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先生：
      
      您好，九月号贵刊登张郎郎先生《关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文，其中
有几句提到我，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冯国将一直不发言，大家动员他发言，
结果他替一个打成右派的同学抱不平，也打成右派，他不服，‘我没有提过意见’
，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这些话有说对的，但也有失实的，须说明，否则会给读者造成极大的误会，
甚至可能以为我过去写的东西，有伪造。

      一九四九年我抵京后，很快发现中共的暴政，但从不说中共一句坏话（也不
夸一句好话），我早于一九五二年就决定出国了，因走不了，才于同年报考清华大
学，上建筑系本科（六年制）。

      没料五五年于肃反运动遭迫害，勒令退学。次年获平反复学，我更谨慎，守
口如瓶。

      一九五七年整风一来，校长蒋南翔决定召开“华侨同学座谈会”（目的在摸
底），一再通知我参加，我都拒绝。第二次紧急通知，我躲不了，被迫参加。

      会上只有两人发言，一叫潘志明，叙述他于肃反时受迫害的经过，经常于半
夜三更被押到大图书馆的半地下室秘密审讯，要他承认在印尼上学时参加过反动组
织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他说没参加过任何组织，审讯他的人利用台灯的强
光照射眼睛进行逼供，并高呼口号“不坦白，死路一条”！弄得他患精神衰弱症。
他特别申明，这件事他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这次发言，目的希望学校今后调查华
侨同学的历史，勿再用此方式，校长说不知有这回事，接着宣布散会。

      会上，我一句话也没说，这一点张氏说对了。然而，以后的事，他并不清楚
。原因是在狱中我们根本不许谈案件。十几个人都盯着我俩的一举一动，根本无法
交谈（狱中对大学生与知识分子监视很严厉）。

      至于多年后我俩虽然都移居香港，但各人忙于生计，没时间详谈过去的事，
因而他并不了解座谈会后发生的事。

      当时，校园已贴满大小字报，向党提意见。会后，我也贴一张大字报，“要
求党委交代潘志明事件”，文字不多，但有一句很尖锐，“半夜三更用台灯照眼进
行逼供，这是法西斯行为……”。

      党委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倒打一耙，诬我“造谣”，这时我才领会到鲁迅
说的：“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炸”。八年当哑巴的我，终于破釜沉舟，
怒号了，在“自由论坛”上发表“潘志明事件的真相，痛斥肃反暴政”。

      学校为围剿我，特意布置全校性的肃反问题大辨论会，我多次上台痛斥肃反
“破坏宪法、蹂躏人权……，成绩等于负数！……”（中共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
……”）。

      我最后的发言被录音，全文刊登于同年校刊《新清华》上，供全校所谓“批
判”。

      我还被万人大会批斗，因会上不许我发言反驳，当场退出会场，党委恨透我
，最后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极右分子”，特意搭席棚，贴上成千上万的大小
字报围剿我。

      在全校学生中开万人大会批斗的只有三人，孙保中、马维崎和我。孙保中因
组织“庶民社”，帮助同学贴大小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据说当场被捕。

      马维崎因写《还政于民》一文打成极右分子（笔名“马崎”），他俩都是默
默地对中共作斗争，我是“赤膊上阵”，“闹”得最“凶”的一个，因而《新清华
》登过一张漫画，题为“百丑图”，把我描绘成小丑，在“自由论坛”上演说。

      总之，座谈会后我是跟中共干到底，不是因不发言而打成右派的，至于后来
被判无期徒刑，甚至于一打三反中险些被枪毙，其详细过程可以写一部著作，不可
能在月刊上细述。

  顺祝  编安

  冯国将（韧锋）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