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何频的说法，《六四真相》一书提供的是真相，但是不可能揭露全部
真相：揭露全部真相，比文件是真是假，要复杂百倍。我不是该书指名道姓的名人
，也不像吴稼祥那样参与中办工作，有幸多少见到原始记录。我在该书出版时插嘴
说三道四是因为，我想指出作为出版物，名称为真相者，编者所揭露的真相还是循
着某种思路完成的，比如揭发屠杀真相或欺骗真相等。我初步翻阅了这本书后，强
烈地希望引出很多与全部事件的曲折涟漪有关的信息来，以供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而
进行的研究服务，这样才会真正有利于为平反作客观公正的裁决，更有利于中国人
民政治文化的提高。
“六四”发生时，我在美国。我也作过一些事，给中央党校打电话，知道他
们校长乔石的态度，不过，我企图找鲍彤和严家祺却不成功。后来又遇到另外一些
情况，比“六四”当时的事件还重要，公开这些信息似乎已经是时候了，不妨披露
出来共享。
邓小平去世不久，我对国内一位著名法学家说：邓小平如果没有“六四”就
完满了，可惜这位突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禁箍敢于改革的伟人，晚年在对付学生运
动上失节，留下万世不劫的污点。这位法学家说：是很可惜的，但是，有些情况很
复杂，要具体分析。于是他说出一番令我十分惊讶的如下的情节来，他说：
一般以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一发表，邓小平就铁了心要镇压学生运动了，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其实，这样大的事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呢？怎么会允许拖这么
长时间，发生诸如对话、复课、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等等事件呢？我告诉你一件至
今所有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出版物均未提到过的事情。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费孝通
曾经会同几位著名知识分子费孝通、张宗厚、丁石荪等共九人上书邓小平，要求理
性地平和地处理天安门示威的学生。不几天，邓小平就批示下来，他同意费孝通等
人的意见，并且批给书记处去执行。
现在这本书的上册第三百四十七页和三百六十九页上，都记载了邓小平的话
：“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所以，从四月二十六日到戒严，之间有二
十天的空隙。
阎明复凭着邓小平的批示，决定同费孝通一起，召开扩大的著名知识分子会
议，进一步推动这种可能妥协的过程。大约五月一日或前一天，费孝通出面，邀集
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扩大进来的人有严家祺、包尊信、苏绍智等人。是日，阎明
复带来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中办、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各一位大秘书，兴冲冲来与
会。但是，阎明复和费孝通没有及时或尚没有来得及报告邓小平批示，严加祺激动
地说出他后来在五月十六日公开声明中谴责邓小平为没有帝国的君主的话。接着还
有人附和好像是包尊信。阎明复一听就哭了，他连声说，“这下子完了完了！这对
邓小平不公正，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我当时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因为众多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传闻，都没有四月
二十六日后尚有转弯余地的信息。那么对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后的行动也很难解释了
，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认可，我认为赵紫阳没有那么大的胆魄坚
持采用民主法制手段和平理性地处理。另外，我受邹谠教授的教导的影响，在“六
四”发生后始终谴责所谓最高纲领派（MAXIMALISTS），因为凡是二次大战后成功地
实现从威权统治向民主制过渡的国家，无不是由当权的激进改革派和社会上温和派
的联合实现的，相反，如果社会上的(MAXIMALISTS)控制群众，便会向当权的保实派
或顽固派提供镇压的借口，促使他们与军队合作，镇压民主运动，中止向民主制的
过渡。但是我没有把握足够的资讯证明这种政治学的这个论点也适合八九年春中国
的事件。比如我不了解，不仅在大学生中，而且是在长胡子的，年长的知识分子中
，特别在四月二十六日后，五月二十日前，有什么现象证明中国存在MAXIMALISTS。
我的这位法学家朋友很认真，在几天后有十几位北京稍有名气的具有自由化
倾向的知识分子（包括张显阳、理夫、崔配亭、王耀华、冯圣葆、许汉卫、张宗厚
等）聚会时重复了他对我讲过的话，并且说：“我敢保证我说的情况百分之九十准
确无误，但是这件事由费孝通出面证明已经不可能了，他太老了，最好请阎明复出
面来证实一下。”我马上表示愿意请阎明复吃饭。经过联系，阎明复表示，结识新
朋友可以，吃饭感谢了。但是，谈“六四”不是时候，这顿饭没有吃成。
我认为，从四月二十六日到“六四”，之间尚有转弯余地是正常的。我另外
因为受美国某机构委托写一篇英文文章，引来包括洛德夫人和很多人的关注，国内
外很多人主动来帮忙，介绍了很多情况。当时解放军出现了一个与大学生交朋友，
企图理解学生的潮流，所以，就有多位解放军兵种司令、院校校长一级的大军官与
我的孩子交朋友，并且有意告诉很多情况，我因此得知，关于出兵的事，中央军委
讨论时，很多人包括杨尚昆、迟浩田等几位都曾经反对，所以后来杨尚昆强调服从
邓小平，是邓小平下令。而书上所记载的都是邓小平下令后的表态。我当时从中央
党校了解到，北京军区司令员徐勤先生在其父亲“军民鱼水情”的教育下抗命拒绝
指挥部队镇压学生。同时，赵紫阳曾在北京军区使邓小平和杨尚昆非常紧张，生怕
赵紫阳与三十八军、万里和周依兵有私下勾结反对邓小平和杨尚昆，此事后来查清
，赵紫阳只是去关照北京军区防备学生冲击。可是，作为军队司令员出身的邓小平
和杨尚昆却不得不防了良久。事实是，全国有二十四个集团军，如果为调动指挥军
队方便计，只需要调一个集团军就足也。但是中央军委竟从十二个集团军各抽个别
师团进北京，这是谁的主意呢？因为这一手很厉害，使进京的部队不可能横向串联
，而相反是互相监督。结果，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军队进退维谷，军内情绪充
份表现，稍有自由化表现的官兵都充份表演。据说，当军队尚未撤退出北京，几乎
每支部队都已经担心要整顿甚至改组党委了。所以，我在写那篇英文文章时强调，
中国是党指挥枪，没有可能发生如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和军队之间的各自中立或联合
的可能性。美国方面出题目时是两者党和解放军是EITHER OPPOSITION OR ALLIANC
E，我把它改成了NEITHER OPPOSITION NOR ALLIANCE，“六四”事件中军队是执行
者，又是受害者。于是，“六四”后，共产党组织群众去劳军时，几乎每个军营都
说：“我们没有开枪。”可见，开枪不是好名声。那么有没有开枪的命令呢？有一
位中共元老的女婿在一九九零年，在美国对我说：他几乎可以看到所有军队文件，
他存心寻找过，却找不到开枪的命令，看来是没有这样的文件，而且这正是邓小平
，乃至杨尚昆的微妙手段。他们设法激将，使军人在被奚落、被抢走军械，军车被
烧（这也是故意制造出来的，因为最初的录像放映时，人们听见过有人指挥放弃军
车和指挥放火的低低的声音，后来被抹去了）。等等辱没军人气节名声的过程，并
且在军队后撤的期间，进行临战整训，向军人灌输一脑子“反革命动乱”等等现场
教育之后，在临场气氛下，让他们不由的从朝天开枪到不可抑制地屠杀民众。所以
，不必奇怪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命令，这正好证明，邓小平不愿下这样的命令，却要
达到他的目的。
我写这样的文字，目的在于，不要把“六四”的评论和争取平反等事情搞得
很极端化，比如我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就说过，不要讲“邓小平罪该当诛”，也不要
把解放军当作刽子手来赌咒。我认为平反的目的，不仅为恢复正义，补尝无法尝还
的烈士的鲜血，而且重在全民总结经验，提高中国全民族的政治文化，而不要因为
我们的民运精英们的自以为是和只站在裁判者的地位而增加平反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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