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的冬天,听说江祺生正在帮家乡朋友销售羽绒服,我正好想买一件,
那天傍晚,他送货上门,背着一大包羽绒服来到我家,任我挑选,望着他疲惫的模
样,心想,一位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如果不去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他会和千千万
万个大学教师一样,无论怎样清贫,总还衣食无忧,至少不必背着羽绒服东跑西跑
,从他家住的首都师大乘公共汽车来我家,路上往返将近三个小时,卖掉一件又能
挣多少钱?我忍不住问他,“你如此艰难地追求你理想,究竟为什么呀?”他说:
“我思考了许多年,亲眼目睹社会上各种不公正,我认为中国只有实行了真正民主
和自由,每个人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才会有个正常的社会。既然我已到了正确的
目标,就要为之奋斗,哪怕我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也没有遗憾了。”我无言以对
,请他留下共进晚餐,他婉言谢绝了,说还要到别处去。
江祺生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和我一样,学过理工科的人受到过逻辑推理的思
维训练,认定少数几条公理后,可以按逻辑法则推出许多结论。江祺生认定了民主
、自由的公理,尊重人权的公理,他要一往无前,哪怕是独自远行。他走后,我打
开窗子,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在万家灯火的黑夜中渐渐消失,他肩上的大包不仅是他
个人生活费的来源之一,他也是在替贫苦百姓,为求告无门的冤屈者,为一切受压
迫的人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江祺生,你何苦呢?就连常年监视他的警察都说:“
这么多年,就你家没有任何变化,看看别人家,哪家没有变化?”我去过江祺生的
家,除了必备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没有一件奢侈品,生活在九十年代末,家庭环境
仍是八十年代。我心里好一阵难过,江祺生,你的家人理解你吗?那些受压迫的人
理解你吗?你不觉得孤单吗?
人们常说:“每位成功的男人身后站着一位女人。”按世俗的标准,江祺生
是个失败者,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常被警察跟踪、盯梢、监视,甚至还是监
狱里面的犯人,然而在他的身后始终站着她的妻子,没有埋怨、责怪,没有吵吵闹
闹,他的妻子为家庭奉献着温柔、亲切,宽容和理解,在江祺生遭到不公正待遇时
,他妻子既要保护孩子,又要千方百计地为江祺生奔波、呼吁、抗争,江祺生你是
幸福的人,你的妻子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赵昕、江祺生和我曾发起过为印尼华人呼吁的签名信,印尼华人与我们血肉
相联,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我们的深切同情,向施暴者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是每一位
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但其中的工作量以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没有
亲身体会,是无从得知的。先是逐句逐字的修改签名信,徵求各方意见;然后一个
个打电话,叙述签名信中大致内容,若有人想看到全文,还得亲自送上门,有些签
名人中途改变主意,又得把名字删去。那次我们共征得全国各地三百零九人签名,
是历来签名信中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签名,第一次做发起人,心里
不免有些紧张,江祺生和赵昕说如果万一公安局找我麻烦,就把所有事情推到他俩
身上。我决不会这么做,但江祺生为朋友甘愿承担风险,深深打动了我。
我们到印尼使馆亲自递交抗议信的两周后,江祺生起草并发起了告全国同胞
书《善待中国母亲河─长江》,有人建议我仍作为发起人之一,我由于胆怯而不肯
,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取消了发起人一栏。接连2次参与签名,我连晚上做梦都会梦
见警察来抓人了,可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相比江祺生的无畏,我真的好欣慕、好
惭愧。
春天朋友们来到乡村,步行在阳光下的田间小路上,或穿行于灌木丛中,我
发现江祺生和大家一样,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聆听好友的
美妙歌声。他和大家一样,喜欢美味佳肴。他对生命的那份真情和热爱,让我感到
他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正常地享受生命的欢快,才宁愿舍弃自己的自由。在他的民
主、自由、人权的公理背后是他对人的爱。为了爱,他舍弃了生活的安稳,为了爱
,他舍弃了地位、头衔,为了爱,他承受着漫长的孤独和煎熬。
有一次在乡村度周末,当江祺生得知阎明复上午去过附近一幢别墅后,他说
:“早知道的话,我要去和阎明复交谈几句,89年我作为学生对话团成员,和他对
话过。”至今我还记得江祺生站在高岗上,向远处望着,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
、沉思,当年风起云涌的往事一定重现在他的脑海中。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六
四”的残酷镇压,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正是从那以后他走上了一条铺满荆棘的路
。
江祺生是极为罕见的人,在中国现行制度下,一个人往往不是居高临下,喜
欢控制他人,就是顺从权威,唯命是从。而江祺生从来不以自己的学识或磨难自居
,无论什么人和他说话,他总是睁大著眼睛,专注地倾听,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娓娓
道出。面对民运人士中的令人尊敬的前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使可能会惹
对方不快。他敢于争论,他相信真理是超越个人经历、学识、地位和身份的,是超
越个人恩恩怨怨的。江祺生独立而不傲慢,理智而不张狂。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
平等、宽容、尊重的交往准则。我想民主、自由的理想可能正是从人和人的交往方
式开始,从自身的每日行为起步,而不是仅仅依赖制度的变更。
然而江祺生的这种纯粹的坚持真理,增加了他的牢狱时间。几年前曾有法官
私下透露,如果江祺生不那么执著,说话婉转一点,留点余地,是不会关押这么久
的。一些人认为,遇到公安局的,不妨策略些,不是背叛、不是放弃理想,不是低
头认错,而是表现一些诚意,稍微灵活一点,圆滑一点,个人和国家机器对抗,吃
亏的总是个人。但江祺生从不策略,从不灵活一点,他的身躯即使面对屠刀,也是
昂然挺立,他的灵魂即使在污泥浊水中,也会一尘不染。有人建议他用笔名的形式
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影响面大一点,他说:“不必了,能公开出版的文章有
人会写,凡是我的文章都是直抒胸意,怎样想就怎样表达,不用费神考虑怎样才能
通过检查。”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是淋漓尽致,通晓明白。在丧失
理性的时代,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是我们苦难民族的希望。
我们一起看望过“六四”伤残者。得知江祺生被捕,伤残者心里非常难过,
被子弹夺去一条腿的齐志勇,一听到有关江祺生的外电报导,就立即打电话给我,
他说心里闷得慌。被子弹打中脊椎下半身几乎瘫痪的庞梅青,听到江祺生即将开庭
,他说他要参加旁听,我一再向他解释不可能的。伤残者曾多次要我向他的家人转
达他们的问候。江祺生是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被捕入狱关押至今的,他曾为之呼
吁的受压迫者没有忘记他,无论江祺生在哪里,他们知道,江祺生始终是他们的朋
友。
最后一次见到江祺生是他被捕前的半个月,我们五、六人围坐在颐和园昆明
湖畔绿草坪上,传阅江祺生带来的纪念“六四”十周年的呼吁信,信中倡议用非暴
力合法的方式纪念这一天的到来。十年了,无辜遇难的亡灵和失去儿女的父母在等
待,等待刽子手受到法律审判的那一天,等待还历史真相的那一天,江祺生一刻不
停地为此奋斗,他要在十周年到来之际大声呼唤人的良知,表达对专制政府强烈的
抗议。不用解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那天下午,天突然变得阴沉沉的,开始下起
了小雨,在细雨迷蒙中,我们绕着昆明湖走了一大圈,我的心里莫名的沉重起来,
发现朋友们也不像往日那样健谈。江祺生站到了前列,我们会默默地响应他的号召
,十一周年、十二周年……每个“六四”周年,我们都会用非暴力的合法方式,寄
托我们无尽的哀思。
江祺生,你所做的一切,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认识你的人,以及不认
识你的人。江祺生,因为你,我亲眼看到了人的纯洁。因为你,我亲眼见证了人战
胜邪恶的勇气。因为你,遭受迫害的人得到了安慰,因为你,我们多了一份信心。
吴蓓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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