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淳亮（民主进步党中国事务部研究员）


  全球化的形成

      各文明之间的互动自古有之，但从五百多年前，随着西方世界向全球的扩张
，文明之间的互动频率大大增加了。虽然一些研究从国家间的经贸依赖程度分析，
认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全球互赖程度，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相差无几
，似乎显示全球化范围与深度不断扩张的想像，有其盲点。但整个态势是，除了“
白银资本”之类的学术尝试外，多数人同意全球化是随着西方扩张，逐渐形成的多
文明并存，以西方为中心的态势。

      在全球化的扩张过程中，西方的先进性成为各文明交相模仿的对象。由于西
方文明的先进性并非其所固有，而是不断改变、扬弃旧文化的过程，因此就是在西
方，文化也得面对“进步性”的不断挑战；对其他文明更是如此。因此全球化不仅
有地理上的中央与边陲，也存在了不断演化中的“中心价值观”的幅射作用。各文
明之间迄今不是“后现代”所想像的多元并存，而仍然存在大量的先进与落后的分
野。因此除非赶上了进步的列车，实现了先进性，或说“现代性”，否则文明“落
后”的焦虑感难以克服。

      一九九零年代以后的十余年，相对于之前的几个十年，“全球化”在媒体与
学术圈出现的频率又有了增加，给人一种“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又重新加快的感觉
。对全球化的重新强调，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苏联、东欧共党政权瓦解，以及其
他共党政权的市场化改革，使资本主义的空间领域“重新”覆盖了整个地球。其次
，通信与运输方式的革新、成本的降低，不仅使全球分工的深度有了新的进展，且
同步传送的声音影像，更让人有天涯若比邻的真切感受──对于“进步”与“落后
”，也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一些学者便强调，苏东共党国家之所以崩溃，穿透了重
重铁幕的西方讯息带来的落后焦虑感，正是原因之一。

  摆脱全球化焦虑的海外华人社会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也如同许多其他文明一般，由于被动接受西方中心的
全球化而感到焦虑。如果必须等到文明中的每一个人，都享有西方式的生活，才算
是文化全面复兴，才能与西方文明进行平等正常的互动，才能消弭此一焦虑感，则
对中国大陆来说，此一前景似乎还很遥远。但就整个华人世界来说，台湾则似乎已
经率先突破，藉由经济与政治的先进性或“现代性”，摆脱了期待文明自救的焦虑
。

      不止台湾，香港、新加坡、马亚西亚等东南亚华人社会，也都在较小、较浅
的程度上，适应了西方文明，并使中华文化得以源源不断的新生。虽然这些海外华
人社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类的传统思想，并藉由
华人风俗的展现，维系了自身的中华文化认同；但究其实际，则首先是由于这些华
人社会依靠经济上的支持，获得了西方平等互动的门票，其次才是强化自身文化表
征，以维系认同。因为当经济实力处于绝对弱势，“文化革命”或“中体西用”，
都不能根本的消除面对“先进文明”的焦虑感。

  民主化与现代化

      除了经济因素，政治是否民主，对于能否摆脱文明落后的焦虑，也非常重要
。虽然“民主”或如中共所称的，对有冻馁之忧的贫民有些奢侈，但对于正进行着
人际互动的个人来说，只有建立民主的社会，他们才能摆脱那种相对于民主社会的
人民的“二等公民”自卑情结。因为民主与否，意味一个普通百姓是否享有“政治
权力”，是否是一个可以进行政治活动的完整人格，是否享有免受政治干扰的人身
安全，并从而影响其契约、承诺的可靠性。当愈来愈多人从事贸易流通，愈来愈多
人出国旅游，愈来愈多人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与知识，能够与外界进行细致互动，
“民主”对他们不再是一个想像，而是必要之物。

      “新左派”批评“民主”是西方输出的想像，这固然有正确的一面，但这种
想像又是一种实存的力量。在这种想像下，民主不仅攸关个人利益，且是“民族利
益”。因为“不民主”意味落后，意味不被先进国家接纳，意味着现代性的欠缺，
因此，会不断呼唤出文明焦虑感；如前文所述，这也正是全球化下的现代性的挑战
。

  现代性与台湾认同

      台湾不仅在经济实力上在华人社会名列前茅，在政治上，经过十多年的改革
，也大体上走完民主发展之路。台湾的成就，已经对其他华人社区示范了成功适应
全球化的前景。但一个附带的结果是，当台湾拥有了西方意义的经济与政治的“先
进性”，也使台湾面对中国大陆时，产生了一种自我的特殊想像，一种自信。在某
些场合，这增加了两岸在政治与社会互动时的不必要的紧张；因为台湾愈来愈不能
接受与非民主的中国大陆的政治连带感。

      这种情势的产生原因，不能单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伦理观加以认识。正
如前文所述，民主也是全球化下的“现代性”的一环。当台湾不仅经济富裕，且实
现了民主化，则与西方“先进文明”相联系的想像，就能化解自身文明落后的焦虑
，从而带来心里的安适感。相对来说，与中国大陆相联系，则也就得与落后焦虑感
相联系。然而，台湾的此种倾向，却又不经意地挑动了中国大陆的落后焦虑感；由
此我们或者可以说，由于台湾不愿意认同中国大陆带来的两岸政治紧张，正是两岸
面对全球化的焦虑的畸形展现。

  中国的现代性与两岸关系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也让中国大陆愈来愈深地参与了全球的经济分工，并使
其中一些人摆脱了文明消亡的焦虑。然而中国大陆要全面摆脱“落后”，还需一长
段时间。政治上强调的“中国特殊性”是最突出的反全球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无
可替代的团结全国的作用”的说词，也许在维持中国的表面上的稳定还能有所作为
，但这种政治垄断既难以团结随着经济分化而产生的各种不同利益团体，更使中国
人民都一起背上了不必要的“一党专政国家”的恶名。

      这种“恶名”不止是中国大陆的内政问题，也对两岸关系有重要影响。已经
实现民主的台湾，虽然可能藉由参与中国的政治运作，降低寻求独立的必要性；但
除非中国大陆先实现民主化，否则此一“必要条件”就不可能被满足。香港的人大
代表是被“遴选”，大陆各省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则是有差额无竞争；政治参与的“
落后”状态，不只是在技术上难以说服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在认同上更加困
难。然而若只就经济来说，当台湾在面对具有先进市政设施的北京、上海时，则也
会产生落后焦虑感，并对台湾立足于现代性的自我认同造成冲击。因此从相反的方
向来说，认同乃是流动的，同样的理由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关键仍在于中国的现代
性。

  两岸关系与全球化

      加入ＷＴＯ或许是两岸进一步拥抱“全球化”的必要之举，在全球化过种中
，各国必须逐步废除对不同国家厂商的歧视性待遇，既然中国人要在中国的土地上
与美国人、欧洲人公平竞争，美国人也要在美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公平竞争，则中
国大陆片面的对台优惠就变得荒诞不经；除非把十二亿多的大陆中国人当成二等公
民，否则从何给台湾人更多优惠？而把自己国家的公民当成二等公民的政权，难道
可以长存？这都令人不禁质疑。因此，当中共在军事恫吓的“一手硬”之外，以笼
络手段的“一手软”，强调两岸加入ＷＴＯ后台湾可能不再有优惠，因此两岸宜先
进行谈判时，台湾当然置之不理。就此来说，台湾要求的是全球化下“公平公正”
、与其他各国一样的待遇，而非任何“优惠”。

      就经贸乃至于人员往来来说，如果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则国界的作用将益形
降低，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对于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就将变得更无足轻重。但我
们不需对太过于遥远的未来作太多的揣想，还需面对现实；这个全球化的前景，在
贫富国家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于全球主义的前景来说，国际政治的现
实主义角逐，是否将扮演“反动”的因素？此外，面对全球化，也必须有更高效的
政府，并在民主的内涵上必须有所更张。种种问题，都使我们在面对全球化时，必
须有更全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