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邢小群


      在八十年代，中国追求现代化和参与全球化是统一的，旗帜就是改革开放，
政府和知识界的主流有许多共识。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发展最迅速的时
期，也是中国国际环境最好的时期。进入九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冷
战结束了。中国是不是应当继续坚持改革和开放的统一性，坚持现代化和全球化的
统一性，国内一直有争论。尤其是近几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几次外交和军事冲突，
争论更加激烈。

      从大的方面看，一种思潮认为和平与发展不再是时代的主题，他们对全球形
势的估计回到了列宁或毛泽东的结论，把当今的时代看作是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这种思潮下，津津乐道于五十年代中国跟着苏联与美国为首
的帝国主义对抗,或者津津东道于划分三个世界，主张中国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联
合穷国弱国反帝反霸。在这种基本估计下，还派生出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方略
。政治上主张结成新的反美统一战线，经济上主张一切立足于打仗，优先发展军备
，主张抵制ＷＴＯ，拒绝与国际市场接轨。在思想文化上，把一百多年来中国对现
代化的追求看成上了西方的当，中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在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中国怎样看待全球化，的确成了一个大问题。

      我的看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否和平与发展。中国应当坚持现代化与
全球化的统一。

      在全球化进程中，各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和磨擦，不光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是形成政治夥伴关系的西方国家之间，也
常有利益冲突。中国人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但真正对民族的长远利益负责
，首先要正确判断形势。中国和美国，既有互相冲突的一面，也有互相需要的一面
。美国和中国隔着太平洋，就是在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时代，也不曾对中国有领土要
求。所以我不赞成把中美冲突的一面绝对化，让中国脱离和平发展的轨道。如果盲
目地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十几亿中国人民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五十年代、六
十年代，中国几度进入备战状态，经济建设的布局也着眼于备战，勒紧腰带省下的
宝贵资金扔进山洞里，损失很大，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提高，甚至连温饱也
没有解决。等到中国意识到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原来和中国在同一层次上的一
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高出中国大陆一大块。现在如果因为一两
次突发事件，就放弃和平发展，扩军备战，可能将使中国人民再一次与繁荣富裕失
之交臂。

      中国同美国的矛盾，除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有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差
异。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脱胎于苏联模式。八十年代曾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至
今进展不大。是继续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是以中国现行制度为准绳，批评别国的制
度？我想，中国还是应当更新自己制度，让中国人民以更加自由和尊严的形像面对
世界，以代表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价值观自立于世界。有的学者主张，世界上一切同
美国称霸世界的相抗衡的力量都是进步力量。其实，同国际上一些声名狼籍的极权
统治者联手，对中国的国际形像和实际利益，都没有什么好处。

      九十年代，中国加快了权力资本化的趋势。吏治腐败、司法腐败日甚一日，
两极分化加剧，工人农民利益严重受损，社会冲突此起彼伏。有人把中国的贫富分
化归咎于国际资本造成的，认为这是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结果，以此作为他们批判
全球化伦理支撑点。他们对资本重炮猛轰，为过去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召魂
。热闹一时的清唱剧《格瓦拉》就是这种思潮的一个代表。其实，权力资本化的直
接原因，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不同步。造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展
开的，改革的设计者，选择了尽量照顾官僚阶层既得利益的路径，经济上转为市场
取向，政治上坚持权力垄断，不许体制外形成的制约力量，不放开公共舆论监督。
这种选择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力集团占有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和机会，通过权钱交易，
达到权力致富，有权先富。现在官员阶层从整体上已经先富起来。在这种环境中产
生的老板阶层，看到通过与官场联手获得垄断利益比参与自由市场竞争发财更快，
所以大多更热衷于官商勾结。中国的工人农民利益受损，与其说是市场机制造成的
，不如说是权力垄断造成的。西方国家，工人可以组织工会，与资方讨价还价。在
中国，官办的工会只是党委的助手，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作用有限。老板们可以成
立企业家联谊会，而工人农民却不能成立独立的工会农会，这种现象在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也是没有的，一些利益受损的工人、农民，求告无门，于是怀念毛泽东时代
，怀念文革时还有过冲击官僚的机会。这只能说明只有及时启动政治改革才能缓解
社会紧张，维护社会稳定，而不应当导出拒绝国际资本，否定市场经济的结论。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们只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目前为止
的最不坏的制度。上个世纪，中国人已经体验过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极权加
经济短缺之苦，所以很自然地向往这种较好的制度。

      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非尽如人意。环境、人口、金融安全、贫富差距
、宗教、民族冲突，都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中国应当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的秩序更加合理。以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这样
那样的问题为由，拒绝进入国际社会，是极不明智的。最后，我想引一段国内学者
喻希来的观点结束发言：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要有新的理想、新的风貌。首先，要认真塑造自己的大国
形像，中国应当是一个既充满理想主义又踏踏实实地建设世界新秩序的负责任的大
国，而不是一个“不”先生或专门在安理会投弃权票的角色，更不要成为令世人猜
不透的隐藏在竹幕背后和神秘大国。中国应当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
的人权对话，努力在多元一体的全球价值观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中国应当积极推动
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争取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切实保障能够以大进大出的发
展方式加快经济现代化与人口城市化。中国应当积极推动便于政治一体化，参与国
际立法与执法。中国应当在联合国组织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力争使其成为未来世
界联盟的雏形。中国应当成为世纪主流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并努力为之做出较
大的贡献，同时要警惕来自各方面的让中国边缘化、孤立化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