他的最後
一段时间里几乎一直被政治原因所造成的疾病、困苦包围着。他是一个志行高洁而
又安於穷困的人、一个意志坚强心胸坦荡的人。在生命之火将要熄灭的时刻，他泰
然面对死亡，没有丝毫的惊慌恐惧。他对身旁的朋友们说：“今後的事靠你们去做
了。”然後握着万宝的手离去了，面容平静而安祥，令周围的人感动不已。

      安福兴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精神，一段永远难忘的回忆。 
                             
      2000年5月30日於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