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策反党卫军军官

4-5、在斯大林身边工作

希特勒入侵前不久，斯大林兼任了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
则是副主席并保留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依然在克里姆林宫人
民委员苏维埃大楼的二楼。紧挨着，在楼道的拐角处就是我跟巴甫洛夫的办公室，
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苏英关系助理。当1941年七月底，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哈里·
霍普金斯飞来莫斯科时，我也在列宁格勒大街中央机场迎接了他。不过，他跟斯大
林的谈话是利特维诺夫翻译的。两个月之後，由比维布鲁克爵士和阿维列·哈里曼
率领的英美代表团到访时，这项工作才交给了我。
後来，哈里曼杜撰出关於我出现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则笑话：一开始，苏
方翻译是巴甫洛夫，美方翻译是查尔斯·波莱恩，美国驻苏使馆的三秘。由於他名
字的谐音是俄语中的“生病”一词，哈里曼每次带其他翻译来时，喜欢用俄语重复
说，“波莱恩病了”，这总会把斯大林逗笑。
巴甫洛夫在翻译时出现了一些困难，於是波莱恩便开始帮他。斯大林不喜
欢这样。他对莫洛托夫说：“为什么要美国人纠正我的翻译？这样不行。维亚切斯
拉夫，那个翻译跟希特勒谈判的年轻人在哪里？叫他来帮帮我们。”
“可他是德语翻译……”
“没关系，我告诉他，他将翻译英语……”
就这样，我出现在“主人”的英明目光之前，并成为他的私人翻译。
据说，英国议会无所不能，唯一不能的是把男人变成女人。哈里曼的故事
尖刻地讽刺了“伟大领袖”的威严。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末为欢迎比维布鲁克
-哈里曼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客人们集中在与
叶卡捷琳娜大厅相连的一个房间里。大家都在等着斯大林。终於，一扇高高的门打
开了，但这并不是他，而是两个警卫军官。其中一人停在门口，另外一个则站在对
面角上。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大概这里有特定的意义：“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现
的时刻，以便使人们更加迫切。
丘吉尔回忆道：“斯大林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当他进入雅尔塔的会议
厅时，所有的人，似乎是一声令下，都站起来了，双手贴着裤缝线。”有一次，英
国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来。可是，当斯大林进来时，“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他从
椅子上提了起来。
甚至在一九五九年，当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後，丘吉尔在英国
下议院就斯大林诞辰八十周年还发表讲话说：“对俄国而言，在面临巨大考验的年
代有斯大林这样一个英明和坚定的领袖领导国家，实在是个大幸。”
门再次打开，斯大林进来了。看了他一眼之後，我感觉到似乎受到了电击
。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识之中早已形成的那个斯大林的形象。他个子中等偏低，十分
消瘦，长着土色而疲倦的一张麻脸。军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条胳膊长，另一
条胳膊短—手几乎整个藏在袖子里。难道这就是他？似乎是被偷换了的他！
从童年时代起，教育就使我们认识他是一个伟大而智慧，预见万事，无所
不知的领袖。从画像、青铜塑像、花岗岩石像以及节日游行中的巨幅画像里，我们
习惯於看见他君临万众。於是，少年人的想象中描绘出了一个高大挺拔，几乎是神
话般的人。而原来他是这个样子，不好看，甚至不显眼。但与此同时，他出现之後
所有人都不做声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过招呼。他的
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气无力。
当时，是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希特勒军队已经深入苏联腹地，打到了列宁
格勒，基辅，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进。被迫不断後撤的苏军部队往往连沙皇时期的
火枪都没有。我曾经亲身参加过莫洛托夫与守卫莫斯科的一支部队指挥员的谈话。
後者抱怨说，他手下五个民兵才有一枝步枪，所以请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了解
情况，斩钉截铁地说：
“步枪没有，叫他们用瓶子打仗吧……”
当时就产生了声名远扬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装满混合燃液的瓶子。民
兵战士藏在堑壕里等着坦克，然後，当坦克走到他头部位置时，跳起来将瓶子投进
排气管。如果投进去的话，坦克马上就会起火，但紧接着第二辆坦克的枪口就打死
了这个大胆的人。就这样，数万民兵牺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许多的朋友。

惨败，大片领土失守，数百万人被俘及牺牲，尽管斯大林对人的生命十分
鄙视，但这些不能不给他的面貌打下印记。尤其使他苦恼的是另外一样东西：自己
对临战局势估计的失误。他对所有的预警都没有理睬，因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
会开战。前不久他还赞赏希特勒，而现在，则不能原谅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领袖”
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这个奥地利上等兵把“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像个小孩
子一般玩弄於股掌之间！斯大林无法忘记这种屈辱和经受过的恐惧，现在比从前变
得更加多疑。甚至在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大楼里，两名警卫与他形影不离，连他每次
到莫洛托夫那儿去也都带着这支卫队。
有时候从人民委员的秘书处，拐弯要走到自己的房间时，我看见从相反方
向的那个角里出现熟悉的警卫。每次这都使我感到慌张，那不是恐惧。我知道这样
的相遇对於我个人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总会出现难以抑制的下意识，要躲藏起来
。因为几秒钟之後斯大林就会出现。思想在激烈活动，怎么办？返回秘书处或者快
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藏在门後？也许藏在遮住朝内院的大窗户窗帘後面？可是，如
果斯大林发现有人躲在这里，会把我当作罪犯，他会想这是做贼心虚。因为甚至当
谈话的对方没有看着他的眼睛时，他都可以把这个表情当作是谋反：“为什么您的
眼睛东张西望？”—这样一问，往往可以决定对方的命运。
当我在心里掂量了各种办法并且明白不再有时间时，我一般就背靠墙等着
一行人缓缓走过。我精神饱满地说：“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不做声，用手臂一个的细微动作回答我的问候，然後转弯过去。现在我
可以松一口气了。什么也没有，可为何每次遇到这种情形都会如此紧张呢？
此外，每次当领袖的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或者他的某个副手预先告诉我，
说马上要跟美国人谈话而且要我作翻译时，我也会出现神经紧张。但这里我有解释
—马上要进入神殿，於是神经高度紧张，想要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以便使他满意。

不久,我又回到了莫洛托夫身边—作了外交人民委员苏美关系助理。那时的
克里姆林宫对公众是关闭的。但我有一张通行证，“到处”可去，除了大楼上斯大
林的那一翼。去那里每次都要办理通行证。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总是一种干练、安静的气氛。秘书处旁边有一个小
房间，我一般在那里等待客人已经通过斯帕斯大门的讯号，描着鲜艳花朵的黑色托
盘上放着杯子和矿泉水，挨着墙是一排简单的椅子。有些书的作者现在断言，在领
袖办公室门口，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莫洛托夫都要被搜身检查，说什么椅子底下安
装了电子仪器，检查是否有人藏了武器。根本没有这回事。首先，当时根本没有什
么电子系统，其次，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几乎四年时间里，从来没有被搜身，甚
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检查。不过，在1941年底特别紧张的几个月里，由於
担心城里有空降的德国特务，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手枪。譬如，我有一把小型的
“瓦尔特”，很容易藏进口袋里。每天早晨六点左右下班的时候，我从保险柜里把
枪拿出来，然後去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在那儿的地下室里可以稍事休息
，对时时响起的空袭警报不加理睬。秋冬季天亮得晚，街道还是一片漆黑。不过，
常常会碰见卫戍司令部的巡逻队检查证件。可是当时也完全有可能遇见德国武装突
击队员。到克里姆林宫上班之後，应该将武器放进保险柜。但是去见斯大林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检查过我有没有带武器。
我观察斯大林，完全局限於译员这一的特殊工作性质。我见过他跟外国人
客在一起，扮演着殷勤好客主人的角色。当值班军官通知说，外国客人已经通过了
斯帕斯大门，数分钟之内他们就会到达时，我穿过秘书处，那里一般坐着波斯克列
贝舍夫，以及警卫的房间到斯大林的办公室。那里经常有几个人穿军装或者便服的
人，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一般是领袖的主要警卫员伏拉西克将军在打盹。他利用每
分钟来打盹，因为昼夜都在“领袖”的身边。我不经通报进入办公室，一般都会碰
见有人：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或者部长们。他们坐在长桌旁，手里拿着笔记本，
而斯大林则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其时，他要么听人汇报，要么在谈自己的看法。我
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该结束会议了。斯大林看我一眼，一般会说：
“美国人马上就到。我们告一段落吧……”
大家迅速收拾自己的纸笔，站起来，然後离开办公室。只有莫洛托夫留下
来。斯大林与外宾谈话时他都在场，只是几乎不参与谈话，基本上不说话。有时，
斯大林就某个具体问题会问到他，叫他的名字“维亚切斯拉夫”。而莫洛托夫在有
人在场时严格使用正式的“斯大林同志”……
应该承认，虽然有许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但斯大林还是善於迷住谈话的对
方。毫无疑问，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善於制造出富於魅力、平易近人、甚至憨厚这
么一种形象。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当时人们觉得苏联马上就要垮掉了。包括哈
里·霍普金斯在内的所有的外国高级访客都非常悲观。可是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
们却充满信心，认为苏联人民将继续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实际上我们的境况却非
常危险。敌人不可阻挡地向东部推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躲在防空洞里。那么，是
什么事情促使霍普金斯、哈里曼、比维布鲁克以及其他有经验的、抱着怀疑态度的
政治家们改变了各自的观点？只有跟斯大林的谈话。尽管局势看起来不可救药，但
他善於营造一种随意、安详的气氛……
在永远都很安静的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克里姆林宫钟楼上自鸣钟的声音。
“主人”本人则表现出善意待人，稳稳当当。使人觉得这间屋子之外什么戏剧性的
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惊扰他。他有许多时间，他甚至愿意谈一个通宵。
他的对方根本都不曾想到，已经采取措施疏散莫斯科，桥梁和政府大楼下正在布雷
，已经建立了首都地下党委，给其未来的工作人员发放了使用假名的身份证件，而
让他们觉得无忧无虑的克宫“主人”心里正在盘算着政府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的各
种安排方案等等。战後斯大林有一次坦白心迹，他承认说当时是绝境。可现在，他
牢牢地将这些藏在亲切的微笑和给外人看的镇静後面。谈到红军和工业的需要时，
斯大林说出的不仅仅有防空和反坦克火炮以及制造飞机的金属铝，还有各种企业的
设备，整座整座的工厂。起先客人们感到困惑不解：设备的运输和安装，组织生产
需要数月，如果不是数年的话。
因为西方的军事专家们断言，苏联的抵抗在最近四五个星期之内就要崩溃
。怎么可能谈得上建设新工厂？甚至给俄国人武器都太冒险—因为有可能会落到德
国人手里。但是，如果斯大林要工厂，也就是说，他掌握着西方民主国家里的专家
和政治家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如何理解斯大林庄严宁静的态度，以及他向霍
普金斯的声明，即如果美国人运送金属铝过来的话，苏联即便打四年仗也要打下去
。毫无疑问，斯大林更清楚真实情况！於是，霍普金斯，比维布鲁克，哈里曼向丘
吉尔和罗斯福保证说，苏联会坚持下来，所以有必要给坚强的苏联提供军事物资。
斯大林假装有把握，但幸运的是，他是对的。同样的，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英
国外相安东尼·伊登参观完毕莫斯科近郊战线之後，他声明说：
“俄国人已经两次到过柏林，还会有第三次……”
顽固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
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
，“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
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
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
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
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於我的职责范
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
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个人都神经
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後一切恢复
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也没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
，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
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
。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
自己打小报告而後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我们应该
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同一个问题烦扰另一个元帅：为什么
一九三七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
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
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於到了胜利日
。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
不是，元帅……”—然後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
在会谈结束之後，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官的时间一
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
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後便
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
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
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於……”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
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後逐条口述自己认
为重要的内容。
这样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
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莫洛托夫对待自己的直接下属平和，冷淡而礼貌，几乎从未提高声音说话
，并且从未用过粗话，而这一点当时在“领袖们”的圈子里司空见惯。但有时，如
果某个年轻的外交官不能有条理地汇报驻在国的情况，他也能狠狠地申斥一顿，被
训斥者会吓昏过去。那时，莫洛托夫再用冷水喷这个可怜人，叫来警卫，把他抬出
到秘书处的办公室，然後我们大家七手八脚在把他弄醒。不过一般也就到此为止。
闯祸的人揣揣不安地在莫斯科呆几天，然後返回自己的岗位，此後也往往会得到职
务上的提拔。我想，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某种宽容，因为这些人毕竟缺乏
经验，而他自己亲自参与了挑选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这些人承担责任。任命不
久之後再撤职，这样会被“主人”理解为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事工作中的严重不足。

不过有时莫洛托夫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而强硬的措施。一九三九年八月与
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後，新任驻德国大使成了什克瓦尔措夫，此人以前是一家
纺织研究所的所长，被区党委派遣到外交人民委工作。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当莫洛
托夫到柏林与希特勒谈判时，他首先召见了什克瓦尔措夫了解政治局势。可是後者
的报告是那样的平庸，经过十分钟谈话之後，人民委员便叫他收拾东西回家。过後
不久，杰卡诺佐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并保留了他外交人民副委员一职。而
尝到了国外生活甜头、在国内苦於纺织行业平淡无味的什克瓦尔措夫，战争期间再
三写信给莫洛托夫，要求在“祖国的危难时刻”利用他的“外交工作经验”。这些
便函当然直接进了垃圾箱。
如果由於行政系统造成的疏忽或者缺点，斯大林发出指示要求“惩办责任
人”，那么就应该立即找到牺牲对象，甚至无须进行长时间调查。而那些引起领袖
哪怕小小不满的人，则会被无情地处置。
我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需要立即
答复。但是，过了一天，两天，三天，美国方面什么也没有。莫洛托夫派我进行检
查，看看电报是否在途中耽搁了。负责传递政府文件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密电司司
长，所以我找到了他。他做了查询，然後通报说，电报顺利到达了我方责任区的终
点。接下来是美国人看管线路，由於从他们哪儿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所以应该认为
，一切正常。不过我还是要求向美方问询。原来，在他们一方发生了故障，因此电
报迟了两天才到华盛顿。考虑到战争时期可能出现任何问题，於是我得出结论，没
有发生事故。我这样向莫洛托夫作了汇报。
“这是谁的错？”—他严厉地问。
“显然，没有人出错，至少我方没有人出错……”
“怎么是没有出错？那我给斯大林同志说什么？他非常不满意，下令调查
并惩办责任人。可您却在跟我说，没有人出错。您这个臭知识分子！”
我低头站着，无言以对。
“您干吗跟个木偶似的站着！”—莫洛托夫怒气冲冲地喊到，“叫维申斯
基过来！”
我飞也似地逃出了办公室。
当时，维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一副委员，但我们记得他是三十年代
政治案件时期恶名远扬的总检察长。他可是能够找到责任人，我一边想，一边拨着
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
维申斯基很快就到了，二十分钟之後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秘书处。大家都知
道，维申斯基对下属十分粗鲁，让周围的人感到恐惧。但是，在上级领导面前却是
极尽奴颜婢膝，巴结奉承之能事。甚至到人民委员的接待室进来时也象是谦虚的化
身。显然由於自己的孟什维克历史，维申斯基特别害怕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後者
甚至在众人面前骂他为“这个孟什维克分子”。虽然杰卡诺佐夫是第二副人民委员
，而维申斯基是第一副手，并且具体负责处理与英美的关系，可是经常可以看到对
我国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的问询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杰卡诺佐夫：交待任务写回电草
稿，亲自签署批示电报，而给维申斯基给一个副本，然後电报就发出去了，而维申
斯基从来没有勇气提出抗议。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场时，维申斯基更是异常恐惧。当这两个叫他去时，
他进门时弯着腰，侧着身，翘起淡黄色小胡子巴结地一笑。
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跟着他进去。莫洛托夫要我把自己的，就像他所说的
“毫无价值的调查”结果进行报告。这对维申斯基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即他应该拿
出什么样的结果。当我再次说明，没有找出责任人之後结束了汇报，莫洛托夫对维
申斯基说：
“斯大林同志要求进行调查并严惩责任人。这个任务交给您……”
“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可以走了吗？”
莫洛托夫点了点头。我把自己的报告交给维申斯基，他便无声地从办公室
溜了出去。
莫洛托夫这时平静地解释说：
“每次失误，一定有责任人。电报传送只检查我们一方，那又怎么样！是
谁立的这个规矩？应该检查线路全程。是谁制定了这个不完善的规程？可是您却说
—没有责任人……”
过了不久，我们都知道了，密电司的司长被开除出党，丢了工作。他从我
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斯大林同志的交给的任务—找出并严惩责任人—不折不扣
地得到执行。
莫洛托夫牢牢记住了这件事。他经常有事到我跟巴甫洛夫的房间来，他看
见我半开的保险箱之後，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看看吧，这个臭知识分子心底外露，保险箱不上锁，桌子上乱七八糟，
进来看看吧。哎呀，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啊！……”

4-8、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

除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外，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在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
员会大楼里还占了整整一层。那里也有人民委员的三间办公室：会议室里放着长条
桌和几排椅子，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一般举行人数不多的
会谈。然後是一间带小型洗漱间的所谓休息室。休息室内设有一张卧榻，可以在上
面小睡，还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总是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南方的水果和一小碟核
桃—这是莫洛托夫最喜欢吃的东西。新鲜水果每周几次用专机从高加索和中亚运来
，不仅仅和平年代这样，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最艰难的时候，最基本的食品勉强能够维持军队，千百万苏联人靠微薄的
口粮吃得半饥半饱，克里姆林宫宴会和招待会上离奇的丰盛一直都使来莫斯科的外
国人叹为观止。桌子几乎承受不了各种吃食和饮料的重量。红鱼子酱，黑鱼子酱，
熏鲑鱼，淡水鲑鱼，鲟鱼，烤乳猪，乳绵羊和乳山羊，填馅火鸡，成堆的蔬菜和水
果，成堆和烈性酒和各种葡萄酒，冰激凌蛋糕—按照斯大林的想法，所有这些应该
使西方客人信服，我国的局势并不那么糟。
人民委员在铁匠桥的秘书处里，助理们的房间窗户朝着院子。这个房间跟
後勤人员的房子挨着。每天早晨，经过我们门前，沿着走廊拿过去大暖瓶和食品篮
子，这是预备万一人民委员在这儿吃午饭。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也照
此办理。在政府保卫部门特科的严密监视下，有专门的农场和肉类厂为高级领导人
种植和加工专用食品。领导这件奥妙且被认为责任重大事情的，是来自内务人民委
员会“主人”的大厨师伊格纳塔什维里。斯大林害怕有人投毒，因此千方百计地讨
好他，最後给了他将军军衔。
在铁匠桥的那幢大楼里，有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缝纫铺。人民委的高级职员
凭一种专门的票证可以在这里定做衣服。一九四二年，当时我已经作了莫洛托夫的
助理，我领到了两张票，於是便定做了两套西装—一套深褐色和一套细纹浅灰色。
新衣服很快就做好了，一个春天的日子我穿了一套灰色西装去上班。收拾好给人民
委员报告的文件之後，我进入办公室，看见莫洛托夫穿这同样的一套浅灰色细纹西
装。我立即感觉到了这个巧合的难堪和不妥当。莫洛托夫相当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并说：
“您真不该作跟我一样的一套衣服！这叫怎么回事？我们就像穿着制服去
接待外宾……”
事情搞成这样，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裁缝铺里再没有其他浅颜色的衣料，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不是您的问题。那个蠢货裁缝朱拉夫斯基在给人民委员建议流行的衣
料时，就应该想到的。”
午休时我换上了深褐色西服，此後再也没有穿过那一套灰色西装。莫洛托
夫也很少穿那一套条纹西装。也可能就在那时，就开始考虑给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
作人员缝制专门的制服？
在跟莫洛托夫共事的那些年里，我仅有一次看见他非常激动。那是在一九
四四年，瑞典代表团前来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与芬兰的合约进行谈判。我跟此事
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知道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瑞典人来往於莫斯科、斯德哥
尔摩之间的穿梭外交，从苏方的观点来看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芬兰人坚决拒绝接
受苏联的条件。
根据种种情况判断，当时苏联领导人真的想要解决与芬兰的冲突，正在准
备在波兰的大规模进攻，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将在北方驻防的部队腾出来，在突击德
军奥德河上和东普鲁士的工事之前，加强中央集团军群。与此同时，间谍情报显示
，里宾特罗普前不久去过赫尔辛基，试图说服芬兰人不要跟苏联媾和，并许诺追加
军事援助。报告说，又有一批德国新式武器和军团到达芬兰。所有这些都会延长与
芬兰的战争，这是莫斯科所不愿看到的。在最近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几封信函中，华
盛顿也表示，愿意看到在对芬兰不太苛刻的条件下解决苏芬冲突。苏方已经愿意放
弃芬兰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依然坚持要移动边界线，给苏联提供军事基地，这样
便在总体上符合一九四零年三月和谈的条款。在这种条件下，芬兰的固执就完全不
合时宜了。
已经记不得为何在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里举办招待会。来宾之中，
有驻莫斯科的外交官，苏联领导人，红军高级将领以及瑞典代表团。起先的气氛是
彬彬有礼，非常优雅。几个大厅里，一些客人围着放满饮料和菜肴的长桌吃东西，
另外一些客人则手里拿着酒杯，站在一边说话。
我看见莫洛托夫跟土耳其大使一起进入红色大厅。陪同他们的是外交人民
委员会里职位次於科西列夫的莫洛托夫的助理波德策洛普。他懂得法语，所以翻译
那些不懂英语的外交官的谈话。因此，我可以利用空闲的几分钟吃点东西。
突然，从红厅里传来了喧哗声，听见有人大声嚷嚷，其中莫洛托夫的声音
听得很清楚。他结巴得很厉害—这意味着是什么事情激怒了她。
我赶了过去进入大厅，看见美国、英国、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使
，以及瑞典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围在人民委员的身边。莫洛托夫动作很大打着手势
，这本身很少见，喊道：
“我们再也不打算忍受芬兰人的固执了！如果这些混账继续固执下去的话
，我们会将他们捻成灰！我们将彻底摧毁！不要以为我们头脑简单！我们知道他们
跟希特勒的阴谋勾当。没人能糊弄得了我们！如果他们想打下去，他们会如…如…
如愿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红军……”
助理和警卫们试图劝阻大发雷霆的人民委员。有人在劝导他：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很晚了，您还得回克里姆林宫去…
…”
“别拦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这些犟驴会为自己愚蠢的固执而後悔的
。我们会收收收拾他们……”
客人们也许从来见过这种场面，惊讶小心地看着原来总是不动声色的莫洛
托夫。我一开始也想着，他可能喝多了，所以失态。一切都是那么怪怪地。我们终
於把他从客人那里挤开，弄到走廊，然後走向出口。他一边还在继续喊着骂芬兰人
，当他被弄上车之後，还想要挣脱出来。
最终他在两辆轿车的护送下走了。各国大使随即立即离去了。他们显然想
给各自的政府报告这起事件，以及莫洛托夫关於消灭芬兰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将我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情绪非常好，调皮地
笑着。
“您昨天出席招待会了吗？”—他问道，不等我回答继续说，“请详细说
说事情的经过。”
我开始大致重复昨天所见到的事情。
“不对，”—他打断了我，“照原样子说，不要删减。我说了些什么，大
家的反应如何？”
我不好意思重复他的粗口，但不得不几乎逐字逐句说了一遍。
“我以为，客人们都被惊呆了，甚至吓坏了，”—我结束了汇报。
莫洛托夫非常满意。他让我走时说，：“非常好，太好了”。於是我明白
了，昨天那出戏是他特意表演的，而且大半是跟斯大林协商过，或者干脆是“主人
”想出来的。所以莫洛托夫非常高兴，很好地完成了领袖交给的任务。他把瑞典人
、然後是芬兰人吓坏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被震惊了。现在，他们将向赫尔辛基施
加压力。因为现在，任何人也不能怀疑苏军有能力快速解决芬兰人，甚至占领其全
境。所以，如果他昨天的“爆发”被当真的话，那只会更好。现在芬兰人将会变得
好商量些了。
果真，瑞典人很快通报说，赫尔辛基愿意进行认真的谈判，过了一段时间
，芬兰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最终签订了和约。
类似的政治手段在过去的外交史上并非罕见，而按照现代的标准可能是冒
险和不道德的。因为很清楚，如果莫洛托夫的威胁兑现的话，这会严重影响苏联与
英美的关系。经过了“冬季战争”的血腥经验，斯大林毫无疑问地明白了，收服芬
兰人并非那么容易。这里应该寻找这样一个原因，即在获得希特勒同意芬兰属於苏
联势力范围之後，他没有给芬兰准备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
莫洛托夫在退休之後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饶过了芬兰……做得很聪明，没有让它加入我们的阵营。否则会有
一个长久的伤口……那里的人非常执拗。那里，哪怕是少数人也很危险。那么现在
可以略微加强关系。正像奥地利一样，没能将其变成民主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把伯
克拉乌德给了芬兰人。要是我们的话，未必会给……”
很显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企图给芬兰和奥地利准备东欧“人民民主”的
命运。但克宫的主子们没能做到。所以，如果芬兰人顶住莫洛托夫的讹诈的话，斯
大林也未必会下令占领芬兰。但那样便会出现“丢脸”的危险，这也会是个奇耻大
辱。因为他已经被迫悄悄地将与古乌西涅的影子政府一九三九年秋天当着他与斯大
林的面签署的不长久的“条约”藏起来。他以为苏军占领了特里奥卡之後，整个芬
兰都会处在他的手掌心里，但他失算了。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与莫
洛托夫可以说带着高尚的目的冒了险：促使芬兰人尽快媾和。这出戏演成功了。虽
然也应该清楚的是，当时芬兰人自己也得出了结论，是该跟苏联谈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