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革命中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
──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在所有中共官方的文革评述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是丝毫不
被提及的。然而问题并不仅此而已，令人更为忧虑的是，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对民
众的这些斗争报与冷膜的态度。在他们的著述中鲜有这方面的描述。甚至有的知识
分子不加区分地评论“红卫兵”现象，笼统地谴责所谓“暴民政治”。这显然是在
对文化革命史实作了残缺不全的陈述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作了偏颇的评价。无论
是纯粹从历史学治学严谨的角度着眼还是从伸张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这都不能不
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欠缺和悲哀。
本文将从陈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基本事实着手，继而从几个角度就这些史实
进行剖析和评论。希望能对文化革命的评价-这一中国当代史上最大课题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
一、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行动发生的时间和内容
文化革命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并不是均衡地存在于三年文革
中的每一时间，而是较为突出地表现于那三年中的两个阶段。(关于把文化革命定期
为三年，即1966年春末到1969年三月中共九大召开，笔者已在“三年文革与两条线
索”、“文化革命是三年，不是十年”等公开发表于报刊的文章中进行了阐述。)现
对这两个阶段中的突出表现分述作如下。
(一)1966年10月──12月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斗争
如果说1965年11月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和1966年
春对“燕山夜话”的批判还不足以使中南海的大员们理解“伟大领袖”的意向的话
，那么，1966年5月中旬毛主持对北京市委的改组和“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就再清
晰不过地表明毛是旨在搞一场政治清洗运动。而且清洗对象并不是1964年-1966年春
的“四清”运动中矛头所指的中、基层领导干部。固然，那时刘、周、邓等近百名
中共最高领导圈里的人们并不能确切判定毛心目中这次是要清洗谁，但他们对毛的
基本意向应是大体明了的。
毛在主导了中共高层的这些大动作后，却令人费解地没有继续直接掌控局势
。他竟然离开北京，到外地巡视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很自然地由刘邓等主持。这
个时候由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所搅起的学潮已在北京和某些大城市
的高校卷起，其矛头所指多为校党委，有的还涉及到省市党委。面对这种情况，刘
邓们很自然地按照中共一向的工作法则于6月初向这些院校、继而向所有院校派出工
作组以控制局势。工作组力求要作到的是把学潮限制在校园之内，并使其锋芒主要
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即知识分子阶层。有时为了显示工作组的革命性，也把有
的校党委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
然而麻烦问题是各地都有那么一些不听指挥的学生一定要把矛头指向校党委
乃至省市党委，说这些党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并与力求引导他们的工作组发生
摩擦。这摩擦很快发展为对抗。学生指责工作组压制革命，是运动向前发展的拌脚
石。工作组指责这些学生干扰运动的主攻方向、别有用心、对抗党的领导。于是运
动演变为工作组与激进学生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些学生当然不是工作组的对手，
他们纷纷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动学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吴含”、“小
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如果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以1957年的那次为第一次)仅此而
已，那为祸尚不算烈。因为它限制在大学校园之内，打击面不大。而且，在这场政
治斗争中，激进学生是事端的挑起者。他们主动攻击工作组，工作组予以反击实在
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这些激进学生对工作组主要的指责是工作组没有以更激烈的
态度来对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判斗争。可见这些激进学生的思
想行为比工作组更不可取。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共
同把这场“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他们主导了在全国机关、学校、事业
单位、工矿企业、交运商业部门......一句话，在全国所有社会“细胞”中展开第
二次“反右”运动。作为文革的研究者们，有必要探究的是刘邓们为什么要把反击
激进学生干扰的“反右”运动铺开成一个全国性的“反右”运动。他们本来没有必
要这样作。因为(1)“伟大领袖”没有指示他们这样作。(2)激进学生在学校里攻击
校党委、工作组，但一般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里并没有人攻击单位党委。
因此对于刘邓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恐怕只能从中共政权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统治
中所养成的习惯性的政治虐待狂中去找答案。而如果说刘邓们这样作只是因为他们
洞悉了毛的真实意图后，所采取的一种转移祸水的政治权谋，那么这种把大量无辜
民众当作牺牲品推上政治屠宰场的权谋也确实浸透了阴险冷酷和凶残。
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为恶劣、凶猛。这是因为：
1、它的打击面比第一次反右更广泛得多。被打击的不但有知识分子，而且还
有许多工人群众。当然，这些工人大多并不是根正苗红的血统工人，往上查一代说
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国民党官吏之类。要不，就是平时“调皮捣乱”顶撞领导的家伙
。
2、在第一次“反右”中，将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据主要是他“鸣放”会议
上的公开言论。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据某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就认定此人是
“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时有什么“牢骚怪话”，私下有些什么“攻
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以此把他打成“小吴含、小邓拓”、“仇视
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3、刘邓系的中共高干所主导的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直接导致了
1966年8月以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
当毛泽东发现刘邓等把他发动的旨在党内高层进行政治清洗的政治运动引入
与他的原意大相径庭的第二次“反右”，他采取了措施。1966年7月底，他下令撤回
工作组。8月5号他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月1-12号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
制订了“十六条”。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使运动走上毛预想的政治清洗的轨道。第二次“反右”
运动是半途而废了，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整不起来。而沿着第二次反
右的政治轨迹，“红色恐怖”运动轰然炸开。刘邓们的子女继承了父辈的未竟之业
。如果说从刘邓中央到地方各级乃至各基层单位的“书记”们还是在用“文斗”来
“修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那么以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
论红卫兵”就是用拳头、军用腰带、棍棒来对“黑五类”进行殴打乃至残杀。
尽管“血统论红卫兵”的疯狂残暴行为也完全偏离了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但
毛一时并没有打算制止它。因为它还具有很大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这些疯狂的青少
年学生宣布他们是毛的“红卫兵”。他们在对“黑五类”进行狂暴残杀的同时，口
中是高呼者“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的。
毛深知，自己要搞的政治清洗欲得成功靠的是什么？是巨大的政治威望。只
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开路才能廓清来自党内高层因“民主程序”所形成的障碍。而
“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对于树立他巨大政治权威有着巨大的功用。
因此，8月18号他欣然地在天安门城楼上让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北
京某中学学生给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他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了回答
后笑咪咪地说“要武嘛！”他的意思是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应像他的一首诗句所说
的那样：“不爱红妆爱武装”。“伟大领袖”这么一句无头无尾支离破碎的话(据说
这是革命浪漫主义)给“红色恐怖”运动火上加油。全国范围内不知因此增添了多少
死于“血统论红卫兵”棍棒皮鞭下的“黑五类”冤魂。
血统论红卫兵的行动固然对树立毛的绝对权威起了极大作用，但它毕竟不在
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之内。非但如此，尚若血统论红卫兵的行动不予中止那终究会干
扰他的清洗计划。于是，在1966年10月毛发动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运动。毛的中央说以刘邓为首的一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旨在镇
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特色--凡是处于
被批判地位的事物、人物都冠以“资产阶级”的前缀，尽管它(他)与资产阶级毫不
相关)毛的中央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本是整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制订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走资派，反而是镇压人民。毛的中央告诉人民群众，应
该起来批判这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
的批判。给前段时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群众平反，赔礼道歉
。所有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要予以销毁……运动由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人民群众
藉此展开了一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10月间在学校首先发动，11月发展到一般
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
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中共建政十七年来，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以后，一个
小小单位的党的领导人都是党的化身，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遑论省市党委书
记那样的庞然大物了。人民曾经是多么诚惶诚恐地匍匐在他们面前，听从他们的“
教导”，服从他们的驱使，任由他们处置宰割。而现在毛主席说他们在前阶段把群
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人民群众向党组织的领导人发出质问，指责他们把无辜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右派分子。一时间，真有人民群众“站起来”了的味道。应该说，这种政治
秩序的颠倒也是有个过程的。开始，党的书记们还为自己开脱，有的甚至指示自己
的心腹把前阶段整群众的材料收藏起来，以便日后再次派上用场。而群众对领导干
部的批判也是有所保留的。不敢“放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另一派“红
卫兵”--与“血统论红卫兵”出身成份上有着明显区别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崛起
，给群众批“ 资反线”的运动起了极大促进作用。这批以一般出身的青少年学生为
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学校里把工作组批倒以后便冲向社会，到机关、工厂里
“串连”。他们大胆的行动鼓舞了社会上的群众。群众批判“书记”们的音量增高
了。甚至有的机关、工厂里的群众起来效仿“造反派红卫兵”的做法。敢于冲进单
位的党委办公室、保卫科、武装部去查抄单位领导收藏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更
有甚者，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把档案柜打烂，抢走“黑材料”。(这些就是此后被
归划入邓小平们所切齿痛恨的“打、砸、抢”。)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群众的批判锋芒其实并不局限于前
阶段本单位的领导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还进而清算了
单位领导在文化革命前的种种恶行劣迹。比如，单位领导曾欺压过群众，曾在文革
前的“四清”运动中借机迫害过群众，曾对向他们提过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等
等。有的群众甚至向单位领导提出要求，不但要给在前段运动被打成“右派”的群
众平反，而且还应给在文化革命前受过政治迫害的群众平反昭雪。要求让那些在“
四清”运动中被错划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公职，或押送回乡
的群众回来复职。
在这个高潮中还有个很值得着重肯定的是对“血统论”的批判。1966年的7月
至9月，“血统论”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的横
批从“基本如此”很快更改为“绝对如此”。它促使政治“种姓”的迫害狂潮从“
黑五类”的本身延及其子女和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身上。它使许多青少年深
陷政治歧视的苦境，生活在毫无前途毫无希望和自惭形秽悲观失望之中。1966年十
月开始，在“批判资反线”的浪潮中“血统论”终究被推上了受审的地位。这使出
身“不好”的青少年如久旱之后始逢甘露，那份政治歧视高压下的解脱感、那份受
尽凌辱后重获若干尊严和希望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在批判“血统论”的轰鸣中，
最强音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它受到出身“不好”和“不大好”的青少年的热烈
欢迎。登载它的“中学文革报”在各地被大量翻印。(遇罗克的“出身论”突破了毛
中央“批判资反线”的底线，他为这一正义行动付出了血的代价--笔者对此另有论
述。)
文化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大量涌现是在1966年十月，尤其是11月之后。这些机
关公务员(中共语汇为机关干部)和工厂工人的组织不叫“红卫兵”，而叫什么兵团
、战斗队、造反团之类。而且这些群众组织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分野。基本按每个
人在文化革命前的社会秩序中的政治坐标实行“同类项合并”。“政治质量”较高
的人和较低的人有着泾渭分明的排列组合。所谓“高”、“低”系由阶级出身、本
人成份、政治条件、领导关系等许多方面的综合效应而成。政治质量较“高”的组
织构成了文化革命中最初的“保皇派”、“保守派”，较“低”者构成了最初的“
造反派”。
“保皇派”、“保守派”组织在“批判资反线”中往往是虚晃一枪。“造反
派”组织则是真枪实刀地对领导拉开批判的架式。
(二)、1967年4月--6月反政治迫害的群众斗争
1967年1月，毛中央发出“夺权”的号召。毛中央告诉群众；之所以在前阶段
运动中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得不到贯彻，是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掌握了权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众不再受迫害，使运动在毛主席正确的
路线上前进，就必需“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按照前阶段运动的政治惯性，在多数情况下很合乎政治逻辑地是那些“政治
质量”较低的，而却在批判“资反线”中行动迅速群众组织(造反派)迅速地进行了
“夺权”。但他们的“夺权”行动又很快被另一派“政治质量”较高的群众组织(保
守派)指责为“右派夺权”、“牛鬼蛇神翻天”。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保守
派”无力对“造反派”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在军队介入后，情况马上起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前一阶段运动中，毛中央曾指示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但在1967年
1月底，毛中央又指示军队应该介入，并且是要支持左派群众组织。但哪一派是“左
派”？全国各地都一片纷乱，毛中央并没有向各地军方指明该地区哪一派群众组织
是左派，于是乎，谁是“左派”？就全凭各地军方去自行鉴别评定了。
全国各地的军方(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政治质量较
高的群众组织是左派。作这样的鉴别评定是完全合乎文革前17年所形成的政治逻辑
。而问题是，如果该地区夺权的群众组织是军方心目中的左派，那当然皆大欢喜。
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产生轩然大波。因为军方一旦认定夺了权的一派群众组织
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么军方将非但不与夺权的一派合作，还会去指责他们。
这正是在全国多数地区发生的情况。而夺权派则不但不会在军方的指责面前屈服，
还会对军方实行反指责。他们认为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走资派夺权，当然就是
左派。当然应得到军队的支持。军队不支持自己这一派，就是犯了错误。气氛在军
方和夺权派的互相指责中急剧紧张起来。在全国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夺权派群众组
织冲击当地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
1967年2月间各地夺权派群众组织与该地区军方的斗争是导致3月间全国性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原因。在这个“镇反”运动中，军方大多采取这样的措
施：1、在夺权的一派中挑选出一个或几个成份尤其复杂的工人组织，将其打成“反
革命”组织。大、中头头予以逮捕，小头头在单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员进行“批评
教育”。2、对“夺权派”中所有的学生组织和成份不那么复杂的机关职员组织、工
人组织进行攻心瓦解，挫其气焰。3、对在“夺权”中受到排斥的政治质量较高的群
众组织予以扶植。例如在广州，军方把“夺权派”中的“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
革命组织”，对“工联”、“红旗工人”等工人组织和“中大红旗”、“华工红旗
”等学生组织实行压制和分化瓦解。对“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红色工人
”、“广州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质量较高”的工人和学生组织给予扶植。
又如在武汉，军方把“钢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对“红卫兵第二司令部”、
“工人革命造反团”等实行分化瓦解，对政治质量较高的机关职员和工人的联合组
织“百万雄师”予以扶植。
把军方所主导的1967年的“早春镇反”与刘邓系统的文职官员所主导的“第
二次反右”相比，可以发现，军方的作风乾脆利落得多。文职官员的作法是“号召
”“革命群众”起来对“隐藏”在群众之中的“右派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军
方是直接把由它评定的“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
毛泽东似乎一再预测错误。1966年6月他没有料到刘邓会在他离开北京到外地
巡视时把他旨在党内的政治清洗导入矛头向下的“第二次反右”。(有一种说法是毛
有意让刘邓这样作的) 1967年2月他又没有料到，在他要各地军方介入地方文革运动
，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时，结果发生全国性的“镇反”运动。
在“镇反”期间，被镇压取缔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组织的群众心情自然是惶恐
不安。得到军方扶植的一派组织就当然是扬眉吐气得意洋洋。这时，毛才发现自己
失误了。毛当然也应知道就出身成份政治等级而言，思想行动保守迟缓的一派群众
组织，其政治质量比行动迅速的“夺权派”在整体上来说是要高一些。但他认为这
并不是关键问题。“夺权派”政治质量虽低于“保守派”，但其中一样有一定比率
的红色出身的人和党团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但在高呼着忠于自己的口号，而且
正是他们在冲击属于刘邓系统的省市党委，这起码是在客观上为自己的政治清洗效
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军方把这些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进行压制分
化瓦解的做法。否则，借用群众力量来摧毁刘邓体系这一计谋将会落空。固然，对
于自己来说，“保守派”群众组织就其政治质量而言是比“夺权派”更可靠的社会
基础，但他们思想保守行动迟缓，这一次的政治清洗不能依靠他们了。基于这样的
考量，毛在4月份开始向各地军方发出批评，指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即错
误地镇压了“夺权派”群众组织。
毛的批评使社会政治气氛发生极大转向。原来已气息奄奄频于瓦解的“夺权
派”群众组织不但迅速恢复过来，而且对军方采取了进击的姿态。他们指责军方的
镇压行动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们要求军方释放在押的“反革命组织”的头头
，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他们的这些诉求先是以标语
口号大字报来表达，接着使用了集会游行乃至绝食抗争的方式。由于军方拒绝承认
错误，拒绝释放所抓捕的人员，拒绝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致
使“夺权造反派”与军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剧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发生了“夺权
造反派”组织对军事机关的冲击。
“夺权造反派”这些行动带有明显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质。然而，如果说1966
年10-12月民众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基本取得胜利--当然是暂时的胜利，那么1967年4
-6月民众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结果就相对逊色。因为军方必竟与刘邓系统的文职官员
大不相同，他们在“夺权造反派”的进击面前绝非一筹莫展。他们大力扶植“保守
派”组织，并使之作为压制“夺权造反派”的前锋力量。由此就发生了“保守派”
挑起的“武斗”。武汉的情况就是此类的典型。在武汉军区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
质量较高的人群所组成的组织--“百万雄师”迅速壮大，并以“百万雄师过大江，
牛鬼蛇神一扫光”为动员口号向“工总”、“二司”等“夺权造反派”的群众组织
实行暴力压制。从殴打很快发展为屠杀。关于这些已超出本文的议题，故在此不作
叙述了。
(三) 散布于1967、1968年的民众反政治迫害的斗争
除了以上所述那较为集中的两段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之外，
还有很多散布于67、68年间的这类情况。在此仅举一个鲜明的事例加以说明。
在广州“夺权造反派”中有一个组织叫“工读600”。这个组织是由广州的一
批下乡支农青年组成。他们与其他支农青年的明显区别是，他们在下乡之前不是没
有考上高中、中专、中技的初中毕业生和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抑或其他失学
失业的社会青年，而是在校生。他们读的是1964-1965年开办的好几间半工半读的技
工学校。毕业后的分配定向为技工。这些学生在初中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但家庭
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在“政治空气”已很浓的64、65年，他们出于对自
己家庭政治等级的清醒估计，都不去投考高中--因为将来绝无“考”入大学的可能
--而选择投考最低等的技校，以将来能有一份技工职业为满足。当然还有少数是投
考中专因家庭政治原因或分数不够被拨到技校里来的。
文化革命前夕广州市委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政治质量太差，连留在广州市做
技术工人的资格都没有，应该都下乡去做支农青年，于是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学
生全部下乡务农。这批学生的数量有600名左右。
1966年底，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他们大多回到广州，四处申诉他们所
受到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复学，要求读书的权利和毕业后做工的权利
。他们串连起来组织了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是“工读600”。尽管并不是当时
被赶出校园的600名左右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名称则是极其鲜明
地表明了他们的构成和诉求。
作为一批在文革前的政治秩序中遭受过政治歧视，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青年
，他们对原有政治秩序很自然地采取反抗和冲击的姿态。故此在文革期间他们很自
然地大多回到广州，投身到“批判资反线”和“夺权”的风潮之中。他们在参与这
些大风潮的同时，也不断提出自己这一群体所受到特有迫害的事实，并要求恢复自
己应有的待遇。象这类事例在67、68年间是时常可以看到的。
二、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形式的特殊性
文革期间并没有哪个群众组织正式打出过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旗帜。
但倘若以此来否定它的存在，那就流入肤浅偏颇了。考察研究问题毫无疑问地应该
从表象进入实质，否则就永远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就象几乎所有的“夺权派”组织在正式场合和文宣中，都不会把自己笼统地
称为“造反派”而务必加上一个漂亮的前缀--革命，成为“革命造反派”那样，所
有起来反歧视、反迫害的人们都绝对不会笼统地说要反政治歧视和迫害，他们一定
会说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政治歧视一词在当时还很少用)
这就是说他们受迫害不是由带根本性的社会制度所导致，而仅仅是一些反对毛主席
正确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他
们的行动不但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在维护、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究竟是他们真实的思想，还是虚伪的宣称，抑或是一种政治策略？应该说
这三种成份都存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群中各占有不同的比率。对社会问题
进行定量的细致研究当然很有价值，而定性的宏观分析则又可以给人以鸟瞰全局的
感觉。从定性分析来看，三年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无论个
体的内心动机有怎样的差别，就其整体而言都是在响应毛的口号的旗号下做着维护
自己权益的事情。这就是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的形成既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必要性。
从本质上来看，毛与刘邓等并无不同。但源于治国具体方略上的歧见导致权
力的争夺使之势同水火。毛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尤其是文革
前夕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毛成了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整个社会能
以正面形像出现的事物都必然归于毛的旗下。民众进行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
争也必然会以执行毛路线的旗号来进行。这个必然性同时也是必要性。试想，如果
民众把毛抛在一边，单纯以民众的身份去与中共地方官员或军方作斗争那将会处于
多么虚弱的地位。官方只须动个指头就可以把他们碾个粉碎。无论是出于真心对毛
的崇拜或以毛的威望作保护伞，民众的斗争都必须在毛的旗号下进行。
如果说1966年10-12月民众责成当权派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平反是毛“批判
资反线”的直接产物，如果说1967年4-6月民众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
群众组织平反是以毛的某些讲话为凭借，那么“工读600”的这类“造反”行动就与
毛的指示、讲话毫不相关了。但是，他们仍然是打着批判“资反线”，维护毛主席
革命路线的旗号。他们说当时把他们从学校赶到乡下去，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对他们的迫害。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回来。他们究竟是真的完全不了解文革
前两三年间阶级路线的厉行贯彻正是毛政策的产物(即使不是毛直接指示这样做，也
是地方官员在毛大讲阶级斗争的理论熏陶下的“紧跟”行动)还是朦胧中也有所感觉
，但强使自己的思维转入正统的轨道，对这些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有其价值，但我
们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革命中所有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都必然、必
需涂上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油采来作掩护。
三、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的性质
由于文革期间民众的这些斗争有着这样的特殊的形式，有些文革研究者认为
这些斗争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认为它不但在共产党思想体系的范围之内，而且在客
观上也纳入了毛政治清洗的轨道。这种看法过于表面化。评判民众的这些行动，关
键要看它是巩固还是削弱中共的统治秩序，是维护还是冲击中共的政治制度。
无论民众在进行这些斗争时是怎样高呼着忠于毛的口号，都不会改变他们的
行动是在削弱中共统治秩序和冲击中共政治制度的这个实质。
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行党内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统治机器的
代价，但他是要以重握绝对权力为补偿。民众的这些行动在客观上的确为毛的政治
清洗开路，但却以取得那些“削弱”和“冲击”为收获。尽管他们在主观意识上或
许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历史已经证明毛并没有得到他的补偿，民众却得到了
他们的收获。文革前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何等威仪神圣。那怕是一个小工厂、
一个税务所的党支部书记都是党的化身，是绝对正确的。对他们有任何反抗言行都
可上纲为“反党”，更遑论那些省市委的高级干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地
把他们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对某个党员干部不算“反党”，反对毛和毛的中央
才算“反党”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万人就仅仅是因为向单位领导提了
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受尽惩罚并祸及妻儿。10年之后，民众可以当面直斥共产
党领导干部的种种劣行，只要他们是打着忠于毛的旗号就可以无后顾之忧。
1957年中共的政治逻辑是，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它必须由各级党组织
的领导来具体地体现。宣称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而攻击本单位党的领导那是对党抽象
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伎俩。在这条政治逻辑下，几十万
人被打成政治贱民，中共的统治秩序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10年之后，毛放弃了这
一政治逻辑，(文革中的政治逻辑是，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党
中央是党中央。)他得以完成了党内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权威整体性的式微正由此
而始。当毛及其谋臣清醒过来，明白这代价实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统治基础时
，他们开始对民众的“越轨”行为发出指责。指责的最严厉句式是“打着红旗反红
旗”。这就是说，毛中央已洞悉，相当数量民众的行为只是以忠于毛主席为幌子，
而干着反对中共政权的事情，起码客观上是这样。在不断发出的指责没有获得预计
的成效时，毛中央终究于1968年秋天开始了对民众实行压制的措施。而当地方各级
，各单位的党组织在1969年后得以重建，大多数领导干部得以官复原职时，在毛的
默许乃至规划下，他们向冲击过中共政权的民众进行了反复的清算、凶猛的报复。
从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
”，进行过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终究因他们的一度“越轨”付出了惨重的
乃至鲜血的代价。
至此我们可以给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定性了──这是
一场初级层次的民主运动。说它是民主运动是因为它从政治上冲击了中共专制政权
的统治秩序，打击削弱了中共的统治机器。说它是初级层次，是因为它离多党竞争
、议会选举、三权分立的民主诉求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四、暴民政治之辨析
中共官僚阶级对文革期间的民众斗争是深恶痛绝的。就个体而言，他们不能
忘却民众对他们指责喝斥，使他们昔日的威仪尽失。就整体而言，他们痛感中共政
权绝对权威之式微，百姓民间之“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皆源于“文革动乱”。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官僚集团对毛充满怨恨。他们深知，倘若不是毛要借
群众运动来搞政治清洗，那些刁民何曾能有机会向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党领导发起
攻击？但对毛毕竟不能彻底否定。因为他已是这个政权的象征。公开全面地否定他
会动摇中共政权的根本，更何况说到底，刘邓等与毛在本质上又会有多大区别？
另一方面，尽管中共官僚集团对文革期间民众的“动乱”切齿痛恨，但又感
到不方便予以清晰的责骂。因为如果那样做有些历史事实就得讲清，而这对中共是
很不利的。比如要责骂1966年10-12月民众对各地各单位领导干部的犯上“造反”，
就很自然地会扯出1966年6-7月各地各单位领导在刘邓等的规划指挥下大搞第二次“
反右”，把大量无辜民众打成“右派分子”这一劣迹。要责骂1967年4-6月民众对各
地军方的冲击，就必然涉及1967年2-3月各地军队对民众的血腥镇压。于是中共高层
采取了最为聪明的做法，一方面宣称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对文革进
行细致的研究评判。总之，只要说文革全是一场“动乱”这就够了。因为“动乱”
这个词是矛头下指的。在汉语语汇中，“动乱”是指下层民众的“犯上作乱”。于
是乎，对文革作“动乱”的整体性评价而不去拘泥于某些具体事实，那就既可隐去
中共政权在文革期间对民众的戕害，又得以对民众的反抗行动予以全盘的否定，何
其妙哉！
如果说对中共高层出于其阴暗动机力图把文革研究导向死胡同是很可理解的
，那么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就令人极为惊讶意外了。他们抛出了一个“暴民
政治”的说法。他们在一些文章和演说中谴责文革中的“暴民政治”。作为顶着教
授博士头衔又未受中共俸禄的文人雅士对文革作出这样的评判是颇具影响力的。
“暴民政治”的说法不但与“动乱”论异曲同工，而且更加清晰。它突出了
一个“民”字，并在“民”之前加上一个修饰前缀：“暴”。在“暴民”这个绝对
负面的名词之后是“政治”。
人民使用暴力与暴民政治是两回事。人民使用暴力有使用得当和不当之分，
而暴民政治则首先已定明那些民众已非一般民众，而是一些不问青红皂白专施暴力
的肆无忌惮之徒。并且他们的暴力行为不是发生于社会个体之间和源于经济利益的
争夺，而是群体性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他们是纯粹以暴力去对待政府机构、政治
官员，纯粹用暴力去压制与自己政治构成不同和思想观点分歧的另一些民众。
我曾很细心地聆听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演说，我很希望能听到他们具体讲
讲文革中有哪些暴民政治，可是他们似乎都不大涉及具体的事情，而只是大谈“暴
民政治”的危害。大谈今后中国应怎样防止暴民政治的再度发生，重复文革悲剧等
等。
不错，文革悲剧是不可再现，但是否文革悲剧全归结于暴民政治？而且文革
中究竟有哪些暴民政治？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是否也属暴民政治之列
？
文化革命中确实有暴民政治。以中共高干、军干子弟为核心所组成的“血统
论红卫兵”在“红八月红色恐怖运动”中(1966年8月)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殴打
残杀就是最典型的暴民政治。因为，1、这些青少年的父辈虽是中共高官，但他们本
身还是“民”。2、他们个人与这些被殴打残杀的“黑五类”并无直接仇恨甚至素不
相识。他们如此残酷地对待“黑五类”纯粹是出于一种疯狂的政治歧视。
1967年春末夏初发生在全国许多省市的暴力事件也是暴民政治。以武汉为例
，“百万雄师”自恃政治成份好，又有武汉军区的支持，为了在政治上压倒对立派
群众组织，它首先挑起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暴力冲突。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
神一扫光”的充满政治歧视的口号下，向另一派群众组织施行暴力打击。由于它既
有政治优越感作精神支撑，又在物质上作了充份的准备，故在暴力行动中以战胜者
的姿态出现。另一派群众组织在它的暴力打击下频于瓦解。
然而，中共高官以极其欣赏的态度来看待“暴民政治”论，就绝不是因为“
暴民政治”所指的是这些内容。在传统观念中。“民”相对于“官”而言。所谓“
暴民政治”当然也就是冲着“官”而来。在这种逻辑推理下，人们起码在潜意识之
中就会把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行动都归于“暴民政治”了。
然而，我要断然指出，这完全不是暴民政治。因为，1、民众的这些行动是正
义的。难道应该让中共官僚或军方把民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而不允许民众
借着响应毛号召的机会去要求“平反”吗？2、民众在这些行动之中基本没有使用暴
力。
文革这段期间我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和广州有线电厂两个单位工作过。我亲眼
看到这两个单位的造反派民众在批判“资反线”过程中乃至在三年文革的全过程中
都没有使用暴力。就个人而言，尽管当时我是个二十刚出头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尽
管我激烈地“批判”过平时作威作福的领导，激烈地与“保”领导的另一派群众争
论过，但我一直没有使用过暴力。我还到其他许多单位串连过，我发现那里的造反
派民众也都基本没有对本单位的“当权派”使用暴力。倒是许多单位由政治质量较
“高”的人们所组成的“保”单位领导的群众组织，经常以暴力对造反派群众相威
胁。他们的构成和心态完全类似武汉的“百万雄师”。事实上，最后也是由他们在
军代表和“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68年秋把造反派群众组
织彻底镇压下去。(这里讲的是广东广州的情况，其他省份可能不同。)
历史留下许多照片，是一些中央和各省市级的中共高官被“揪斗”的情形。
他们被抓头发，反剪双臂，场面十分暴力。但请留意，这些与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
治迫害的斗争无关。他们大多是被毛中央直接点名的大“走资派”。而“揪斗”他
们的只是一些直接听命于毛中央的名牌“造反派”组织。至于那些对“黑五类”反
复进行的“揪斗”行动，则主要是“保守派”组织的拿手好戏。
必须说明的是，我尽管认定文革时期民众的这些行动绝对不是暴民政治，但
却并不对它采取完全推崇赞美的态度。任何社会中，哪怕是在民主制度下，民众与
官方总会有矛盾冲突。要化解这些矛盾冲突，应该是遵循民主的原则，法制的途径
。不应该搞什么“批判”、“揪斗”。然而，我们又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在当时中
国丝毫没有民主法制的情况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民众想要甩下“当权
派”已经扣或准备扣给自己头上的“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求得生存的空间
，他们除了趁响应毛号召之机去实现这一愿望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因之，他
们的这些行动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文化革命给一般人留下“暴民政治”的印象说来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
文革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暴力事件。从1967年5月到1968年，有的省份甚至延绵到196
9年都不断发生着群众组织间的暴力冲突。然而，作为文革研究者就应该懂得区分暴
民政治和暴力事件。1967年5-7月全国各地“百万雄师”类的组织使用暴力压制造反
派民众，这就是暴民政治。而造反派民众仓促应战则有着明显的防卫性质。1967年
7月以后，全国各地除两广外，“百万雄师”类的组织全部垮台。它们的垮台使造反
派得以上台，造反派上台后无一避免地产生了蜕化和分裂。接下来就发生了原造反
派组织分裂后的自相武斗。这些武斗的成因主要是对“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
会”中席位的争夺和暴力行为方式的恶性泛滥。对这些情况毫无疑问要予以负面评
价和谴责。但又必须认清，这是暴力行为、暴力事件，而不是暴民政治。因为它的
矛头不是对着官方，也完全没有真实的政治内涵。这有如要分清两军交锋中的杀人
和战斗之后杀戮俘虏，分清刑事犯罪杀人和宗教裁判所杀人。
五、文革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被忽视的原因
应该说被忽视的还不止这些。文革中人民线索的闪光部份还有1966年中下旬
中国最早的独立工会运动──全国合同工临时工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运动。还有以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
文革新思潮。这些统统都被忽视了忽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整个大环境上去考察当然是由于中共政权对言论的钳制。中共一方面说要
否定文革，一方面不准对文革进行深入研究。所有能够出台的叙述评判文革的文章
都必须符合中共的胃口。还有，中共三十多年来一直对文革中有突出表现的人士进
行着监控。这使他们不敢，也不可能说出事实真相和摆明自己的观点。这种监控在
1979年新一批七九民刊、民主墙战士出现后才稍有放松。因中共政权有了新的目标
，分散了精力。直到1989年之后，更大的社会波涛吸引了中共政权的注意力。二十
多年前闹事的那班家伙才不再是它重要的“心病”。
但是，这尚不足以解释那个“忽视、忽略”。因为中共政权只能钳制国的言
论钳制
了国外。当年的那些：“突出人士”自己不写，其他人也还可以写。那为什么人们
还是鲜见对此作中肯评价的文章呢？故此，有必要寻找其他的原因。
(一)有发言权的名人学士采取了“忽略、忽视”的态度
即使是在言论完全自由的民主社会中，也绝非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言论影响
力。因为言论自由和言论影响力是两回事。宣传自己的观点看法可以通过口头也可
以通过书面。口头可以是在人数很有限的私人朋友之间，也可以是在大庭广众的会
议之上。那么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有谁才有能力有资格组织会议、发表文章、出版
书籍呢？当然是那些名人学士。顶着教授头衔的人们比一个普通民众拥有无可比拟
的言论影响力。
中国的名人学士大致可以分成两部份。一是高龄群，一是中龄群。
高龄群在文革初期大多受到冲击，他们当时的年龄多为五、六十岁。他们被
打成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而且在1966年10-12月的“批
资反线”中他们亦未翻过身来。这有如全国大量的“小吴含”、“小邓拓”都在“
批资反线”中获得平反，而吴含邓拓则仍下九狱那样，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是被
毛拿来开刀“祭旗”的。当然从那时之后他们不再是主要目标。毛把他们用来“祭
旗”之后就把他们扔在一边，继而把政治清洗之剑挥向“祭旗”的刀斧手们。有老
舍那样的名士熬不过“祭旗”之苦，自寻解脱撒手人寰了。而多数名士还是熬过了
那段非人的岁月。他们的境遇比吴含邓拓要强一些，不必下九狱。此后他们基本以
旁观者的心态和身份来看待这场社会大波。压抑之中亦有另一番逍遥所得。十年之
后，当年那班实施“祭旗”仪式的“刀斧手”们重握了权柄。由于他们自己也深受
毛政治清洗之苦，故对当年的被“祭旗”者甚动侧隐之心。他们力主对这班年事已
高的名士给予精神和物质的补偿。历史就这样开了个大玩笑。被拿来“祭旗”的牺
牲和施行“祭旗”的刀斧手们多年之后“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样的经历就使高龄
名士具有这样的特点。(1)、对文革中很多情况缺乏切身的体验和了解。(2)、对文
革的陈述和诠译自觉不自觉地与当年的“刀斧手”──当今的施恩者保持口径基本
一致。在这种经历、处境和心态下，他们怎么不会对文革中的群众反抗斗争“忽视
、忽略”呢？
中国当今中龄群的名士实际上与高龄群断代。即他们之间几乎空了一代人。
中龄群又可分成两个亚群。一是当今五十岁以上，一是四十岁左右。这两批人的经
历相当不同。年稍长的一群经历过文革。他们多为老三届毕业生，于1977、78年恢
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尔后还获得更高学历。老三届中的干部子弟大多早就通过各种
途径脱离了社会底层，回城提干、参军、读工农兵大学等等。有志向有能力从社会
底层──“知青”和工人挤进大学门槛的很多都是当年的“黑五类”子弟。尤其是
其中有家庭知识背景的子弟。“黑五类”子弟在文革中大多数还是比较谨慎的。“
批资反线”虽然使他们脱离了被任意欺侮的境地，但出身成份“差”，政治质量“
低”这总是不争夺事实。因此他们在文革中大多做“逍遥派”，或参加某一个大群
众组织，做一个挂名成员。(造反派的政治质量“低”于保皇派，并不是说造反派多
由“黑五类”组成。) 他们这样的经历就使之对文革中的许多情况缺乏了解。更何
况民众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在工厂中才体现得鲜明，大中学生对此还是相当隔膜的。
这样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类似高龄群的那种“忽视、忽略”。
事情还不仅此而已。由于文革期间民众的这些斗争只占运动的一小部份内容
。若非亲身参加进去，深切体会过其中的苦乐，那这些闪光的乐章很可能就淹没在
一片杂乱的喧嚣之中而无所听闻了，因而文革留在名士们的记忆中可能就只有：批
判、抄家、武斗、歇斯底里的吼叫、反复无常的混乱、疯狂暴戾的行为。你若跟他
说，文革中还有民众的正义抗争运动，他会认为这纯属杜撰臆想。再严重一些，他
甚至会认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否是“四人帮”的余蘖，在巧舌如簧地为文革浩劫
翻案。
中龄群中四十岁一辈的学者完全没有经历文革。他们只是从高龄群和中龄群
中年长者的著述、演说中了解文革，故此也就形成了与之基本相同的观点和认知。
(二)文革中的突出人士们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文革中的突出人士──各大专院校学生组织的头头、各地大型群众组织的头
头对文革运动有比较全面感受。对文革那两段期间民众的反抗斗争不可能没有记忆
。但他们对这些都绝口不提，(非但如此，而且是对整个文革史实都绝口不提)这是
什么原因呢？如果说在国内有政治高压，不能提，那为什么不写出来托人在海外发
表呢？原因有以下几点。(1)、许多“突出人士”在文革之后当局对他们的反复清算
中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能苟活在世上已属侥幸，哪还敢去书写文革触怒当局？(2
)有些“突出人士”通过自己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做人艺术，在山重水复之中又开拓
出柳暗花明。为了能继续在当今体制内的仕途，他们当然要极力隐去自己当年的一
番经历。否则，一旦被划入“三种人”前程将一遍暗淡。(3)还有些“突出人士”在
困顿多年后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大潮中获得生机。他们生性聪慧敏锐，一下
便捕捉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其矫健的身手冲浪于大潮之中，不久就甚有斩获。
这些人偶尔会回忆起文革旧事，也只是发出几声洒笑和叹息。是自嘲当年的少不更
事轻举妄动，还是怀念昔日的青春热血慷慨激昂，抑或叹息人生的风云多变诡谲莫
测？算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有什么比现在赚钱享受更为实际的呢？(4)这些年
来，在中共官方的强大宣传和独立知识分子“暴民政治”论的伴奏下，文革已定论
为百分之百的“浩劫”、“混乱”、“疯狂”。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敢说那熊熊大
火中还有些有用的东西并要把它取出来呢？不怕自己也被烧死吗？更何况有些“突
出人士”确有某些不雅的记录。他们虽然亦参加过民众的反抗斗争，但也曾效力于
毛江(青)集团。以暴力“揪斗”过中共高干、“反动文人”、“学术权威”等。“
沉默”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三)参加过反抗斗争的工人群众缺乏文字表述能力
这些年来，在中国民间中年以上的工人群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再
来一次文化革命就好了！”这种说法会使那些持“暴民政治”论的名士们感到惊讶
。难道这些工人希望再来一次“破四旧”、“红色恐怖运动”？再来一次“第二次
反右”、“镇反”？或再来一次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吗？当然不是！这些工人
是希望能象当年“批资反线”那样把当今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送上审判台。文革之前
中共官僚与人民的矛盾主要是体现在政治压迫上。对于大多数生性温良顺从的中国
人民来说，这个矛盾并不太激烈。如果没有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一下打
击了许多人，恐怕民众的怒火还不会那么猛烈。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官
僚与民众的矛盾除继续体现在政治压迫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贫富悬殊上。这就使
中年以上工人群众产生再次象文革造反那样冲击共产党官僚的愿望。由此可见，经
历过文革的工人群众与那些名人学士对文化革命的记忆和认知是有多么大的不同。
可惜的是文革前的工人文化水平都很低。大多只受过小学教育，初中生较少，高中
生更为少见。他们的文字表述能力很有限，实在难以把当年民众的反抗斗争记述下
来，公之于世。(当然，就
算他们写了出来也不会有哪个杂志刊物会发表。)当年的中年工人现许多已去世。尚
生者只在默默地熬着那风烛残年。当年的青年工人现今也已是五十岁以上的半老头
。韶华已逝体力日衰。想要再以文革造反来对付那班共产党的贪官污吏也只是说说
而已了。
(四)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弱点所至
前面三个方面的剖析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文革时期民众的反抗斗争会湮没于
历史尘埃之下。因为那毕竟是数亿人投入的运动啊。中国人常以万一来形容稀有，
可是如果一万人中有一人出来那就有数万人。如果一百万中有一人出来那也有数百
人。可是，现在环视那纵横万里的中国并延及海外，究竟有几个人在为文革时期民
众的正义反抗行动正名呢？
这个民族太聪明、太现实。它很能变通却少一分应有的执着，它很能审时度
势却少一分应有的慷慨悲歌。正是这种聪明现实的民族性格，使它以凶悍的满州人
也供奉孔夫子为由接受了那条长长的“猪尾巴”，也差一点使它以残暴的东洋人“
同文同种”“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为由去接受太阳旗。还使它用共产党“为人
民服务”的谎言去进行自我麻醉，以坦然地接受那专制统治。既然我们的民族有这
么多莫大的悲哀，那再加上一个文革时期民众正义反抗运动之被湮没又算几何呢？
六、文革时期民众反抗斗争被忽视和否定所带来的后果
八十年代以后，中共政权在专制之上再添加了急速的腐败。广大民众对其切
齿痛恨。但只要民众或学生以集会请愿的方式表达对它的不满，它就气势汹汹地斥
责道：“怎么？你们又想搞文革造反那一套吗？”学生民众倒也真在这斥责面前吓
倒了。“文革造反”，那是多大的罪过呀！他们都诺诺而退了。
我们极力主张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来终结中共一党专政，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和平演变不可能在在书斋里完成。设想仅仅以言官上书、书
生议政就可促使中共作根本改革，那只是幻想。一个专制政权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转
向民主体制必须以民众的正义压力为基础。专制统治者不可能那么顺当地交出特权
。这不但在道理上显而易见，也为当代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所所证实。
民众的正义压力往往就体现为“街头政治”──集会、请愿、游行、示威。
而这些绝对不是暴民政治。
那么当今和今后，中国有没有发生“暴民政治”的可能？有！这是指在某些
特殊情况下，专制统治机器突然崩溃，社会失序。对共产党的贪官污吏愤恨已久的
民众并发出冲天怒火。部份民众以非理性的方式对待共产党官员和具有官方色彩的
事物，如党的办公大楼。事实上中共的一些高官已看到这种危险。他们把自己的子
女送往国外求学就业定居，把存款转往外国银行。如果有一天中国发生了“暴民政
治”，那责任完全在中共。因为它既不能抑制官员的贪污腐化，又不以政治改革来
抒解社会矛盾，还极力压制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出现。这样就为社会灾难埋下祸根。
但这绝不是说暴民政治有理而是分析暴民政治的成因。某些社会贤达似乎也看到这
种危险。他们以暴民政治的可怕情景去谏说中共及早主动进行政治改革。这种作法
无可厚非。但是，他们不应把文革期间民众的正义斗争也划入“暴民政治”。因为
不仅仅从道理上来分析那并不是“暴民政治”，而且一旦人们真的都认为那是“暴
民政治”，就必将大大束缚了人民的手脚，限制了民众的正义行动，极大地削弱了
民主力量对专制政权的压力。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就更难实现。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国民主转型的实现只能靠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来
完成。这种说法虽有道理但却是片面的。从历史事实得到的借鉴、从对中国社会各
个横断面作深层的分析都可得知，单靠中共党内改革派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
换言之，中共党内改革派只有在民间民主力量的铺垫、拱托、支撑之下才会破土而
出并有所动作。讲得更具体些，就是一旦民间民主力量能有效地在全国许多城市组
织万人、十万人甚至人数更多的和平集会示威之时，就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破土公开
行动之时。
向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晓以暴民政治的可能及可怖当然不是错。但更有意义
的是发掘出文革时期民众斗争中闪光的东西予以借鉴。对于坚持专制、拒绝政治改
革的中共顽固派为什么不可以用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那一套”
？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推上审判台？所不同的是，当年民众是以响应毛“批资反线
”的号召为依托，而三十多年过去，社会情势大相径庭民众思想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的今天，民众的依托将是民主理念与法制原则。
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几近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这一事实
，使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悲哀。对国家民族的历史我怀有深深的感情，故在
修了机械专业用以谋生糊口外还修历史专业用以探索先贤的遗迹。不过，我那对卷
帙浩繁之历史记录的真实性的信任感由此已产生了极的大动摇。如果文革时期的青
年人现在还年富力强，那一段历史就已被写得面目全非，推而论之，历史的尘埃又
已经湮没了多少有价值的本应值得记载流传的东西呢？如此看来，那汗牛充栋的史
卷又有多大的真实性呢？然而，我还是要尽自己一份心力。我无力去勘正浩瀚史卷
之真伪，但对文革时期民众的闪光之处将尽力发掘，使之重见天日并借鉴于当今的
民主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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