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风云

                        ──广州八九：回眸与省思


  艰难的开端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今又五四》的新闻。报
导三大城市于五月四日发生的高校学生呼唤民主的游行示威。报导的排列顺序上，
北京为首，广州居次，上海第三。将广州排到上海之前，大出笔者的预料，因为当
日，在上海参加示威的学生人数，有万人以上，而在广州参加示威的学生人数，则
仅在三、五千人之间。《世界经济导报》的这种编排，多少反映了该报编辑、记者
对广州的重视和期待。

      彼时，广州，这座具有中国“南大门”之称的大都市，因民众“厌倦”政治
、省当局的“技巧”发挥、和特务的预先破坏，使一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学运，处于
尴尬的难产状态。

      一年前的酝酿，直接承继于“八六学潮”。“八六”学潮和平结束，中共开
明总书记胡耀邦被党内保守派赶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卓有声望的自由
知识分子遭撤职批判。社会归于暂时的平静，或沉默。然而，八六学潮，为八九民
运埋下深厚伏笔，“思想解放运动”仍在各阶层自发蔓延（赵紫阳的开明亦有功于
此），潮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往复震荡，渐鸣渐巨。

      八七年夏天，笔者由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任教。
南国花城，商风正炽，人们一律“向钱看”，全民皆商，无暇他顾；岭南世风一团
和气，无所谓政见分明。最初一个时期，政治上几乎找不到一个知己。“经济绿洲
，文化沙漠”，是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广州的真实写照。

      不甘心就此沉寂，对着讲台下的学生，禁不住要鞭笞时政，宣扬民主。对新
交朋友，也情不自禁要慷慨激昂一番。渐渐聚拢一些同道。八八年中期开始，与一
批骨干学生有心酝酿新的学潮。定时间为八九年“五四青年节”，初衷是纪念性的
，因而目标并不大：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四十周年。试图以纪念性的游行示威，宣传民主，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仅此而已。

      八九年元月伊始，发起成立中大第一个“沙龙”，名为“每周民主沙龙”，
由骨干圈子中人轮流主持，主要主持人为大气科学系本科四年级女生陈卫。端庄典
雅而落落大方的陈卫，此后一直发挥着极大的感召力。沙龙火爆，参加者十分踊跃
，常达百人，将管理学院一间大教室挤得内外爆满，水泄不通。讨论热烈，也轻松
愉快，但主题始终没有脱离民主政治。

      与此同时，国安局也渗透进来，酝酿八九广州学潮的计划，遭提前泄露。三
月间，在三寓宾馆偶遇省委一位李姓秘书，他无意间告诉笔者：省委有一份内部文
件，点明笔者准备在广州发动学潮。这即是说，密探已经打进圈子。果然，学运一
开始，便遭受连番破坏：学生骨干名单被当局悉数掌握，骨干们提前遭到当局压力
(校系领导个别谈话)，并有特务跟踪。稍后证实：主要告密者是中大化学系一位名
叫陈永潮的研究生，他几乎出卖了所有参与早期筹备的学运骨干。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辞世，形势剧变。全国各地的学运、民运，不约而
同，自发而起，遍地烽烟，骤然间熊熊一片。已遭渗透与破坏的广州学运计划，仓
促间提前启动。实际上，”五四“当天，能有三、五千高校学生走上广州街头，已
属殊为不易。

      在此之前，四月二十二日，中山大学学生约二百余人，在陈卫的带领下，聚
集海珠广场，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当局派到场并在广场环形栏杆外进行合围
式警戒的警察、加上混迹学生队伍中的特务，看上去，人数不亚于少得可怜的学生
。

      能动员的人实在太少，连第一面旗帜和第一根竹竿，都是由我这个青年教师
亲自动手购买，并携进现场。陈卫是唯一发表演讲的人，题目是《海珠广场宣言》
。演讲稿也是由我连夜赶就。集会结束后，以游行的方式回校，队伍显得稀稀拉拉
。

      隔二日，作为广州学潮的发起人，我和陈卫被离奇地调离广州。我突然接到
系里通知，为一个学术课题到韶关出差；陈卫则收到从重庆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
病危，速回。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以叶选平为首的广东当局“技巧”处理广州
学潮的方式之一。这是他们最早的“技巧”。

      我和陈卫先后离开广州之后，广州学运暂时陷于停顿。与我同往韶关的，还
有其他几位同系同事。出差期原定一周至十日，四天后，我猛然醒悟，此属广东当
局的调虎离山之计，当即收拾行李，称有个人急事，辞别同事，跳上火车，单独提
前回到学校。还在火车上，我就写信给远在四川的陈卫，叫她也速回广州。

      四月底，更多的学生骨干加入到学潮组织工作中，与其他高校的联络也次第
展开。五月三日上午，中山大学一批主要学运骨干聚集我的宿舍开会，我心急火燎
地说：北京、上海的学潮已经如火如荼，我们广州还没有多大动静，这是我们广州
的的耻辱；中大是广州头号大学，如果广州没有学潮，就是我们中大的耻辱；我们
这些人，早已策划学潮，如果中大不能动，就是我们在场人的耻辱。也是历史性的
的责任。

      讨论决定：明天，五月四日，是最后的期限，我们必须冲出校园。具体安排
是：五月四日下午开始，骨干们在中大东区(即学生宿舍集中区)，进行演说宣传；
晚七点半，带领学生冲出校园，主题：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当晚，学生骨
干们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做出部署（此间，同时成立了相关学运组织）。人人埋头
苦干，书写大批大字报和海报，贴往中区(教学区)，并备齐喇叭旗帜横幅，为此还
于五月三日下午开始展开校内募捐。我则为骨干中主要演讲人撰写了演讲稿。

      五月四日晚七点半，在学生骨干们的带领下，三千多中大学生，在呐喊声中
，冲破大批警察预先设置于中大正校门外的警戒线，踏上新港路，向市中心游行进
发。阻拦无效的警察们，在队伍前以摩托车队开道（广东当局的“技巧”之二）。
游行学生沿途演说，呼口号。吸引无数市民围观、鼓掌，部份人也参加进来，或在
路旁递送饮料，表达支持。到省府门口后，与另几只高校学生队伍汇集，他们是：
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游行学生人数则达五千人。演讲、呼口
号，向省政府递交请愿书。到半夜两点多钟，示威活动结束，因为下雨，公安调来
二十几部公共汽车（广东当局的“技巧”之三），将学生们运载回校。

      五月四日的成功出击，使广州学运如烈火燎原，迅速蔓延。随后，参加学潮
的人数骤然大增，几乎所有广州高校都行动起来，动辄数万人或十几万人上街，游
行、集会、静坐、绝食、退党、退团，形式上，与北京和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最大
规模的两次，当数五月十七日反戒严示威，和五月二十三日的“省港大游行”，上
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市民人数均高达四十多万人。

      而在全广东省，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都启动了不同规模的学运或民运。
这对以“不关心政治”为荣、“我只关心钱”为傲、自以为“精明”的广东人而言
，既属难得的景观，也算得上自我嘲弄。

      于是，珠江扬波，南海涨潮，八九广东民运，一浪高过一浪，汇集在全国性
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注：因过多地使用“技巧”，包括对是否逮捕学运骨干，犹豫不决，广东
当局被邓小平斥为“一手硬，一手软”，学运后，广东省主要党政领导人被“明升
暗降”或“因工作需要”调离他职。叶选平被调任虚职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八九广州人物

      陈卫，重庆市人，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八五级本科生。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
人和组织者之一，先后任中山大学“每周民主沙龙”主持人，广州市高爱联常委，
中山大学学生民主自治会副主席、主席。“六四”屠杀发生后，继续组织“空校运
动”。学潮失败后遭通缉，七月间被捕，入狱一年半。现居国内。

      于世文，河南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八五级本科生。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人
和组织者之一，先后任中山大学学生民主自治会主席、演讲团负责人。学潮失败后
，仍积极组织营救从北京南下的逃亡学运骨干和知识分子，七月间被捕，入狱一年
半。现居国内。

      刘俊国，四川省人，中山大学英语系研究生。先后任广州市高爱联常委、主
席。主动将其宿舍曾在学潮中被充作校或市学生组织的日常办公室。“六四”屠杀
发生后，继续组织“空校运动”。学潮失败后遭通缉，唯一成功逃脱的学运骨干。
现居美国。

      易丹轩，原籍湖南，广州商学院八七级本科生，先后任广州市高爱联常委、
副主席、行动部负责人，省府广场主要负责人。“六四”屠杀发生后，继续组织“
空校运动”。学潮失败后，仍积极组织营救从北京南下的逃亡学运骨干和知识分子
，七月间被捕，入狱并被判刑两年。现居美国，任当届全美学自联主席。

      李正天，原籍山东，广州美术学院讲师，原“李一哲”大字报起草人之一，
为此曾入狱。八九年时任广州市高爱联顾问，学潮失败后遭通缉，传讯后免于监禁
。现居国内。

      王连平，海南省人，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广州市高爱联常委，学潮失败后
被捕，入狱半年，现居国内。

      张宇，四川省人，中山医科大学八五级本科生，广州市高爱联常委、行动部
负责人之一，并承担与北京学运组织的联络工作。学潮失败后，曾短期被捕入狱；
九四年再度因政治原因短期入狱。现居美国。

      余厚强，新疆人，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广州市高爱联常委、纠察队负责人
之一，学潮失败后，曾短期被捕入狱，现居加拿大。

      刘东华，四川省人，中山大学物理系职工，积极参与广州民运，尤其早期的
筹备，为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运动失败后被捕，入狱并被判刑三
年，现居国内。

      陆子斌，河南省人，广州某公司经理，积极参加广州八九民运。运动失败后
被捕，入狱并被判刑五年。现居国内。

      陈志祥，广东省人，广州海员学校教师，积极参加广州八九民运，“六四”
屠杀发生后，在广州书写巨型抗争标语，旋即被捕，被“从重从快”判刑十年。现
今下落不明。

      冯思明，广东省人，出租车司机，广州市工自联负责人之一，运动失败后，
成功逃脱，现居香港。

      其他骨干，大都还在国内。(略)

  高潮下的危机

      回忆广州八九民运，因属个人角度，加之篇幅有限，远不能面面俱到，此文
仅略述大概，详情尚有待当年共襄盛举的广州诸君拾遗补缺，故，完整史料的整理
尚有待时日。拙文更愿将若干笔墨着于反思。

      其一，复杂性，或者盲目性：知识分子的多重面目。

      不敢言，是广州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虽敢言而不敢为则又成为运动爆发
后，广州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表现，懦弱，或曰“老练”；虽则大多数广州知识
分子都同情或支持学运，但勇于参与者寥寥，一些甚至连幕后角色都怯于承担，于
是，与北京相比，八九民运中，广州知识分子（以大学教师、文艺界人士为主）的
主体参与，实际甚少。（运动高潮时部份大学教师和部份作家协会作家曾发表声明
，表示支持，为其极度表现。此所谓“随大流”。）

      另有若干知识分子，一方面支持学运，另一方面，却呼吁“珍惜广东改革开
放的成果”，“维护广东稳定大局”。语多空洞和矛盾，实不知所云，令人啼笑皆
非。

      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尤其缺乏严肃的政治斗争经验，乃是如笔者这类直接参
与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又一弊病。以笔者为例，沙龙或聚会，常带以幽默调侃的调
子，对随时可能变得严酷的现实，疏于提防；对来来往往的人，也疏于识别和防范
，令学运计划提前曝光，并遭致不必要的破坏。至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盲目和“天真
”，也没有比八九年的表现更“可爱”的了。以笔者为例，竟不曾知道，组织学潮
，会构成“犯罪”；竟不知道，中国还有“反革命罪”一说（直觉以为一九七八年
宪法修改时已经取消）；竟不知道，中国还有“看守所”一词（以为只是国民党时
期的名词，《红岩》中读来的）；对政府是否会开枪，更持怀疑（以为会开枪的政
府已不可能存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果熟悉和了解这一串名词及其背后的可
能性，必有更多的考虑，而无虑于此，也构成学运组织过程中的诸多盲点。

      同时，作为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人，没有通盘的计划和周密的部署，只知道
一味发动，却未考虑，如何协调进程，如何收尾，如何善后，如何撤退，如何重振
，为此，笔者深以为疚。也多少有些“愧对”共产党所加“有组织、有计划、有预
谋”之辞。当学潮的发展远离了初衷，显得“无序”或“失控”时，无能为力。俗
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毛病，应验此语。

      其二，学生“幼稚病”。

      几乎每一次学生运动，都会标榜自己的纯洁性，八九学潮也不例外。生怕鱼
龙混杂，惹政府抓“把柄”（政府何患无把柄可抓？）。在广州学潮中，常常看到
这样的镜头：学生纠察队手拉手地把群众挡在外面；学生组织开会、哪怕是公开会
议，也要把香港记者拒之门外，或“清场”（据说，九九年抗议美国炸馆风波，中
国学生类似的“纯情”表现，与八九年一代，殊无二致）。

      一方面，激进地反对政府，另一方面，又对政府存以幻想，许多学生的认识
，恐怕仅仅停留在反对政府中的一部份，即特别专制的部份，特别腐败的部份，尚
没有升华到反对整个专制体制的高度。另外，种种幼稚举动，除了年龄的因素，何
尝没有身份的炫耀（所谓“天之骄子”）？直到今天，耳熟能详的，是所谓“新人
类”、“新新人类”、“新新新人类”……究竟要冠多少个“新”，才能穷尽标榜
年龄或身份的优越？孤芳自赏。结果是，学生运动变成单纯的学生运动，工农大众
敬而远之。广州学运幼稚化的顶峰是：一位主管财务、名叫黄麻的市高爱联常委，
竟在运动后期，在没有任何沟通或协议的情况下，突然心血来潮，个人做主，就径
直将数十万元民间捐款悉数赠给了远在北京的解放军戒严部队！以期换取“人民子
弟兵”的同情？或许在黄同学本人看来，如此举动，却是“成熟”。

      其三，无组织的大合唱。

      正如八六学潮一样，八九民运，与其说是有组织的，毋宁说是自发的。胡耀
邦之死，是直接的导火索。《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李鹏的“五一七”戒
严讲话，反而才是将学运推向高潮的火药桶。纵观仓促间成立的各种学运组织，所
发挥的领导能力，十分有限且杂乱无章，与外地学运组织的联系，也形薄弱。五月
十七日的反戒严示威，五月二十三日的“省港大游行”，广州均有数十万人参加；
而五月二十八日的“环球华人大游行”，六月四日的谴责屠杀示威，参加人数都剧
减。五月二十八日，参加游行者仅数百人，天气炎热，沉溺午睡，竟是当日中山大
学上街学生人数甚少的主要原因；六月四日，参加游行和堵桥示威的广州各高校大
学生，仅数千人，从北京传来的恐惧，和因谣传有坦克团从广东博罗县开往广州而
传染的恐惧，竟使大部份人迅速丧失了上街抗争的勇气。人多或人少，在很大程度
上，并非取决于组织性，却取决于学生的自发性，自发性的参加或自发性的消失，
这是不言而喻的。自发性远远大于组织性，情绪化远远高于理智，使八九民运成为
无组织的大合唱。

      之外，回观仅仅数日前，学生队伍还整齐的呼喊着“中大中大，人民养大；
为了人民，死都不怕”，顷刻间竟做鸟兽散，算不算“雷声大，雨点小”？仅在形
式上舞影扬声，却缺少精神的深入和普及，是当年民主运动的可悲之处，激进的姿
态顷刻间化着惊弓之鸟。于是，邓小平以武力镇压北京的民运之后，立即起到了“
杀鸡儆猴”的作用，全国其他各地的抗争，虽然也持续了数日，却很快就土崩瓦解
，甚至说得上是一哄而散，因为，我们连军队或坦克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笔者并非
主张与军队、坦克去硬碰，但起码应该选择，策略性地后撤，再转化为策略性地斗
争，韧性的、长期的斗争，而非一哄而散。自发性对组织性的冲击，再一次于尾声
处予民主运动以重创。

      其四，内斗前音。

      海外民运的内斗，声名远扬且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内斗早就开始了，八九
年就开始了。学运组织内的争吵、再争吵；选举、再选举；重组、再重组，伴随着
广州学运的始终，其中，除了少数原则性的问题，个人名利的成份，起了显著作用
。记得为了确定哪一校的代表应该成为市高爱联主席，是中大的代表还是华工的代
表？学运代表们曾争论得面红耳赤。至于笔者本人，碍于身份的不便（青年教师）
，则一意扶持自己学生骨干中的“自己人”，令其担当关键职位，除了个人意志，
也不无个人得失的权衡。

      现今声势微弱的国内民运，是没有条件内斗，如果有条件，内斗的程度，绝
不会亚于海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或许，国内民运，迟早也会补上“内斗”这一
课。因此，内斗，与其说是民运的，不如说是中国人的。柏杨早有明断：丑陋的中
国人，哪样事不内斗？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运队伍不需要反省，民运人士不需要调
整。相反，何时能将个人名列置诸于后，何时能将崇高理想和团队精神置诸于前，
一句话，何时能够走出“内斗”、超越“内斗”，将是考验中国民主运动骨干队伍
，何时走向成熟，何时走向成功的关键。

  (注：高爱联------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