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参加这种类型的讨论会了。二十年前，我与在座的许多朋友一样，对
中国政治有些看法，希望能改革快一些。我至今尊重仍然在这方面继续努力的朋友
。不过，这些年，我更多的时间花在解决对老百姓利益和生活有直接关系和改善社
会质量的政策和体制研究上。有些问题不能等政治体制改革完后才进行；老百姓的
利益和痛苦不容我们等。政策研究使我有了一些新的经验从而对老问题有新的审视
角度、产生些新的想法。我想在此就中国大陆政局的稳定性问题谈几点看法。
    首先，我同意这个说法，谈稳定性是有个谁的稳定和对谁有利的问题。不过，
通过有些制度和利益的调整，可以改善稳定性的利益影响范围，使更多的人能享受
稳定中发展所创造的利益。这就是我近年的工作方向，通过呼吁建立更公平的社会
经济制度和政策，让更多的中国人分享发展成果。
    其次，稳定与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和可以转变的，这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
容易把握。而且，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位置，对局势和人心会有不同的感受，因而
有不同的判断。
    今年是我们北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我们有不少同班同学聚会。我发现话
题转到对形势看法时，我们的看法非常不同。大部分同学认为形势很好。他们本人
收入和地位不错；对国家未来深具信心，豪情满怀，大有超英赶美德劲头。但另外
也有一些同学认为形势不好，他们往往来自基层法院，列举许多严重问题，对国家
前景充满忧虑。
    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对农民处境的忧虑。吕晓波最近有项研究表明，其实农民随
地域分布有很大差距。东部农民处境不错。西部农民由於国家转移支付也还可以。
主要问题是中部省份。不应太笼统说农民问题。
    显然，个人感觉或表面观察不那么可靠。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关于稳定性的评
估需要我们有定量分析。这就是我欣赏天健的研究的原因，天健的实证研究的意义
就在於为我们提供了量化的“稳定”概念。
    我观察稳定性问题的角度是从影响人民生活和不满的问题以及政府可能的对策
。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现状和问题，还取决于政府的因应对策。我的思路是，在对人
民生活总体评估的基础上，找出人民极度不满的问题，看看这些问题能否有政策和
体制调整空间去解决，最后，再看看国家是否向着这样的方向调整。不过，由於谈
论数字在这里有争议，我想甩开数字讨论问题。
    总的说来，通过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发展政策，我对中国保持稳定具有信心。我
们最近写了文章，强调不稳定的因素和后果，意在提醒执政者对片面发展战略带来
的公正问题不要掉以轻心；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可能后果的评估不是危言耸听，但这
些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必然导致乱局的问题。我对稳定问题有六个判断，构成
我的看法。
    第一个判断，国家总体形势估计可以说是稳定，改革开放二十年，国家形势确
实有很大进步，我们这一代人不难感受到这巨大的进步。我是八十年代初来到美国
的。那时，商店里中国制造的东西只有些草编制品，在最廉价的商店里出售。现在
，你到一些高档店中，很容易找到中国制造产品。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翻了好几翻。尤其是最近几年增长稳定，起伏不大，说明现在的中国领
导人已对发展经济和宏观调控具有相当的能力。另外，贫困人口显著下降。这样的
成就或许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过去讲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有13
亿人口的中国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高速增长，才是真正的经济奇迹，四小龙
中最大的南韩也不过只有中国一个中等省那么大，台湾、香港、新加坡就更小了。
小型经济持续增长比较容易，但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能持续增长，同样保持社会
大体稳定，实在是史无前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公有制体系转向混合所有制体系；社
会由不流动转向快速流动；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最近有本书说，中国正面临三
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我完全同意。
    第二个判断，上述成就是否表明中国是太平盛世？不是！中国还有许多严重问
题。有如狄更斯谈论英国类似发展阶段所说，此时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
我研究的是最坏的一面。中国在发展成就背后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直接影响人
们生活和信心的主要有四项。一是中部农民收入下降，主要因为负担过重。二是城
市下岗工人生活困难，因为结构调整在短短五年里减少了五千万工作机会，比一个
韩国的人口还多。三是腐败严重。四是分配不公。80年代的发展是全赢游戏，大家
都享受发展成果；90年代则是赢者通吃的游戏，出现两极分化。
    第三个判断，中国的问题虽然有特殊性，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在同等发展
阶段又有其共同性。快速经济发展伴随急剧的社会转型。这些问题是急剧转型中产
生的。面临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国家的治理方式必须调整。但由於制度建设跟不上
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因而产生了这些问题。从制度滞后于转型的角度讲，这些问题
是正常的。在如此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出现一些问颢是正常的，不出现问题才是怪事
。仔细分析产生上述四个问题的原因，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建
设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是中部农民负担过重主要是由於我们现在要求农村政府负担本地公共事业和
公共服务的费用。这在东部地区的农村也许不是问题，因为那里工商税已占税收主
体，我很少看到报导东部地区的农民税收过重。西部农村很多地方有各级政府的补
贴。问题是中部农村，那里的税收仍然以农业税为主，收入因此不多。但公共服务
开销很大，例如教育，占中部农村很多地方政府开支的70%左右。正税收入不足，於
是向农户强加苛捐杂税，因此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这个问题决不是靠制止干部
吃喝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加以解决
。
    二是下岗工人多与发展战略中的问题有关。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过於注重企
业层面的微观效率，想通过减员来增效；但某些研究表明，减员并不增效。二是近
年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越来越低，说明我们的产业
结构越来越变成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中国的国情是劳力供给充裕，必
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政府已经发现问题，要求以后上马工程项目必须有
就业评估。第三，失业问题也与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有关；这也许是本届政府最大
的问题。现在，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正在加强社会保障系统建设。
    三是腐败，主要是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官员
的自由裁量权不大；另外，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对防止官员腐败有阻碍和威摄作用。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政府经手资金大大增加，而不搞运动的承诺使他们有恃无恐。
过去二十年治理腐败的着眼点往往放在“反”腐败上，但如果制度性漏洞很多，腐
败的收益巨大，贪官污吏仍然会前赴后继奔赴断头台。要治理腐败，必须把重点放
到“防”腐败上，通过制度建设，堵塞腐败的机会，如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等改
革，从源头上减少腐败机会。
    四是社会分配不公可以通过政府增加所得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解决
。目前中国所得税占税收比例很低，只有0.5%不到。发展中国家一般是4～5%，发达
国家是20%左右。这表明，中国还有很大潜力。如果将所得税提高到GDP的4%，中国
财政可以增收约2至3千亿，那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第四个判断，目前中国已经有改善迹像。一是农村正在进行费改税试验，虽然
前些时候的改革有问题，但新的设想和做法已经成型并快要出台。二是今年召开了
就业工作会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规定，要求以后上项目必须有就业评估
。此外，政府进一步完善低保系统，能使收入低于一定水准的人能有补贴。三是政
府也正改革行政审批手续和完善财政预算体制，这会大大减少腐败。另外，政府已
经开始抓富人交纳所得税问题。我赞成抓刘晓庆，就是要杀鸡给猴看，让那些为富
不仁的富人吐出一部分钱帮助穷人。现在关于如何让转移支付到位也正在研究。
    第五个判断，政府坚持目前努力方向，加大力度，就可以解决这些引起民众极
度不满的问题。有政策和制定调整空间，也已有解决问题动向。
    第六个判断，小乱有助于解决问题。这与许多人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小乱不
好。我的理由是，小乱可以让人们出气，释放不满能量，以防积累至大乱才爆发；
小乱还可以使政府学会如何与抗议民众打交道，不过度反应，而是通过必要调整处
理这些问题，平息民愤，化解危机；小乱还可以暴露问题，增加压力使政府及时有
效解地决问题。因此，小乱不一定是大乱的徵兆，也不必然导致大乱。相反，小乱
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散热器”和“稳压器”。
    
    讨论：
    李强 (《中国劳工观察》主席)：我认为，从工人运动的角度看，王绍光先生的
判断符合现实。中国大陆是稳定的。例如，目前人们关心的大量下岗工人抗议活动
特别是大庆和辽阳前段时间发生的危机，如果仔细研究或深入了解就知道，确实不
会引发大乱。目前工人运动没有大乱基础。
    吕晓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目前还有值得注意的现像，就是，中
央和地方的关系。其间矛盾不一定是主要的；中央要求地方将问题和抗议地方化，
在地方就地解决。我研究农民负担，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央与地方在这方面的关系。

    史天健(杜克大学教授)：这里有个理论问题。美国60年代后期开始有许多抗议
，似乎不稳定。但社会学家研究表明。抗议分两种，一种是政体破坏型，另一种是
政体增强型。前者确实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后者则释放不满能量，揭示改进方向
。他们发现，美国大多数抗议是政体增强型。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如绍光所说。

    孙哲(复旦大学教授)：分析稳定不能非黑即白，这里有许多复杂原因，有些不
是常人能想到的。不能用腐败揭示所有政府官员的行为和动机，低估他们解决问题
的诚意。例如上海，现在防止北韩流民从北京转到上海已经是稳定的大问题。
    陈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我是研究社会运动的。最近在大陆进
行了一些调查。发现一些与人们想当然的印像不一样的事实。第一，现在政府对民
众没有高压。对知识分子有高压。农民并不怕政府；相反，地方政府害怕激化矛盾
，被中央政府指责，因而回避冲突，在农民的冲击下常常表现太软。在地方，保持
稳定是仅次于发展的头等大事；政府在冲突面前总是认让。第二，现在，知识分子
可能驯服，但老百姓并不驯服，而是行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