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 起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已经持续数年。最近“新左派”阵营的两
位主要人物甘阳和王绍光先生，分别着文为“新左派”定位，认为它是“自由左派
”，而论战的对方是“自由右派”。这一界定引人注目，引发了两个问题：首先，
中国的“新左派”是否是甘阳、王绍光所定义的“自由左派”？这可以根据发表的
文论来评价。其次，如果中国“新左派”中一些人并不属于“自由左派”，他们是
否会归向“自由左派”阵营？他们的意向令人感兴趣，但无须在此猜测。能否成为
“自由左派”，则应该说有客观的标准。 今后论战的方向有可能受到这种定位的影
响：如果双方都是“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其左、右两翼，则虽然仍有很多重大课
题需要辩论，但应该有基本的共同点。通过对“定位”问题的清理，如果中国的“
自由左派”、“自由右派”能够对分歧与共同点达到某种共识，在有分歧的领域继
续辩论，在有共同点的领域共同作战，那将是这场论战的一个正面成果。 

      为了下文讨论中概念的明晰，先把所涉及的派别的涵义及代表人物说明如下
。 

      (1)甘阳、王绍光所定义的“自由左派”：甘阳“特别提出美国的‘自由派’
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作为参照”，把“自由左派”定义为“二十世纪美国自由主
义主流即‘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并提到其代表人物“包括诺
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罗(Arrow)和托宾(Tobin)”。这是一个清楚完备的定义，时空人
物的参照具全。可以指出，这个思潮从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奠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形态基础，到七十年代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开始“纠偏”，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
思潮。(也许说“占霸权地位的话语”更容易得到“新左派”人士的认同。)现在或
许“霸权地位”不再，但仍然势力强大而且富有活力。 

      王绍光给出与甘阳互补的一个定义：“中国的‘自由派’实际上属于右派”
即“自由右派”，或者说“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这就确定了按照美国参
照系定义的“自由右派”。他对“自由左派”的定义----“站在自由右派对面的是
自由左派”----却说不通，因为“站在自由右派对面的”可以有法西斯主义、斯大
林主义、格瓦拉主义等等。 

      综上，甘、王两位定义的“自由左派”是“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
lism)”，“自由右派”是“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不熟悉Liberalism和
Libertarianism这一对英文概念的读者，请参看笔者另文中的详细分析。

      (2)过去论战中的自由主义论者：站在论战前沿的有李慎之、朱学勤、秦晖、
何清涟、徐友渔、刘军宁等人，从刊登论战资料最全的“思想的境界”网站看，持
自由主义观点的文章蔚为大观，作者包括前辈作家何家栋，以及秋风、毛寿龙、袁
伟时、任剑涛、任不寐、吉永生等一批论者。客观地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
。 被称作“经济自由主义”有张曙光、张维迎、盛洪、樊钢等人，在论战中的地位
有点特殊。“新左派”批判的观点常常涉及经济自由主义，但他们点名并“交火”
的是朱学勤、秦晖、徐友渔、刘军宁、何清涟等人。另一方面，上述自由主义者，
例如秦晖、何清涟，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早有直接批评，何清涟和张曙光等曾有
激烈的论战。笔者认为“经济自由主义”论者中一些人的观点如“腐败有理”、“
腐败有利”实际上不符合自由主义学理，此文不详论。但应该把“经济自由主义”
与上述自由主义明确划分，以避免过去论战中因“旗号”不明而导致的混乱。 

        (3)过去论战中的“新左派”：在大陆的代表人物有汪晖、韩毓海、旷新年
、韩德强等，在大陆以外有甘阳、崔之元、王绍光等。 以上流派成员的界定容有偏
颇遗缺之处。把流派“旗号”与成员并列，主要目的是避免因不同论者对“主义”
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用法(例如“自由主义”是指Liberalism还是Libertarianism？左
、右、保守，参照基准是什么？)，而产生误解混乱。定义既明，下面的篇幅主要用
来评论“新左派”的文论，然后再对论战的进一步发展略作讨论。

  本 论

      中国确实存在“新左派”，它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新”
是相对于保守派官员如邓力群、胡乔木而言，“左”是来自他们的共同倾向，即对
私有化、市场机制、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法治体系、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
质疑、批判乃至否定，对改革前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乃至赞扬，以及他们的
左翼思想资源。现在来考察他们的文论，评论其“左”的性质，并判断他们与“新
政自由主义”的关系。

      张广天，引起争议的剧本《切.格瓦拉》的作者之一，在“纪念毛主席逝世2
4周年”的文章中这样自我定位：“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四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人民解放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我是毛主席、周
总理培养的红小兵，是未来革命的接班人。”“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四年里，毛泽
东思想在艰难中发展和丰富起来，毛泽东的形像在现实的教训面前变得血肉丰满。
”“毛泽东的名字就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中国！伟大的领
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是否可
以毫无疑问地判断：高喊这样的口号的“红小兵”，是“左”派，不是“新政自由
主义者”？

      韩德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时，着文为改革前三十年评功摆好，并
用统计资料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在那三十年的伟大成绩。第一张表是“1965-1985年间
部份国家和地区GNP年平均增长率对照表”，其中中国7.49%，日本4.7，新加坡7.6
，香港6.1，台湾省缺，南朝鲜6.6，其结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
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
围内也是很高的”，“与‘四小龙’相比并不逊色”，“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
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第二张表是“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其中钢
铁增长率52-78年间12.9%，78-95年间6.4%，其结论：“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统计分析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国际比较尤其困难。作者引用的数据多半出自198
5、1988年出版的两本国内书籍，而在那以后中国统计在资料提供和专业分析两方面
都有长足的进步。中国直到八十年代晚期才试行并最终采用了GNP统计指标体系(所
谓SNA体系)，在此之前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采用据说是建立在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基础上的物质生产平衡体系(所谓MPS体系)。因此第一张表中的中国数据不
是GNP。经查《中国统计年鉴》，7.49%的增长率应是“国民收入”。当时的国民收
入指标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不包括服务产业。因此就有这样的情况：中国(以
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发展重工业(以及其它物质生产部门)时，国民收入增长速
度可以很高，但第三产业的停滞甚至下降不反映在国民收入中。与此对照，非社会
主义国家的GNP和国民收入包括所有第一、二、三产业。其次，这一表用1965-1985
年间的增长率来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但这个期
间包括改革后的1978-1985年，因而不能支持作者三十年和二十年的比较。实际上，
如果把1965-1985期间以1977年为界，划成改革前、后的两段，则前一段(77年比65
年)的增长率为6.7，后一段(85年比77年)的增长率为8.6，正好与作者想说明的相反
。第二表的产品实物量统计也有指标定义的问题，因为统计局按照“统计报表制度
”获取数据，而生产单位报产量的条例依据是“加工完毕、验收入库”。因此就有
这样的情况：产品堆积仓库，没有人要，但产量、产值却直线上升。当产品按计划
运到商业部门的仓库堆积时，则有“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一说。这种情况在市场
经济下除了严重经济危机时很少发生，即使发生，也有“库存”统计与“产出”统
计并存，可供调整。另一因素是政治干预。该表中钢铁在52-78年间增长12.9%，包
括了大跃进年代。经查《中国统计年鉴》，该表所列是“钢”产量，不包括“铁”
，大跃进前后的钢产量是：57年535万吨，58年800万吨，59年1387万吨。据计委官
员回忆，当时的钢铁产量(产出量，不仅仅是计划指标)都是李富春、薄一波等与周
恩来反复磋商，由周拟定，报毛泽东批准的。那些钢铁产量包括明知完全不能使用
的“土法炼钢”产品。近年产量虚报或许不如大跃进年代严重，但重要统计数字必
经党委讨论通过才能上报，依然如故。(这涉及“国家能力”的一个侧面，与下文王
绍光的观点有关。)最后，钢铁之类产量的增长率可以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指标，但
并不是判断改革前后经济成就的恰当依据。当今世界，钢铁产量的增长率越高越好
吗？是否应该看一看关系人民生活的产品、关系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呢？ 这里重要
的问题其实是：韩德强的观点，与“新政自由主义”学者的观点，是否相容？信手
举一例：“新政自由主义”阵营的重要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专家、资
深研究员哈定(Harry Harding)在那一时期的著作，在评论“改革的必要性”时列举
的数据是：1965-1973年间(改革前年代)的增长率，中国7.4，日本9.8，新加坡13.
0，香港7.9，台湾10.3，韩国10.0。注意日本的增长率，韩德强列出4.7，哈定列出
9.8，超过一倍。

      韩毓海对“现代社会”有这样的判断：“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势却是：随着现
代国家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垄断，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他们参与市
场竞争和公共事务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物质和文化资源的限制。”“马克
思说，不是契约里规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平等，而是现实政治、经济
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我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一切肯
动脑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现实都只能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发，从而毫不费力地
明白一个起码的常识：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
’，而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受社会公意制约，可以独立为社会立
法的，具有‘自组织性’和控制社会能力的所谓‘市民社会’。” 


      这是以马克思理论为依据对“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势”的严厉判决。而且，“
新政自由主义”学者，如果不“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发”，就会被排除于“一切
肯动脑子，肯思考的人”之外了。托宾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大师，同时是以财政手段
干预经济的实践者，曾任肯尼迪政府的经济顾问。在与弗利德曼学派辩论时，托宾
曾满怀信心地认为已经懂得如何通过“现代国家”来调节经济，实现充份就业和其
他社会目标。以托宾为代表的“新政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不可能同意“随着现代
国家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垄断(笔者按：市场究竟是否是“垄断”的，需要实在的分
析证明)，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这种观点。

      旷新年是这样批判自由主义的：“在自由主义那里自由与奴役是这样一种奇
妙的关系，奴役恰恰是自由的基础以及自由的象征。马克思说：‘直接奴隶制也像
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
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
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
家──就会变成宗法制的国家。……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
去。……’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历史的新大陆。既然自由必须要以奴役作为它必要
的补充；那么根据‘症候式的分析’，今天对于奴役的赞美和奴役的莅临，也就成
为了我们的自由之花绽开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与标志。”“今天的自由主义一方面赞
美自由，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赞美奴役”。 几乎毫无疑问，任何“罗斯福新政自
由主义者”不会对自由主义做出这样的批判。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本人都不会首肯
这样的批判。马克思生前就看到了美国“直接奴隶制”的废除，他对林肯领导的废
奴斗争给予高度评价，曾代表第一国际起草了给这位“劳工阶级的忠诚的儿子”的
贺信，说“这个事件是未来时代的标志”。作为严肃思想家的马克思，并没有因为
奴隶制被消灭，“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 

      旷新年对毛泽东的遗产有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
扭转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
人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他还详尽地列举、赞扬了毛泽东的多
方面遗产，例如：“‘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他企图通过上山下乡、五
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
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遗产，......但是他
却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财产。这一财产就是人的自由与尊
严，也就是现代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目的。” 这种话语使笔者惊讶并痛心，
因为笔者当年是一个知青。首先说明，“上山下乡”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是除了66届高三学生以外，连中学学业都没有完成的的“老三届”中学生。
与笔者在同一公社插队的就有只读了初一、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其次，他们被
送去改造(他们别无选择！)，本身就违反“人的自由与尊严”。按“新政自由主义
”价值标准，政府无权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再次，毛泽东除了在主编《湘江
评论》那一时期，全部文章中恐怕难以找到任何促进“现代个人自由”的论述。他
在建国以后实践，不是以促进“现代个人自由”为目标，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创新是“继续革命”的对象不断扩大。不仅资产阶级
、地主、富农是斗争对象，知识分子饱受摧残，初一的孩子成了改造对象，就连社
会最底层的农民包括贫下中农也不能幸免。 笔者认识不少持“新政自由主义”观点
的美国人，交谈时如果涉及插队，哪怕只少许涉及笔者经历的“黑暗面”，他们就
会激愤起来，同情起来，典型的反映是：“I am lucky that I didn't have this
 kind of experience(我很幸运，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没有经历这样的事的人都
是幸运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今后也不再经历这样的“改造”。

      汪晖的文论主要涉及现代性、特别是全球化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曾就
“分歧究竟在哪里？”这样说明对自由主义的看法：“‘新自由主义’，其特点是
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以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在
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创造贫富的巨大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对落后
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却否认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份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代表了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
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 这里的
“新自由主义”应理解为从古以来的自由主义，因为作者所论涵盖了殖民主义、奴
隶贸易等时期。“自由左派”阿罗、托宾的经济学，现在仍然在大力阐发竞争、效
率、自由贸易等等基本观念。 汪晖表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过程所达到的成果的
看法：“现代性”批判理论要“研究它(笔者注：现代性)的一些进步作用如何掩盖
了现代世界的历史关系和压迫形式”，“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
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从历史
的视野来看，……全球化的垄断结构。” 这里对“全球化的垄断结构”，既没有加
以定义，也没有提供统计证据，因而无法具体讨论。但很清楚，这种看法不是来自
阿罗(Arrow)和托宾(Tobin)所代表的经济学派，因为他明确说明其思想资源是西方
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潮”或“批判性运动”。 

      汪晖的近作则进入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其思想资源可以通过所依据
的文献看出。全文共引文献47处，其中马克思16处，列宁1处，卢卡契2处，黑格尔
5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作者Angus Walker)6处，此外左翼论者沃勒斯坦4处，博
兰尼2处，布洛克1处，布罗代尔1处。 如果文献目录不能充份表明作者的观点，那
么作者的代表性话语应该可以清楚地做到这一点：“卡尔.博兰尼和布罗代尔……自
觉地与各种各样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规范式的叙述方式划清界限，从而清楚地揭示出
历史中的‘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国家、权力和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市场
的这一论断正是从这一历史研究中产生的结论。”“有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形
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的描述(笔者按：原文
如此)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 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描述”正
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阿罗是证明竞争市场均衡的存在性和最优性的微观经济学大
师，他的理论框架是公理化数学，他的工具是“不动点定理”。托宾是凯恩斯主义
宏观经济学大师，他的一大成就正是宏观经济模型。自称“本人不是经济学家”的
人对经济学做这样的判决，使人想到文化革命中马列哲学专家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
批判。“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一论断”与阿罗和托宾的经济学完全不相容。 “马
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在十九世纪，这一自由放任主义
(笔者按：指亚当.斯密的理论)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转化为关于世界市场和历史进步
的普遍叙述，从而以市场扩张这一抽象概念替换了殖民主义等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
。”“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市场、市民社会和自身自发秩序(笔者按：原文如
此)作为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的更为基本的框架，醉心于世俗时间的观念，目的正是为
了根除这种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 这里清楚地表明作者的思想资源是“黑
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当然，那是与“新政自由主义”不同的流派。


      王绍光1991年发表“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被甘阳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的
开山之作”，其最突出的观点是“转型过程并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国家能力’
，特别是国家的公共财政能力……这些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
即强调国家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但它被很多自由主义论者解读为
“国家主义”的代表作，原因如下：首先，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展示的“国家能力
”引起的震惊在当时还很强烈。其次，1991年中国政府还控制经济中占“霸权”地
位的国营企业、所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掌握投资、价格/工资确定、对外经贸等基
本经济活动，其“政府能力”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而改革所必需的是缩小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第三，“财政汲取能力”决不是“国
家能力”的唯一指标，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的财政收入
与GNP的比例可能与一个民主政权相似，但前者可以控制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
甚至造成学术性网站由于站主“个人原因”而关闭，可以禁止独立工会、农会、知
识分子沙龙，甚至可以确定和尚尼姑“挂靠”的行政级别，等等。自由主义者争取
的，是消除政府这样的“能力”，这与“财政汲取能力”是两个范围的事。 与上述
论者不同，王绍光明确表明自己是“自由左派”，但就在这篇文章中有不少观点很
难认为符合“新政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举例如下。 “自由放任主义者的天敌是
政府，他们的理想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如果政府必须存在的话，其
规模与权限越小越好，至多只应扮演个守夜人的角色。而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必然
是福利国家；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必然是政府规模和权限的扩大。因此，要实现‘
让国家缩水’(shrinking the state)的目标，必须把积极权利批倒批臭。在中国，
福利国家连雏形还没见到影，但这儿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也鹦鹉学舌，说什么积极权
利‘易于滑向专制暴政。’” 这段论述无视历史而且歪曲了自由主义的观点，“伴
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并不“必然是福利国家”，而可以是专制政府，“自由放任主
义者”例如哈耶克批判的政府首先是德国法西斯政府，而不是福利国家。在中国，
福利国家确实“连雏形还没见到影”，但是有过“积极权利”在文革中实施的“大
民主”即“大专政”的惨痛经验，这不仅仅是“易于滑向”的问题。直到今天，如
王绍光所承认，中国仍然是“权威主义”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也就是说，人民
的无论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都远没有落实，政府的权力压过了人民的
权利。中国的问题不是“让国家缩水”就损害“福利国家”，中国自由主义要求“
限制政府”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和民主。 “很明显，对有产阶级而言，私有产权至
关重要；对知识精英而言，信仰与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将资源优先用于保
护这些权利，那么用于保护穷人福利权利（welfare rights）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
。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的，对穷人而言，财产权和很多政治权利只是‘形式上的权
利’，他们根本无法享用。……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安
分守己提供一种补偿，仅此而已。” 私有产权对最穷的人也是重要的，这是自由主
义者包括“新政自由主义”者早已明确的道理。产权无关贫富，要点是“自由处置
”。中国农民在公社制度下的财产权几乎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按公社条例应有的自
留地、自养鸡猪，甚至住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也屡屡遭到侵犯。“承包”
改变了那种产权关系，使农民能自主经营，产生了巨大成果，是一实例。马克思主
义学者关于“形式上的权利”的观点，与“新政自由主义”者确实不同，但马克思
对于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产权形式比人身依附的前资本主义产权形式是一种进步的阐
述，是一理论例子。“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这一观点所
隐含的经济学结论──在美国社会穷人是剥削造成的──与阿罗和托宾的经济学不
相容。 “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
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权组织。” 对此可以问：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法西斯政府
是否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苏联1968年为了扼杀“布拉格之春”改革入侵捷克
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苏联称作“社会法西斯”，那时苏联政府不仅在国内有强
大“治理能力”，对别的国家包括中国也可以耀武扬威，那种政府对“公民权利”
的威胁是否只是“次大”的？ “自由放任主义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
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王绍光原注：徐友渔
：《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会里
……如果他们真是"作为个体的人"，要权利有什么用？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才需
要权利。……更重要的是，权利不是个人财产，权利的成本也不是由个人负担。自
由放任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抵赖保护私有产权和其它‘消极权利’的成本，试图
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上其他人。……公共财政与国家行为是任何权利存在的必要
前提。所谓‘个人’权利不过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自欺欺人的梦呓而已。” 这段话语
令人惊讶，它既曲解自由放任主义，又违反“新政自由主义”。第一，“个人”权
利是对“个人”定义的权利，即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权利可以对其它单位定义，
比如注册公司享有公司的权利，或者对个人的特定资格定义，比如失业者享有领取
救济金的权利。第二，“个人”权利是对“社会里的人”而言的，这是“自由放任
主义”的基础观念，中国自由主义者包括徐友渔不知阐述过多少遍。第三，对“个
人”权利的来源有不同理论，美国宪法取“天赋人权”说，哈耶克论证权利来源于
通过经验的文明进化而形成的“法治”，但这些都不影响“个人权利”的涵义。王
绍光所采观点，其实更近于“自由放任主义者”哈耶克。第四，“个人”权利是“
公共物品”，需要法治来维系，因而是有成本的，这也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
观点，哈耶克的大作数卷可证。第五，“自由左派”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讨论的
，正是“个人”的权利，森在“实质自由”中包括了这些“个人”权利，所用英文
是“personal liberties,including some basic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个
人自由权，包括某些基本政治和公民权利)”。批判“自由放任主义”，连“个人权
利”都否定骂倒，是否实在有悖“新政自由主义”？ 从1991年到现在，王绍光的观
点始终带有明显的的国家主义倾向。上述一篇短文中这么多漏洞，一个重要原因是
时空转换的谬误。他以美国为参照系批中国自由主义者，反复强调的是，多征点税
、多增点财政收入，就多点福利国家、“福利”权利。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吗？问
题还不止于此。因为实现“消极权利”(包括“财产权”和“言论自由”)需要成本
，就推出保障“消极权利”会损害“福利权利”，再进而否定“个人”权利，这样
的推理和结论，在美国本土也与“新政自由主义”根本不容。罗尔斯论证“个人”
的基本权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优先性”要求，是否也是“梦呓”？

      崔之元提出“鞍钢宪法”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制度创新”，人民公社
的集体所有制有利于农民的民主参与。这里涉及的主要不是理论，而是“鞍钢宪法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的的实践的经验问题，对此已有文章提供了详尽的史实和
分析，无需重复。甘阳也承认，崔之元“并不满足‘新政自由主义’的结果，因为
他更强调他所谓‘微观经济民主’即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换句话说，崔之元是
更激进的，这里就不再多加评论。

      甘阳宣布他“将退出所有争论”，笔者不愿置甘阳于被评论而无法回应的地
位，因此不在此评论他的文论。但笔者还是想问一个与论战观点无关、但与论战实
践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也适用于王绍光)：秦晖先生在若干文章中一再说明，他
主张“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为什么仍然称秦晖为“自由右派”
？按甘阳文中标准划分“自由左派”、“自由右派”，一个站在“自由主义与社会
民主主义”交集的人，怎么会是“自由右派”？ 

  缀 语

      “新左派”要成为“新政自由主义”或者如甘阳所称“自由左派”，并不是
换一个“旗号”就可以完成的事。“新政自由主义”阵营很大，内部流派众多。但
这一阵营还是有共同的基本观念，或可列出要点如下。 (1)肯定私有制的市场机制
，在此基础上主张积极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否认政府为解决“市场失败”的唯一
的或充份的手段(与“市场失败”对应的有“政府失败”)，主张政府和其它社会组
织都发挥作用。 (2)以罗尔斯为代表，肯定程序性法治自由权。以森为代表，主张
以“实质自由”(或“能力自由”)把自由的目标扩展到超越“法权自由”领域。坚
持以个人自由、公平为核心的法治。 (3)坚持民主，反对侵犯个人自由的专制/集权
/权威主义政权，反对以阶级或其他集团为基础的“民主”。(4)坚持“机会平等”
，否认社会承担“后果平等”的责任，反对集中计划。 “新左派”人士是否认同这
些原则，从而成为“自由左派”呢？如果是这样，自由主义阵营应该欢迎他们。 笔
者的观察是，几年来的论战涉及的问题并不只是学理或观点。对于下述现象，笔者
百思不解。“新左派”在批判“自由右派”或“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时，确
实触及到中国现实中一些严重问题，例如上引汪晖提到的现象：“通过权力瓜分国
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
源”。问题是：谁是这句话的主语？汪晖说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主义代
表的利益群体”。“新左派”反复点名的是“朱学勤、徐友渔们”，是“自由右派
”秦晖，等等。通观这些学者的文论，找不到任何鼓吹、赞扬、导致上述现象的话
语，相反，看到的是对上述现象的批判。不仅如此，他们还饱受“权力”的压制。
提倡“腐败有利”观点的人有名有姓，手握“权力”、身居“垄断”地位的势力趾
高气扬地站在那里，为什么“新左派”就不找他们？ 与此相联，对“新左派”还有
一个问题：这场论战是学者之间的交流辩论，还是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批判？美
国的“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交往的一个故事可以提供一个参照。“自由右派
”弗里德曼在五、六十年代备受“自由左派”的火力压制，哈佛大学教授加尔布雷
斯是“自由派”中的“自由派”，批判“自由右派”不遗余力。1992年弗里德曼到
“自由右派”的“斯密私有企业研究中心”发表演说，主持人在开场白中赞扬弗里
德曼而把加尔布雷斯贬了一通。弗里德曼上台张口就说：“我不希望你给在座的好
人留下一个印象，加尔布雷斯一无是处”，然后说了这段逸事。六十年代初弗里德
曼要访问印度，事先问当时任美国驻印大使的加尔布雷斯，是否可以在印度见一面
。加尔布雷斯马上回信请弗里德曼到大使官邸赴宴。席间加尔布雷斯说，“我不同
意你的思想，但比起我能想到的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这些思想在印度所能造成的
损害都要小一点。”当时印度既有传统的严重官僚主义，又有从苏联学到的计划经
济管理办法。中国的“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能否同桌共宴，承认有共同点，
体认对手的观点中的正面因素(哪怕是用加尔布雷斯的弯弯绕方式表达)，并在此基
础上继续进行可以是针锋相对的学术辩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