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的母亲

                         ──我所认识的张先玲


       说起十二年来为“六四”奔走呼喊的母亲们，不能不提到张先玲，她是第一
个与丁子霖相识的母亲。那是八九年冬天，她们两人的丈夫都是大陆所谓民主党派
“九三学社”的社员。张先玲的小儿子王楠比丁子霖牺牲的十七岁儿子蒋捷连大两
岁，也是个有心志的青年。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他带着照相机想把天安门的情景
照下来做历史见证，结果六月四日凌晨头部中弹，戒严部队禁止别人抢救，终因流
血过多死去。张先玲不见儿子归来，顾不上休息吃喝，连续二天到各大医院打听。
后听人说天安门西侧某中学大门外有几具尸体草草掩埋，数日后又被挖出。王楠刚
参加军训回来，身着军装，误为是戒严士兵，被送到护国寺医院。张先玲直到十天
后才找到死去的儿子。他与丁子霖两位母亲共同的遭遇使她们紧紧地连系在一起，
决心把悲痛化做寻找其它难属的动力，开始了她们艰难的寻访历程。数年后由于丁
子霖向国外公开了屠杀的真相，受到了当局严密监视，行动不便。为了使寻访工作
不因当局压力而中断，两人达成默契，大部份的寻访工作由张先玲来承担。
      十来年的光景，在恐吓、监听、封锁、跟踪、囚禁等政治高压下，能寻找到
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的家属及六十五名伤残者，岂是件轻松容易的事！张先玲和丁
子霖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由于亲子之丧及当局的都留下身心的伤痛，丁子霖体
质很弱，诸病缠身，张先玲直到今天，夜睡时还时时惊醒。她的神经衰弱已成痼疾
。她说，她们能支撑到现在，寻访能有进展，除靠不渝的信念外，也因为得到众多
好心人的支持。
      她讲了几次寻访的过程，一次听人说有位姓高的难属，也打听到了地址，但
白天几次登门都碰上铁锁，她就改为晚间去找她，但依然是铁将军把门。最后一次
她失望到了极点，就使劲敲起门来，惊动了隔壁的邻居，他们告诉她高某已经搬走
，基本上不回来，邻居也说不清她的新住处。张先玲无奈，只得留个条子给邻居，
条子上署名老张并留下自家的电话，指望高某有一天能回来看见。 往回走时，又心
境黯然地在高家门外踯躅，大街上人车稀少，并下起了小雨，霏霏雨丝在昏黄的路
灯下闪烁。失落、凄楚与悲愤一起涌上心头。她想，如果杀了人的政府肯主动承担
罪责，安抚难属，我又何苦临至夜晚还独自一人在雨中徘徊？幸好上苍帮了忙，第
二天一大早奇迹般地接到高某电话，说：“我很长时间没回这个家了，昨天回来看
见你的条子，你是谁呀？”“我是老张，你不记得啦？”“哪个老张？我想不起来
了。”“咱们明天见个面，见了面你就知道了。”第二天高某在家等她，当见到陌
生的张先玲，很有戒心地不肯接待她。张先玲就如寻找其他难属一样，先把自己儿
子的照片拿出来，又叙述了王楠牺牲的过程及找难属的目的。高某心里亮堂了，她
告诉张先玲，她丈夫前一年猝死，第二年她女儿又死于六四之晨，她孤零一人，触
景生情就搬走了，不愿再回到这个家来。后来张先玲说，她的努力没有白费，高某
自认识张先玲后，参加了难属的活动，明白了很多道理，也从沮丧的心境中挣脱出
来，后来成了六四母亲群体中积极的一员。
      虽然相遇高某并非一帆风顺，但结局圆满。而有些寻访令张先玲至今窝心。
去年她听说某地有个叫小德子的家中有死难者，在北京酷热的一天，她到某地一带
寻找。“您知道小德子住哪儿吗？”“不认识他，你找居委会吧！她们清楚。”她
七弯八拐找到了居委会。两位值班的居委会老太太问她有什么事。她像以往寻人过
程一样又编造起故事来。“我骑车摔破了腿，有人用手绢帮我把伤处包起来，我忘
了问他姓名，只听别人喊他小德子，大概就住有这个小区里。今天特来谢谢他。并
还他手绢。”两位居委会老太太张家李家地猜起来。“谁叫小德子啊？”“对了，
韩家有个孩子叫韩某某，会是他吗？”“他这人能干这种好事？”张先玲一听有门
儿，忙说：“那也难说，可能就是他吧！”“他家就住对面。”张先玲按指点敲了
门，出来一个男人，问她：“你找谁？”“我找小德子。”“小德子不在，你找他
有什么事？”张先玲见居委会老太太正好奇地看着她，就说：“咱们进屋谈吧。”
她主动向屋里走，那男人用身子把屋门堵住，说：“不用进屋说，你到底有什么事
？”张先玲见居委会老太太正好奇地看着她，就说：“咱们进屋谈吧。”她主动向
屋里走，那男人用身子把屋门堵住，说：“不用进屋说，你到底是什么事？”张先
玲放低声音说：“是十年前的事，还是进屋说吧！”谁知那男人却大叫起来：“你
有病啊！十年前的事现在找上门来了。小德子不在，你快走！”居委会老太太一旁
搭碴了。“哟！她刚才还对我们说是前几天的事，怎么这会儿又成了十年前的事啦
。”那男人更加无礼，用手推她，说：“你是有病，快走！别再捣乱了。”事后，
张先玲说：“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从没有遭受过这样的羞辱，当时又气愤又委屈，
汗水、泪水同时流满全脸，强忍着没哭出声来。
      现在大陆社会也没见义勇为奖，尽管有弊端，但出发点是做好事的人应得到
好报，如张先玲这样不辞辛苦想给处于绝望境地的难属带去温暖，反遭羞辱，换个
人早就撒手不管了，但张先玲没有退缩，几天后她辗转得知有个朋友住在小德子家
附近，她还是先把口信带过去。她说对别人的误解和无礼不能计较，不找到这家她
难属她难以放下心中的负担。
      六四母亲们从九五年开始连续数年向大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委会上书，要求对六四惨案做出合理交代。九九年更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
追究六四惨案主要责任人李鹏的刑事责任，告李鹏的诉状就是张先玲和另一位母亲
送交的。
      当然，她们知道，在集权专制的统治下，她们上书肯定是泥牛入海，丁子霖
老师曾说，或许她这辈子看不到六四平反昭雪的日子了，但难属们仍要年复一年地
斗争下去。其实，六四母亲们的作为早已不能看成是单纯救济难属几个钱的事了，
重要意义在向世人表明：中国大陆人绝非全是自私怯懦、麻木、冷漠，有相当多的
爱国忱民者，更有勇士为正义挺身而出。其中，以丁子霖、张先玲为首的六四母亲
们，正是在言行两方面，显示出她们挺直的脊梁，不折的韧性和做人的尊严。
      十几年的磨练，使六四难属们靠得更近，贴得更紧。九五年当丁子霖夫妇被
当局无理扣押在无锡某地四十三天时，张先玲等十六名难属联名抗议要求释放，向
中共全国人大上书的签名人数也由九五年开始的二十五人，发展到九九年的一百零
五人。他们中的代表人已超越了只为难属说话，更为改善中国人权恶劣状况而积极
呼吁。张先玲是其中之一。
      中共主管宣传的大员，继承了前任们心照不宣的传统，迷信谎言重复一千遍
就成了“真理”了，迎合长官意图的传媒已习惯用官话、套话、媚话喋喋不休地向
“愚民”、“群氓”们猛灌，使看电视、听广播的大众的耳神经早已与脑神经分了
家，任它们如何不厌其烦地唠叨，极少有人通过大脑。(这种特色在官场尤为显著。
例如，今年大陆人祸灾难频繁，有人写文章说：靠什么防止事故？一曰靠从年初开
到年终的会议，每次安全会议都有领导“重要讲话”……然而有谁把讲话当回事呢
？二曰……)所以稍加用心就很容易抓住大陆传媒胡说乱侃信口雌黄的辫子，张先玲
说只要认真听，总能听出毛病来。例如九九年大陆庆祝政权成立五十周年，大陆媒
体不时地冒出“庆祝伟大祖国母亲五十华诞”这样的颂句，可能传媒主编认为这是
句很讨巧的颂词，但张先玲听了觉得不对劲，于是打电话给电台质问，她说：“你
们宣传祖国母亲五十华诞，我今年都六十多岁了，按你们的提法，五十年前我就不
是中国人了？我没有国籍啦？你们怎能只顾唱颂歌随便抹掉中国数千年历史？”
      还有，在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中共几位中央领导人分头来到某省人大
代表小组会，当播放到江泽民来到某省代表团的画面时，电视台解说：“江主席来
到代表团时，代表们起立热烈鼓掌，情绪十分激动……”张先玲立即打电话给电视
台，她说：“按中国宪法及江泽民的说法来领会，国家领导人实质应是人民的公仆
，他到人民代表中听取意见是他应履行的责任义务，是很正常的事，你们何必强调
代表情绪十分激动，这种宣传很有封建皇帝御驾亲临大臣们感恩涕零的味道。”接
电话的人回答：“你很有民主意识，但中国的现实只能如此。”
      其实，幽闭在百姓中的民主意识，若都能无畏地提出来，民主的浪花能汇成
洪流。是麻木与胆怯纵容了官话制造商和套话媚话贩子。
      去年，张先玲去美国探亲，临行前她的上级机构派了两位干部来找她，进门
说：“你要去美国啦，我们奉命请你在这保证书上签字。”交给她一张铅印纸，张
先玲看过后，又把保证书还给他们，说：“我拒绝签字，上面写的三条保证有损我
的人格。第一条，让我保证在境外不接受记者采访，我做不到。我在国内已接受过
外籍记者采访，为什么在国外不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的问题我都如实回答，只要
我说实话，境内境外都是一样的。第二条，保证不接触民运分子。这条办不到，民
运人士脑门上没刻字，胸前不挂牌，我怎么知道谁是民运人士？若有朋友来看我，
我能问他吗？即使是搞民运的我能拒之门外吗？这岂不显得大陆知识分子太没素养
了？第三条，不要说或做有损国家形像的言行。这太高抬我了，如果我这种无职无
权的小人物，说几句就损害了国家形像，只能说明咱们国家的形像太脆弱了。真正
有损国家形像的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大贪污犯，我和他们有天壤之别，不能同样看待
。”两位干部实在想不出驳她的话，说了句：“我们猜想你也不会签字。”讪讪地
走了。
      从以上这些有理有力的铿锵话语，一个性格坚强，反应敏锐的张先玲，鲜活
地呈现出来。
      六四母亲，一个压不垮，拖不散，难以分化离间的群体，得到海内外一切有
良知正义感人士的尊重。张先玲是其中出色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