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友人信
老苏、宾雁、家祺、浩成诸兄及戈扬大姐：
不怕你们笑话，昨夜作了个梦，中国巨变，百废待兴，民主当权派措手不及
，要听智囊团意见，你们和我都张口结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入睡前读到魏京
生在一次民运会议上讲话，谈到国内问题时，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感到不错。不
过有很多方面我仍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更重要是他并没有认真分析国情。同时，我
搜遍在西方发表的各种各样关於中国未来的文献，也没有像样的东西。因此，我甚
至怀疑真要民运精英们处理新中国的事务，除了知道给“六四”平反等等，要治理
偌大一个中国，恐怕还不如现在当权的共产党内一大批改革家。另外，我自己一直
在想，如果现在把赵紫阳请出来，他也得靠大家出主意，可惜他的班子全垮了。而
我这次来美国後，情绪很坏，精力都化在谋生存上了，应当做的事做得不多，感到
惭愧。
在国内三年多，遇到很多朋友，他们多怀念你们，而且反复说，代表“六四
”精神，代表中共独裁政权对立面的，其实仍然是你们几位，希望多自保重，而且
要我多合作，少争吵。但是他们也异口同声强调，你们离开太久了，不了解国情，
嘱咐我多向诸位通风报信。但是虽然住得并不远，却因缺乏交通工具，且大家都忙
，至今无缘见面，主要怪我不够主动，没有尽到国内朋友委托的重任。我现在决定
振作精神，多做些事。而且，见面也说不上多少话，不如以文会友，从写此信开始
，以求沟通和指教。希望不吝回复。
最重大、最重要、最好的变化是什麽？
中国目前最重大的事是什麽？最重大的变化有哪些？最值得珍惜的新现象是
什麽？我说的程度达不到“最”，也总可以列举一些要事、要点。
出来前，中央党校一位比较了解情况的朋友告诉我半年多来上面酝酿“江泽
民是不是下台”的前後变化。江泽民自己确曾几次表白要下，同时却有人还要往上
抬他，请求他留下来当党的主席。拼命抬轿子的人各怀私心，有的是为自己提升如
李长春，有的如刘华清则为救自己陷入远华案的女儿和儿媳，让江泽民刀下留情，
谋求解脱之道像当年胡乔木救儿子一样。同时，这些也是近年来新的造神运动的必
然延续。
第二个问题是李鹏的去留，李鹏不肯走，除非给一张“免死铁券”：除要求
证明他对“六四”开枪没有责任；还要求许诺他下台後不可以审判他的家属，他老
婆的旧账和儿子李晓勇新国大案鲸吞数亿人民币的新账。正好电视演康熙微服出访
，查出一个坏人，可是清朝鼻祖留了个“免死铁券”给他祖父，康熙爷还是先派人
把免死铁券偷出，把恶行满贯的这个坏人杀了。所以，老百姓说，请康熙爷来治李
鹏，新国大的受害人正是听说，关於十六大，有这一幕李鹏乞讨免死铁券的内情，
才一改他们两年一惯的，游行示威非政治化的低姿态，在游行时刻意打出了反李鹏
的口号跺脚喊口号和标帜胸前和头上缠白布，上写标语为“李鹏替子还钱”。
第三是李瑞环去年全国政协全会上讲话非常激烈，话中有话，而且他最年轻
，却坚持自己要下，将别人一军，不知是否会弄假成真。
第四，朱熔基访美後受到李鹏攻击，说他批评前届政府，就是攻击他，又批
评他对美国投降云云。曾闹过几个月辞职，很长一段时间撂挑子，不问事，所以他
是真准备下，但是不同意用李长春代替自己当总理，理由是他没有做中央工作的经
验，而提名温家宝。而温家宝前年几次在外出时曾被人暗置定时炸弹，侥幸未死，
可见仇恨之深。可见，搞得最不好的话，有可能最年轻，最顶事的李朱两人下来，
江李两人依然故我，荒唐之极。可见，中国离开政治民主化尚差十万八千里。
“六四”能平反吗？
“六四”平反深得人心，包抱党内军内，甚至上层，主张平反的，不乏其人
。但是，“六四”目前不可能平反。因为，目前这个当权的班子，其上台当权的根
据和制定与执行全部政策的根据都建立在“靠军队镇压所保持的稳定”上。也确实
只有“稳定”才可能有目前这样好的局面。目前的好局面没有人愿意舍弃，甚至没
有任何人敢於坚持冒失去经济改革与发展机会的风险的任何主张。前两年，就显然
在最高层里有人提过，“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再也搞不下去了！”但是他们的
呼声被“‘六四’平反可能重新导致动乱”的恫吓压倒，无法形成反驳的气势，於
是只能被封住嘴巴，万马齐喑。我认为只有等江泽民、李鹏辈都见了阎王，中国政
权全部由主管经济的人上台执掌，“六四”才可能平反，共产党才会改成走议会道
路的民主政党。而江泽民在台上，他决不允许。他不久前还专门讲过“反对形形色
色的走议会道路的政治改革。”他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最近张良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国内的人很关心，他们获得消息极快，国际长
途电话里公开打听和谈论。不过，国内引起政治振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查考一下
国内所有群众行动，除法轮功外，几乎全部是经济原因引起的。
所以，“六四”问题必须等到次生代比毛泽东、邓小平乃至万里、薄一波晚
一代，即年轻几岁的人，第三代核心去世，才有希望。
私有化和入世
经济上变化极大，不可低估。经济恢复成功。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後，大陆并
没有严重的滑坡，但是毕竟速度放缓，现在又恢复了增长速度，大陆报刊称为经济
复兴已经“拐过了弯”。此外，还有那麽几点：一、有一阵子，讲私有化是有罪的
，樊刚就挨了批，曾被禁止发表文章，现在已经解禁。我不同意刘晓波在《北京之
春》总八十八期上的一篇文章那样破口大骂樊刚、魏杰、张维迎、厉以宁、董辅乃
、吴敬涟等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为御用经济学家。这些人对中国政革开放功不可没！
被朱熔基确认为智囊团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重点已经正式转到研究民
营企业，包括私有民营和国有民营。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有一份关於宏观调控软著
陆成功的一九九九年度总结报告，研究会一位负责人向我解释该报告的结论：宏观
调控软著陆成功的依靠是非国有经济，正因为私有化的进展已经很大，才有此结果
。他还说，去年研究会用大力气推动二版市场出台；今年这件事已经有人接手，朱
熔基新用的人非常懂得如何学习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於是，研究会就在推动三版
市场，即拒台出售股票，使老百姓的钱更容易变成直接投资从存银行到更多地直接
投资这个转化也是十五大明定的方针；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非常知道内情的它的一位负责人著急的对我
说过，进入世贸在即，如何因应，中央仍“毫”无准备，尽管世贸谈判代表石广生
说什麽中国都准备好了。他让我去请教世界银行集团，看比我们早参加的转型经济
国家，诸如东欧，他们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世界银行驻北京的首席经济学
家，驻京第二把手ALBERT KEIDEL博士回答说：“有，而且世界银行花了很大力气做
过这件事”。不久，世界银行专家来北京参加过一次会议，专题讨论过这个问题，
可惜我没有参加，也没有接著做这一工作。
关於家祺说的入世後中国所有企业都无法与国际大企业强竞争的问题，并不
是注定了命运的。这个问题的症结不仅在於体制，而且在於经济规模。早在十五大
前，王小强给江泽民打了个报告，说如果我们不抓，将来所有大企业都会被外国人
抓走，他呼吁扩大企业规模，抓规模经济。江泽民亲自批了这个文件给有关部门。
於是还是李鹏当总理时，他主持的国务院办公会议就来抓规模经济了。赶鸭子上架
，搞合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南京附近几个大化工企业，原来就“鸡犬之
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头，被命令连同山东的一家，四家合成一家。国务院
办公会议再三抓，媒体再三吹，就是看不到有关企业积极性的报道。当时，北京大
学的张维迎教授就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公开说，如果可以人为地通过合并资产来制造
“五百强”，那麽，明天中国的所有国有企业合并成一家，不马上就是世界第一了
吗？这样讽刺的话有人仍然听不懂。朱熔基上台後新任命的盛华仁，刚当上被号称
为小国务院的经贸委主任，就对电视记者讲话说，全国化工企业已经合并成南北两
家，两家的资产总量都足以进入世界五百强。另外，中央成立大企业工委，也是五
百个企业，由吴邦国抓，意思也想把不合格的挤掉，把大而强的企业保留在国家手
中。可是挤掉的哪能是弱的，保留的一定就强呢？我就接触了一个中央部委名下的
“HC集团”，中国最大的轻工产品出口企业之一，号称拥有几百亿资金，旗下有几
百个企业，而且很快就已经被大企业工委验收通过。其实，该集团搞产权交易，收
购企业多系买空卖空，人家欢天喜地被兼并，该集团却一毛不拔，无力实现收购承
诺；另外，内部杂乱无章，集团赚钱，下面有人来要，集团下企业赚钱，集团要不
上来，总部是空架子，我就几次遇见有人来讨债，封了这个集团总经理办公室的门
。在集体办公室里，人们纷传其第一、二把手为一对姘头，背著对方的家庭，生过
孩子，生活糜烂腐败透顶。就是这样的第一把手对中国某高科技企业说，由我们担
保，帮你向银行申请高科技项目融资，但是借来钱，搞什麽新产品，我用它来搞二
级市场，做股票，保你用不了多久，马上可以把贷款还清，而且赚足。据说此人去
年已经面临败露，匆忙出逃。
朱熔基强调，他说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指的是大企业。但是玩数字游戏的
成份很大。脱困办法的重要一招是“债转股”，实际上银行手里的企业呆账，到目
前为止，已经转交出一万三千亿给国家另外成立的专门接手债务的国营资产管理公
司，於是，国有企业轻松了，多了个合伙人，却无债一身轻。政策一出，申请把债
转为股的企业在有关机关排长队。此时有位外国经济学家提出一个问题：问中国有
没有退出机制？即企业破产和高层管理人员下台的机制？文章登在国务院的中国经
济时报上，却无人回答。同时，国有企业出法人股，财政部拿出的是不景气的上市
公司的股票，结果，在股市受到阻击，没有人要，反而该股市价大跌。
所以，现在是，共产党虽然已经从只有国有制的社会主义，退到“以公有制
为主”，又退到“多种所有制”，但是共产党仍然夹著国有企业，尾大不掉，把它
当作自己坚持坚社会主义的招牌。却没有办法把坏的企业高价摔掉，留下好的大企
业在手。实践逼迫当权派承认，只有一个办法即循著市场渠道，让经营不下去的国
有企业破产或被兼并。所以，片面地谴责“产权流动就是产权流失”，是不对的，
这种论调正好迎合反改革的极左派的主张。产权交易中发生资产流失的原因是行政
干预，黑箱作业。所幸，不久前见报，中央已经决定为落实十五大关於“国有经济
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决策，公布了退出的范围，缩小垄断或继续或主导地位的范
围。世界日报敏感到其重要性，发表社论“大陆国退民进”，是很准确的。那样一
来，大中小国有企业被兼并或实现职工所有制的过程势必会加快。所以，经济改革
最大变化就是越来越正式承认，并且实施私有化这一必由之路。
国有民营是一条出路
国有企业有出路没有？著名经济学家石小敏有一个新名词——“南方国有企
业”，一种没有娘肚子里带来的国有企业味道的新国有企业，後来他就称之为民营
企业，比如海尔、春兰就是那样。这些企业不是靠政治办企业，而是真正实现企业
民营，不受或少受行政干扰。这样办，是可以办好的。但是，所有制联系激励制度
还是得动一动。为此很多企业已经试行期权。前不久，还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会副秘书长率团出访美国，考查西方的期权，就是要设法增加企业家对企业产权分
享份量，寻找到行之比较公平和有效的微观体制。这就是逐步使国有企业产权归属
企业职工，首先是企业管理阶层的个人所有，从而使企业所有者到位，使职工真正
成为企业主人。有位中央党校的名教授，公开宣扬，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
，经理层应该占多少股权，是有争论的。体改委最初公布的职工股份合作制文件限
制为经理不能超过职工平均持股数的十倍，上海出的文件也企图限制，但是，体改
委制定该文件的司长对我说，他们一开始就明白，限制过严，不利於调动经理人员
的积极性，也不可能持久，因为，股权是必然会流动，也必须流动的，尽管短期内
限制流动也许有利於企业。这个“度”的问题，想必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定型。我
认为，中共坚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而不像俄罗斯那样把国有企业毁掉，起了保
护生产力的伟大作用，使中国免遭俄罗斯那样的严重破坏，而没有对“坚持社会主
义方向”立下什麽功劳。
王小强担心的事，即大企业被外国大企业收购，我认为是必然会发生的，也
不一定是坏事。什麽叫收购？被世界五百强收购的话，反过来也是进入五百强的一
种占股方式。你收购我，於是，我就在你的公司里占有一定的股份。怕的是，真的
届临收购时，企业已经分文不值。发生这种危险，问题不在入世与否，而在於国企
改革。
面临入世为什麽不慌不忙
比如，入世在即，人们普遍认为，汽车工业面临的困难最大。俄罗期入世後
，汽车工业被冲垮了。我仅指出一条，如果允许二手车进口，几乎所有国产车都无
法与之竞争。这指的是所有合资厂也无法生存，更不用说，全国上百家生产整车的
中小汽车企业了。一九九五年我就看到汽车总公司领导的报告，当年他就已经指出
，中国全国生产汽车总量不如西方一个公司，可是一百多家汽车厂遍布各省，各大
地区。所以，急需合并，形成规模经济。但是，直至今日，所有老板都不急，你问
，面临入世怎麽办？每个人口口声声说没有问题，甚至不肯降价。为什麽？就是怕
提规模经济。如果要形成规模，一合并，大多数经理就得失去职位，大多数省市就
得丢掉一个企业，甚至丢掉整个汽车行业，我不知道哪个省不把汽车当作支柱行业
？主动让出，不如得过且过，何必现在就自杀？这就是官本位制的後果，按政治本
钱当上经理或董事长的个人的利益远超过企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报上讨论入
世是机遇大於挑战，还是挑战大於机遇？愚昧和私心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麻木不仁
。所以，中国企业界和官方并不普遍存在像家祺那样的，一入世就有灭顶之灾的心
态。关於农业将受冲击，中国官方早已经在强调多样化经营了，但是，一面强调农
业多样化，一面，诸如北京市，照样自顾自废除市内的集市贸易，把几十年形成的
传统农贸市场斧底抽薪，断绝了刚起步多种经营的北京郊区农产品最近的出路，还
不许报刊批评，贾庆林是有“免死铁券”的，受江皇上保护的，报刊不敢批评他和
北京的工作，否则，会被出示黄牌。这也就是智囊团担心的“中央对入世丝毫没有
因应准备”一点表现和结果而已。
出资人制度难产
十分可能，中国本国的非国有资产力量还不够，必须有待世界资本主义的资
金才能冲垮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所有制结构。十五大提出，其实在十五大前就开始试
验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始终没有办法出台。原因何在？就在於，尽管几十
年所有者都不到位，实际的既得利益的所有者却数不清，魏杰数过，说多达六十多
种。既得利益者是不肯放弃的，所以，出资人未能出世，就是因为有权的哪个层次
都不肯放弃，归属争得不可开交。没有自告奋勇放弃权利的，却先有要这要那的。
一九九八年上海就说是要取消行政管理机构，改为公司制。他们早早就放话：“司
局改为公司，不再由政府财政负担，今後就由下属企业负担董事长和经理的工资等
等”，下面企业就说，未出嫁，先当婆婆，先来要债了。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政
策偏袒下，不真正走海尔、春兰那样完善经营道路的国有企业日子仍然过得去。如
果政治改革启动不了，因此也改变不了这个国有企业庞然大物，入世也许是一股难
得的，挡不住的春风，让国际资本来冲垮它，把那些靠政治当权的经理们挤走，让
那些把国有企业据为自留地的各地和各级政府失去这块风水宝地。
决非空穴来风的新观点把《资本论》置於何地
那麽，有没有可喜的现象呢？我感到可喜可惊的现象是官方媒体上出现了“
劳动雇佣资本”的言论，却没有受到新旧左派的冠冕堂皇的捍卫马克思经济学的攻
击。可见来头之硬！随“知识经济”、“新经济”概念的出现，诸如《中国经济时
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科技智囊（吴邦国班子主办）、《改革内参》
（不对外发行的体改办刊物），都出现了这样的概括性的提法。而且，有人举办有
关的收费讲座，收费不菲。我在《改革内参》上仔细分析了科技发展至今，科技对
生产，对企业经营的决定性影响，而目前世界上已经是资金多得抢夺可以商品化的
商品化高科技的程度了，因此诸如美国、欧洲那种人才紧缺，对人才的各种奖励与
吸引，已经从量变发生了质变，即资本、土地与拥有管理智慧、拥有高科技技能的
人才等诸种生产要素的地位发生了倒转。当然拥有科技才能的人才和项目等待资金
的现象还同时存在著，尤其在中国是这样，中国仍然存在资金饥渴症。但是，政治
老板看上了科技，十五大和新上任的朱熔基总理都强调科教兴国，中国决定启动二
版市场都意味著，中央已经著意让老板被科技雇佣。
科教救国提出不易，贯彻更难
但是，马上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科技改革急就章，立即以商品化来要求科
学家和教授，谁能赚钱，马上工资变成月薪上万，否则，仍然一百多元，并且，把
不能马上赚钱的项目和人员除名。增加的对科技的拨款，都用在赚钱上了，使科学
院、清华北大很多专家教授都有“不能立时生出孩子的女人一概被休掉”的哀叹；
二是不惜重金吸收外国技术，有受骗上当的迹象。三、实际上中国的高科技劳动力
仍然非常廉价，我就目睹了清华等几个大学的高科技项目被几十万元的许诺买断的
实例。其实，按法律，他们的交易没有买断，可是，别人来竞争，开价仍然竞争不
过先前成交的“买断”价，可见科技之廉价！很容易被买断的结果，是技术买断後
被垄断起来，使有资金的，没有办法利用技术，而买断的主又长期没有资金，使高
科技项目耽误了投入时间。
民间发起的产业论坛探讨开放与独立自主的依存关系
与对高科技重视的同时，出现了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发展技术性重要行业中
的国家独立自主问题的讨论。北京出现了一个“产业论坛”，由一些企业和媒体联
合讨论民用航空、汽车制造、供电等历史回顾与体制改革的关系。最典型的是民用
飞机制造业。一九七九年，中国就独立制造出了两架一百座的民航用“运十”飞机
，从上海飞到过拉萨。但是，王震骂它是四人帮的产品，同时技术上检测如碰撞试
验没有过关，所以就被停掉了。从此，中止了中国独立制造干线民航飞机的历史。
一方面中国民航在中央政府授意下，大批进口波音飞机，一方面制造运十的上海飞
机厂改为美国麦道公司打工，从制作部件到九十年代末，按合同被美国麦道公司委
托独立设计MD90座麦道飞机，而且是制作整机。但是，仅造了一架整机，恰逢麦道
被波音兼并，他们的兼并协议规定，中国造的那一种机型停止生产，中国上海的飞
机企业又不在兼并之列，面临被停产和遣散人员的下场。於是，人们，包括迫切需
要大型机的各方各面都对开放有怨言，人们强调这样的行业不能急於赢利，而是国
家应该大量投入。国务院却决定只投资造支线飞机，就是五十座的，而不是超过一
百座的大型飞机，这又马上引来了抢支线飞机投资，抢这个项目的争夺战。中国至
少有四家大型飞机制造厂，上海飞机厂在生产五十座飞机上决没有优势，目前经营
境况又最苦。四大飞机厂又各自为政，决不联合，甚至在购置设备上，是谁都追求
大而全，据说，有的设备，美国只有波音有一套，中国却已有四套。同时中国追求
自给率，结果在麦道飞机名义下生产出来的那架飞机成本比在美国制造还高，因此
即使连续生产出几架，让它独立，它在市场上也无法立足。我在会上挑明他们没有
站在改革的高点上，从自身改革去思考出路。但我对这种议论更彻底的质疑是，民
航机制造业者说，中国之大必须拥有自己的大型飞机制造业。从欧洲和日本的经验
，这一点不一定站得住脚。至少得怀疑中国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小”一点的汽车工业，除了靠苏联设计搞起来的长春汽车厂，大中型小轿
车企业全部是中外合资的，车型完全是随在人家屁股後面爬，因此至今没有中国自
己设计的轿车，而且这些合资生产的小轿车至今质量差，成本高，售价在几十万人
民币以上。人们的议论也特别强调整车设计的独立性。在所有这些探讨中，人们开
始思考开放的代价和开放时的独立性问题。这就质疑了所谓技术发展上的後发优势
问题。人们开始重视後发劣势。
人们表扬轮船制造业和航天工业，认为这两个行业独立自主，走出了一条生
路，在国际上站住了脚。人们还议论像家电行业的成就的局限性，比如海尔，做得
这麽好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打工，因为关键的核心的部件仍然是日本产，专
利技术是外国拥有的。总之，引进先进技术似乎有後发优势，却始终不得不爬行，
又似乎可以偷越过制度改革。这一讨论引人注意如何克服後发劣势。产业论坛所做
的就是在提醒这一点。奇怪的是，中国的科技发明创造，多数都不愿意申请专利，
怕申请过程中被人挖走技术机密，而且还不得保护。产业论坛实际上就是在呼吁技
术上、产业上的独立自主。值得深思的是，党和政府这麽强调科教兴国，也在不断
深化改革，但是，却未见深入探讨为什麽中国人不愿申请专利？为什麽中国至今无
法推行风险投资？为什麽中国高科技人员仍然大量外流？
是不是可以高价买来一个磁悬浮？
出来前，即今年上半年，听说中国要引进德国的磁悬浮列车，就是典型的盲
目迷信外国技术，以为可以高价买来一个高科技。据说整个铁路系统都反对这件事
，全国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拼命反对法轮功的何柞休的极力鼓吹，两派争论
妥协的结果是不用以改造整个铁路，只在上海修一段郊区线，可是耗资十二亿，每
个中国人得付一美元。不过这件事充分说明，中央不借工本买高科技。问题是钱花
出去，不一定能买回高科技，目前正热的磁悬浮就是一例。其实超导磁悬浮上领先
的不是德国，而是中国人。磁悬浮是一种超导现象。中国在八十年代後期就在超导
研究上领先於世界。当时是管文蔚在领导。现在有一位在超导上已经拥有三项专利
，正在申请第四、五、六、七项专利的博士。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中国人完全可以在科技上领先，关键还在改革
与他竞争的 AMERICAN SUPERCONDUCTOR 公司的技术骨干也是从中国鞍山出来
的。这样就涉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实际上外国的先进技术，很多都是中国人包括
大陆出来的中国人发明的。却是外国公司雇中国人在外国互相竞争。最近美国发展
光纤通讯，搞得热火朝天，据说技术骨干多系从中国的武汉、天津、浙江等六个研
究所出来的。我在中国同纳米技术打了两年交道，据了解，中国的沈阳金属研究所
被国际上誉为最佳的五个研究小组之一，它发明了用激光法制造纳米粉的专利技术
，使中国在纳米粉制造上领先於世界。另外，美国研究纳米技术的很多专家是中国
人，电脑领域也是如此。
问题是至今中国没有形成科技先发优势的体制。比如，没有形成风险投资市
场机制，即使国家拨发资金，也无法运作。所以有好项目，除了请求银行贷款，只
有争取上二版一条路可走。在中国，技术与资本的地位还没有倒转过来，所以高级
人才继续外流。技术人员到了国外感到心情舒畅，收入丰厚。在中国还做不到。
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中国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
员的劳动力还是远比西方低。中国就近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所以，华人高新技
术人员回国投资或寻找合作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为中国争气，振兴中国的思想在
很多人中仍然是莫大的动力。有一位超导博士就是很典型的这样的人才。
所以目前经济改革的重点是金融体制改革，证券法修改後有很大进步，最主
要是把按行政分配上市企业额度取消了，原来所有造假的根源多在行政分配额度上
。但是，目前搞风险投资，继退出机制有所改善後，主要障碍又是在於行政当局支
配。因为，行政当局既没有胆量承担如西方风险投资那样的百分之九十五个案失败
的风险，也没有眼光抓准百分之五的成功机会。行政的功能和机制是不可能合理配
置风险资金的，因此，中国有了计划用於风险投资的资金，仍然没有风险基金有效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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