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编辑部和胡平先生：
贵刊二零零一年三月号刊登了一篇好文章，题为《祭一九五九年饿死的父亲
和同胞》，以下简称“祭父亲”。我等了多少年，等到了这篇好文章。我说的好不
只是指文笔方面而是它真实记录了四川荥经县某村庄二户普通农民家庭饿死的悲惨
遭遇，过程详细，情感真切。我订阅《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合起来已有十几
年来了，这是我见到的第一篇文章详细描述饿死人的惨状。当然长篇记事丁杼著的
《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是大范围、远距离论述全国范围内农村饿死人的
惨象和缘由；“祭父亲”则是近距离身临其境观察描述，所以显得非常真切感人。
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五九年到六二年饿肚子的情景。多数人称这三年也
只是模糊说法“三年困难时期”，更有甚者不少人至今跟著中共顽固派的欺骗宣传
有意无意地开口闭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甚至《世界日报》也出现过“三年自
然灾害”的字样。很少用而且必须用三年大饥荒——“人祸”一词。
当年有多少城里人，有多少知识份子知道乡下大批饿死人呢？我想是不多的
。根据是：直到七九年彭德怀冤案平反以後，八十年代初我在学校教研室的政治学
习会上说：报纸一边胡吹一亩地产几万斤稻米、几十万斤红薯的同时，另一边全国
范围内大批农民饿死，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风调雨顺的年月把人饿死这麽多
！会後一些年轻人轻轻地问：“我们国家还有饿死人的？”他们是闻所未闻，他们
听到只是“社会主义怎麽好怎麽好，毛泽东怎麽怎麽伟大”。另件事是毛泽东指示
党内大小爪牙於六四年在大学校园抓阶级斗争、抓攻击大跃进的反动学生时，我班
五十个学生被批判六人当中，除我之外竟然没有一人知道农村有饿死的，而我只说
了轻轻一句：农村有饿死人。我从来没有敢把饿死人的惨象稍许描述一下，即使这
样也遭批判斗争。
为什麽死那麽多人而只有极少人知道农村饿死人的惨象呢？原因很简单，毛
泽东杀人、抓人、斗人太多，人们都给整怕了。只有在非常亲近的朋友当中，偶尔
则能听道一些饿死人的消息，这就是即便是知识份子也仅有很少人知道这样的事。
我家是在南京郊区，离安徽和县不远，和县大批饿死人的消息在我家农村传
得比较广。农村小青年不那麽怕，他们时常说：“和县的人死光了。”芜湖是全国
著名的四大米市，和县紧靠芜湖，是鱼米之乡。和县常有逃难的人到我们家所在农
村讨饭，我们那里有许多人去芜湖一带做生意贩卖农产品，所以听到许多和县饿死
人的消息，“和县人死的死、逃的逃，丈夫饿倒，病倒在床上，人还没断气，女人
怕等在家里会饿死，逃出来跟人说丈夫死了”；“好多人家死绝了户，一个村里人
死了都没有抬，没有人有力气抬死人出去”；“有的村庄竟然没有冒烟的”；“和
县人什麽都便宜卖了，把衣服都换了，换成吃的了，十几岁的小姑娘已经发身，没
衣服穿，光著上身，两个奶头子甩甩的”；“什麽世道啊，真缺德啊”！至於人死
後放在家中发臭，为的多领一份口粮，不仅和县有，在甘肃河西走廊也有。六七年
底我们参加调查走资派大搞吹牛风（实则多数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当时一个贫协
主席就对我说：“那时，这里饿死人很惨，为了多领一份口粮，居然把死者放在家
里好久不对外说。”实际是真正的走资派才是敢於抵制毛泽东倒行逆施，多数人自
保顺大流跟著毛泽东胡吹，不吹也没办法，不吹就整你、斗你，极少数的邪恶份子
跟著毛泽东兴风作浪。
我说这些只想说明毛泽东所代表的共产党内一批邪恶势力是怎样剥夺人民说
话的权力，是怎样封锁消息掩盖其罪恶的。直到今天这股邪恶势力仍然把这个罪犯
供在殿堂，不许人稍有不敬。天安门事件时，湖南的三个小青年仅用墨水弄污老头
子的像，其中一人竟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少奇曾对安徽省省委书记李葆华说要把大跃进的事记下来立个碑，胆子再
大些写成剧搬上舞台。其结果碑未立成，剧也未见，倒把自己的老命赔上去了，还
闹出一个文化大革命。
像在中共这样极权制度下，在中国这古老的封建专制的国度里，只要一个疯
子上台，什麽怪事都能发生。希望《北京之春》今後能多发表这样的好文章，把那
些死绝了户、死绝了人的村庄写得更详细更感人。在保证作者安全前提下，文章除
了点明县的名称，还点区的名称、乡的名称，准备好接受来自中共的挑战。我们要
让全国人民不论大人和小孩，不论国内和国外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曾在一个暴君的
统治下，历史上出现过这样黑暗丑恶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这个独夫民贼
干了那麽多坏事，他怕有一天人民来清算他，他拖出阶级斗争的杀手锏，他要把阶
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我们就应反其道而行之，天天讲、月月讲、年年
讲，来控诉极权制度的罪恶。让人们理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
败，让中国人也明白权力需要制衡这个重要大道理。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避免
大跃进的灾难和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重演。
另外提个建议，“祭父亲”这篇文章能否让《世界日报》等海外报纸转载，
在英特网上转载，当然需得到作者同意之前提下。
读者：贾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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