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果能禁止，头脑停止活动，就不需要表达了。思想如果能统一，头
脑完全相同，又不必要表达了。问题就在於思想既不能禁止也无法统一，人们的头
脑各不相同，不得不进行表达。表达思想必须通过言论，思想自由只有通过言论自
由才能实现。一七八九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最早宣布言论自由为平等的
人权：“无拘束地表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利权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
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一七九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
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国会不得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行政
当局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就属非法。请注意，这里的表述是“不得剥夺”，不是正
面的规定，而是反面的规定，表明美国开国时期创制者们思虑的深刻性。这意味着
，承认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天然利权，固已有之，不需要政府作什么规定，只要不去
剥夺，自然而然就实现了。言论自由也是一种消极自由，不要求政府做什么，只要
求政府不做什么。实现言论自由的保障在於限制政府权力。
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为什么要实行言论自由？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是做人的基本利权；不能
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就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对实行言论自由的理由作过分的论
证，适得其反。有人认为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可能存在正确的成分，发表出来对别人
有用。即使是错误的意见，可以在讨论中促成正确意见的发展，实行民主，发表出
来对社会有利。言论自由当然会产生好的效果，但它的根本出发点不在於言论是否
对别人有用或是否对社会有利，而是表达本人的思想，为实现自我、表现自我之所
需。以对别人有用、对社会有利作为理由，恰恰是为反对言论自由的人们提供论据
：因为某些言论被认为对别人无用甚至有害、对社会不利甚至危险，所以必须制止
、禁止。你看毛泽东，他说：“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於我们国家巩固
和文化发展的方针。”什么是“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敢於讲
话，敢於批评，敢於争论”。⑴让大家讲意见是因为对“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有
利；一旦他认为（仅仅是他认为）对“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不利，立即不让大家
讲意见，“放”就转变为“收”。讲意见是每个人的利权，国家和社会不得剥夺；
要求讲意见对国家和社会有利，这就变成了义务。主张限制言论自由的人，错把利
权当义务；如果承认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利权，则无论如何不得加以限制。
反对别人的言论自由的人，并不反对自己的言论自由。专制主义、法西斯
主义、极权主义是扼杀言论自由的，但鼓吹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言
论却是完全自由的。按本人的需要，人人都应当享有言论自由。实行言论自由的障
碍在於别人和外界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无非是以别人的态度、以外界的评价为根
据。表面上，不是一概地反对言论自由，只是限制某些言论的发表；实际上，一旦
限制某些言论的发表，也就葬送了全部言论自由。这种反对的理由能否成立？为什
么要实行言论自由的问题，可以转换为：为什么不应当反对、打击、取消别人的言
论自由？因为任何人都不反对自己的言论自由。既然自己需要以言论来自由表达思
想，与自己同样的人也有同样的需要。反对、打击、取消别人的言论自由，就是损
害别人的尊严；损害别人的尊严，也就失却自己为人的尊严。
言论自由的两个规定
行使言论自由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包括书写工具、报纸、杂志、书籍、电
台、电视台、电脑网络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手段，张开嘴巴讲话就是行使言论自由
。任何人，终其一生，随时随地，都有必要和可能行使言论自由；反之，没有言论
自由，任何人，终其一生，随时随地，都会感到莫大的痛苦。
究竟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概念本身作出了两方面的规定：
第一，言论自由只适用於言论。言语（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通俗地
说，就是讲话和写作，并非都是言论。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
l lHolmes）在一个判例中提出的著名论断，说：言论自由不会保护一个在剧场里谎
叫“着火了”因而引起大家恐慌的人。⑵在剧场里谎叫“着火了”，导致秩序大乱
，甚至挤伤、挤死了人，这是行为的後果。这个人要对这种後果负责。他张开嘴巴
讲话不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向别人发出信息（根据虚假的事实），影响、推动
别人采取行为。希特勒手下的将军，许多人并没有亲手杀人，为什么把他们送上纽
伦堡法庭进行审判？因为他们口头发布命令、书面签署文件都是一种行为，以这种
行为开动战争机器，推动、组织别人去杀人。动口的将军比动手的士兵罪行更为严
重。用讲话和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言论；用讲话和写作来影响、推动、组织
别人采取行为，就不是言论，而是具有社会後果的行为的一部分。是言论，属於言
论自由；是行为，不属於言论自由。
第二，言论自由适用於一切言论。只要是言论，不管什么样的言论，都是
自由的。不能说只有正确言论、革命言论、高尚言论可以自由发表，不正确言论、
不革命言论、不高尚言论同样可以自由发表。任何言论，发表以後才能区分正确与
不正确、革命与不革命、高尚与不高尚；事先预定一个标准，无非以部分人的言论
为根据，排斥另一部分人的言论。只要在言论领域划出一个禁区，不是还有部分言
论自由，而是全部言论自由立即消失。官方机构、主流社会认可的言论，本来就没
有不自由的问题；官方机构、主流社会不认可的言论能否发表，才是言论自由的实
质所在。
划清思想和行为的界限
对自由是需要限制的，对言论自由是否需要限制？言论自由已经是一种有
限制的自由，“言论”就是对自由的限制，仅仅规定为言论方面的自由，而不是任
意的自由。如果一定要谈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能针对言论的内容，只能规定言
论的边界。也就是说，不应当限制什么样的言论可以自由发表、什么样的言论不可
以自由发表；只应当限制什么是言论、什么不是言论。在限定的作为言论的范围内
，不论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自由发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柏
克莱分校的校园里，有一处象征言论自由的标志。在一块大理石上刻了一个巨大的
圆圈，圆圈里面写着：THIS SOIL AND THE AIR SPACE EXTENDING ABOVE IT SHOUL
D NOT BE A PART OF ANY NATION AND SHALL NOT BE SUBJECT ANY ENTITY'S JURI
SDICTION.（这片土地以及在它之上延伸的空间不应该是任何国家的一部分，也不属
於任何机构管辖。）这是对言论自由极好的形象化的解释。言论自由的界限就在於
为言论划定一个圆圈，在圆圈之外不属於言论自由的领域，在圆圈之内言论自由不
再有任何的限制，不受任何权力的干预。言论自由的空间不是属於任何国家，而是
属於人。更进一步说，言论自由的界限在於区分思想和行为；思想的表达是属於言
论自由，行为的信息不属於言论自由。而在表达思想的界限内不应再设置界限。
区分语言的两种功能
划清思想和行为的界限，又必须区分语言的两种功能。在人类生活中，语
言既有表达功能，又有交往功能。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形式，又是人们在实际活动中
交往的工具。发表言论就是利用语言作为形式进行思想交流，发出行为信息就是利
用语言作为工具进行交往活动。张开嘴巴讲话可以是言论问题，也可以是行为问题
；利用语言表达思想的言论与利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例如，有
人以不实之词吹嘘自己，这是表达思想，虽然表达了不健康的思想，还是属於言论
的范围，吹牛不犯法。有人以不实之词从别人那里得到利益，这是欺诈。有人以不
实之词对别人设置圈套，这是诬陷。欺诈和诬陷虽然也是通过讲话或写作来进行的
，那不是言论，而是发出行为的信息，造成的结果导致对他人的危害，就构成违法
犯罪。虽说都是不实之词，一种是自我表现，一种是作用於他人；前者是言论，後
者是行为。中国政府和为它服务的官方法学家，认为“言论可以构成违法犯罪”。
⑶他们的手法就是混淆语言的两种功能，将讲话等同於言论，把利用语言发出信息
进行交往的行为也列入了言论，因而一口咬定“言论”可以构成违法犯罪。当“言
论可以构成违法犯罪”的命题宣布後，就十分方便地对不同政见以言治罪。或者说
，他们以不是言论的“言论”来论证“言论可以构成违法犯罪”，又以“言论可以
构成违法犯罪”来对付真正的言论。
谈论言论自由走向言论不自由
古典专制是根本不讲言论自由的。现代专制却不妨大讲言论自由，而是通
过谈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问题来扼杀言论自由。苏联、东欧变革以前，世界上二十
八个一党专权（包括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国家中，大部分的宪法都写上了有关言
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漂亮词句，但不准备实行之。一方面，说明言论自由的普
遍价值吸引人心，无法抗拒；另一方面，也说明宪法上规定了言论自由并不等於公
民在事实上享有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都有关於言
论自由的规定，但五十多年中没有一天实行了言论自由。以言论抓“胡风反革命集
团”，以言论戴“右派分子”帽子，以言论判“恶毒攻击”罪，以言论打“反革命
”，以言论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言获罪而受惩罚、掉脑袋的，何可
胜数？在历次运动中，形成高压气团，强迫表态，人人过关，人民非但没有讲话的
自由，甚至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
为什么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不能实行？因为对言论自由流行一种官方解
释。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再到江泽民时代，总是强调“言论自由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是什么意思？据说，不是一切言论都能自由发表，有害
言论就不能发表，发表了就要给予制裁。所谓有害与无害，完全以官方标准为根据
。这样一来，言论自由的命题就被颠覆了，至多只能说部分言论自由。谈论言论自
由，玩弄相对和绝对的辩证法词句，结果是论证言论不自由。
自由是相对的，言论自由是绝对的
因为一般来说自由是相对的，能否引申出言论自由也是相对的？自由是相
对的，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言论自由是相对的，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命题。
无条件地行使自由，可以侵犯他人的自由，因而对自由必须加以限制。但
行使言论自由不可能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反而能激发他人的言论自由，因而对言
论自由不需要加以限制，应当加以鼓励。仅仅是言论，不会危害他人；能够危害他
人的，就不是言论。有害言论不是可以扰乱人心吗？开口发出言论和开枪发出子弹
不一样：向谁发出子弹，谁就是被动的受害者，无法避免；向谁发出言论，谁就是
主动的应对者，可以选择。对任何人的言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接受还有正
面的接受和反面的接受。一种言论能够扰乱人心，想必是为众人所接受；反对扰乱
人心，只能让众人接受另一种言论。归根到底，必须用言论来对付言论，而不能禁
止言论。任何人发表意见并不妨碍别人发表意见，即使“打棍子”也不可怕，你拿
棍子打过来，我可以拿棍子打过去，彼此彼此。只有权势者“打棍子”才无法招架
。
之所以说自由是相对的，它不是一切方面的绝对自由，而是必须具体地限
制为人身自由、居住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言论自由已经是一种受限制
的相对自由，它不能超出言论的范围。在言论的范围内，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因为
有言论不自由，才需要争取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确立，必须反对言论不自由。如
果没有言论不自由，言论自由就没有价值了；如果不反对言论不自由，言论自由就
没有力量了。言论自由与言论不自由绝对不能调和，也就是说，在言论的范围内自
由是绝对的。这就是相对中的绝对。所以说，自由是相对的，言论自由是绝对的。
如果在言论自由中还是只有相对的自由，在有限制的自由中还要加以限制，就是言
论不自由。所谓“言论自由的相对性”，即有些言论有自由、有些言论没有自由，
那就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对於有限制的自由还要加以限制，照此推论，有限制的限
制，还可以限制下去。自由不是绝对的，难道限制是绝对的吗？反对无限制的自由
，却走向无限制的“限制”。辩证法认为，相对之中有绝对。对於相对主义来说，
相对只是相对，相对是排斥绝对的。排斥相对自由中的绝对自由，是相对主义；推
崇无限制的“限制”，又是绝对主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强调“言论自由的
相对性”是对别人讲的；对他们自己而言，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完全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讲起“党的领导”来，他们也只讲绝对，特别强调“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是一丝一毫都容不得相对的。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民主，
又是相对的，根本不能沾绝对的边。他们的思维方法，不是相对主义，就是绝对主
义，恰恰是辩证法的反面。两样货色齐备，给予人民的施舍用相对主义，维护自己
的特权用绝对主义。扼杀言论自由的根源是极权主义。分析扼杀言论自由的理由，
也可以看出极权主义的思维之随心所欲，缺乏理性。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扼杀言论自由
一九七九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条款
，那就是第一百零二条：“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
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可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首要分子或罪恶重大的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律本身十分含糊，法律的执
行更是漫无边际。按中国官方的标准，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反革命宣传煽
动”，可以定罪判刑。凡是不合官方意志的演说、文章、大字报，都有可能被说成
“反革命言论”。执行这一法律的结果，多年来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世界各国的法律，就连社会主义阵营的始祖苏联在内，都没有“反革命罪
”。刑法上规定“反革命罪”，完全是“中国特色”。从前国民党的刑法和後来共
产党的刑法都有“反革命罪”。革命和反革命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革命只
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革命过去了，也无所谓反革命。根据短暂的革命和反
革命的对立制定长期有效的法律，是根本不科学的。而且，“反革命”这一概念又
是不严密的，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行为，也可以是反对革命的思想和言论。“反革命
”概念的不确定性，为镇压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大开方便之门。经自由化知识
分子的一再反对，一九九七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废除了“反革命罪”
，相应地也取消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新刑法确立了“危害国家安全罪”，与
“煽动”相关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在“危害公共
安全罪”中还有“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如果确实为危害国家安全
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是有罪的。但现在又用这一条法律来判处某些呼吁
政治改革、要求实行民主、批评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言论为有罪。改变了法律条文
，没有改变法的精神。新刑法的执行，结果和以前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完全
一样。
煽动”构成犯罪的要件
犯罪是一种特定的行为，必须具有犯罪的动机和危害社会的後果。思想和
言论不可能构成犯罪。“宣传”是属於思想和言论的范畴，别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
接受。“反革命言论”仅仅是言论，不是反革命行为。原来刑法上的“反革命宣传
罪”就是以思想和言论入罪。“煽动”如果构成犯罪，也必须是行为，应当具有犯
罪的动机和危害社会的後果。中国的司法机关，在判处“煽动”犯罪的问题上，严
重混淆了思想和行为的界限，不是以发生行为的後果，而是以表达思想的言论，作
为犯罪的根据。
何谓“煽动”？法律上的煽动不是文学字眼，不是指演说的煽情的姿态，
不是指文章的动人的笔调。“煽动”构成犯罪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一，煽动者具有可以证明的犯罪动机。
二，煽动者不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向别人发出行为的信息，不是谈论
一般的看法，而是明示或暗示具体的做法，推动别人采取行为。
三，煽动者必须面对具体的被煽动的对象，向谁煽动？谁受了煽动？否则
，煽动者的独白怎么能构成煽动？没有被煽动者，煽动者即使有犯罪意图，只能叫
做犯意表示，煽动不成其为事实。“文化大革命”中常上演这种滑稽剧，有人在厕
所里写了一句不满现实的牢骚，竟被当作“反革命标语”，倾城出动，停工停课，
查找“反革命”；找到了，则坐实“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就是没有被煽动者的
“煽动”。
四，被煽动者的行为与煽动者的意图具有直接联系。煽动者的言论不是证
据，煽而不动，至多只能说明思想影响；或者，被煽动者拒绝合作，煽动也不成其
为事实。被煽动者的行为才能证明煽动的後果。有人在境外发表文章，被法院的判
决书列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这种所谓“煽动”，非但没有具体的被煽
动者，更没有被煽动者的行为来证明煽动。
五，被煽动者的行为构成犯罪才能证明煽动者为有罪。煽动犯罪类似於教
唆犯罪，教唆者的罪行和程度，取决於被教唆者的罪行和程度。在选举中，竞选者
号召选民“投我一票”，也可以说是一种煽动。但被煽动者进行投票是合法行为，
因而这样的煽动者并不构成违法犯罪。
总之，煽动者和被煽动者是共同犯罪，就像行贿和受贿是共同犯罪一样。
没有受贿，不能确立行贿；没有被煽动者，不能确立煽动者。中国的法律对於行贿
和受贿都有论罪的条款，但对於煽动者论罪的同时却没有对於被煽动者论罪的条款
。好像煽动是一种“单相思”。立法中的缺点，被司法机关恶意扩大，他们常常判
处没有被煽动者、没有危害社会後果的“煽动罪”，实际上是以言论定罪。
美国审理煽动案件的原则
美国的法院在审理煽动暴力内乱和非法行为的案件时，确立了“明显而立
即危险原则”。如果以煽动他人从事暴力非法行为论罪，必须举证证明：第一，表
意人本人具有从事暴力非法行为的“明显的”故意，并形成目的；第二，表意人的
作为可以推动别人产生“立即的”暴力非法行为；第三，表意人作为的结果，在客
观环境中确有引发暴力非法行为的可能或竟成为事实。如果不是具有如此“明显而
立即危险”，言论的有害与无害不能由政府来判断，应交社会公众讨论。即使是有
害的言论，如果不是具有紧迫性，还可以运用更多的言论来预防或救济由它可能或
已经产生的害处，不能轻易禁止某种言论的发表。⑷由於珍视言论自由的价值，美
国对煽动犯罪的限定极为严格，而对所谓“有害言论”的态度却极为宽容。对“有
害言论”的宽容，不是欣赏和鼓励“有害言论”，而是避免因鉴别不清侵犯公民的
言论自由权。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要件
何谓“颠覆国家政权”？中国的司法机关也作了随意性的解释。
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要件是：
一，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只能是暴力的行为。国家政权本身是暴力的机
关，如果不是采取暴力的行为，无从颠覆。与煽动相关，煽动者的行为可以是非暴
力的，作为被煽动者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必须是暴力的行为，或预谋中的暴力行为。
煽动者与被煽动者是共同犯罪，因而煽动者即使并未直接采取暴力行为，同样犯有
“颠覆国家政权罪”。
二，以暴力“颠覆国家政权”不可能是个人的行为。个人可以因采取暴力
行为而犯罪，但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因此“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犯罪主体不
是个人，而是有组织的集团。与煽动相关，煽动者可以是个人，作为被煽动者实施
颠覆国家政权必须是集团的暴力行为。煽动者与被煽动者是共同犯罪，因而煽动者
个人也是构成犯罪集团的一部分。
三，“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它的属概念“危害国家安全罪”，必须以事
实证明犯罪的动机和後果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煽动相关，至少煽动者必须
具有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动机，而被煽动者的行为作出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後果，或具有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现实可能性。
防止“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滥用
反对政府不是“颠覆国家政权”。政府可以代表国家不等於国家，即使现
存政府垮台也并非国家丧失主权。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人民有权建立政府
，也有权反对政府。一百个人中，九十九个人拥护，只有一个人反对，而且反对的
理由并不十分充分，政府也无权镇压，因为人民中的任何人具有反对政府的利权。
一个不能反对的政府，就因为它不是人民授权的政府，即专制政府；而专制政府更
是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少数人可以宣传反对政府的主张，如果为多数人所接受
，政府必须更换。但如果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少数人以暴力推翻政府是违法
犯罪，因为少数人违背了多数人的意志。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有“革命书店”，出
售的书籍中不乏反政府的言论，其中还有六十年代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号
召推翻美帝国主义的声明。即使宣扬暴力革命，也只是言论，并没有采取行为，因
此“革命书店”的经营以及顾客们选购“革命书店”的书籍都是合法的。但针对联
邦政府的阿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爆炸案则是暴力行为，属於非法，遭到了起诉，主犯
被判处死刑。
反对政党不是反对政府。政党是由人民中的一部分人组成的，而政府是在
全体人民中产生的。政党可以执政掌权，政党本身不是国家政权机构。政党不允许
本党党员反党，但无权禁止人民反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经常互相反对，人民
既可以反对民主党也可以反对共和党，是受法律保护的。
批评政府、批评政党不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党。反对政府、反对政党都不
构成违法犯罪，批评政府、批评政党更是人民的正当利权。正确的批评和错误的批
评都是行使正当的利权，不能因为批评错了而受到制裁。
在中国流行的逻辑是：批评中国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政府、反
对共产党，反对中国政府、反对共产党就是“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
。一九九三年，中国制定了《国家安全法》。一九九四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
专门挑选“六四”这一天公布了《国家安全法执行细则》，其中关於“危害国家安
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规定，竟有这样一条：“发表、散布文字或者言论，或者制
作、传播音像制品，危害国家安全的”。文字或言论如何能够“危害国家安全”？
不得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言论自由
一九九五年，国际人权组织在汉城举行“亚洲太平洋地区第一届国家安全
法和人权保障国际会议”。会议指出：唯有在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受到来自外部或内
部的暴力威胁时，才发生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有关国家安全的
法律，都是用於和平时期，没有一个符合“国家安全紧急状态”的条件。同年，国
际言论自由保护组织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人权会议。会议强调，言论自由不得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以限制。会议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原则》，对“维护国家安全
”严格限定为“政府面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保护国家存在或领土
完整的能力”。该《原则》特别说明：“和平地行使言论自由权不应当被视为危害
国家安全，或者受到任何限制和惩罚。”最後，它指出：“为了保护政府名誉免於
难堪，掩盖政府错误行为，推行某种意识形态，为政府行为进行保密，或者镇压社
会的不稳定”而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都是不正当的。这些，好像完全是针对中
国政府的。
侵犯言论自由权是执法者犯法
发表言论可以构成没有被煽动者的“煽动”，批评中国政府、批评共产党
可以构成无损於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可以判处五年以下徒刑，首要分子则判处五年以上徒刑。近几年，有人提出政治体
制改革的方案，有人从国外回国发出政治改革的呼吁，有人举办关於政治改革的讨
论，有人表达民主政治的纲领性意见，以至有人在境外或互联网上发表不同於官方
观点的文章，统统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判处重刑。“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成了打击不同政见、压制异端议论的常规武器。侵犯人民的言论自由权，
是执法者犯法。
一个政权居然害怕被言论所颠覆，可见已是虚弱不堪了。人们形容一个虚
弱的人叫做“弱不禁风”。风还是一种物质力量，想不到有一种政权弱不禁言。这
种政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强大的，它的强大表现为凶恶；而凶恶是因为内在的
精神十分虚弱，虚弱得不堪一言、不堪一论了。一个如此虚弱不堪的政权，也就没
有存在的理由了。
【注】
⑴《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5页。
⑵Sc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S. 47. 39s. ct. 247, 63L. Ed.470(1919)
.
⑶我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4日）一文中指出：
不能因反革命言论动手抓人。不料，冒犯了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大人物。我因
鼓吹言论自由而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在反对我的意见时，确立了一个命题：言论可
以构成违法犯罪（以前是只做不说）。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见《目前的形势和
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8、236页）、胡乔木在1980年2月6日（见《
在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新闻战线》1980年第4期）对我的观点进行严厉
批判。随後官方法学家纷纷应声跟进：“散布某种特定的言论乃是犯罪行为”（高
铭暄《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2月29日）、“触
犯刑律的言论，……应追究刑事责任”（姜立《言论自由必须依法实现》，《人民
日报》1981年2月16日）、“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就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法
律的制裁”（陈为典、周新铭《社会主义法律不给反革命言论以自由》，《北京日
报》1981年5月25日）、“言论触犯了刑律，就构成犯罪”（朱商《关於言论能不能
构成犯罪的问题》，《人民日报》1982年7月16日），云云，云云。
⑷见林子仪“言论自由与内乱罪”，载《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社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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