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多数演讲者是以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问题。我不是做学术研究的，因而
对预测没有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而且我并不相信政治学是科学，具有预测能力；不
像康晓光先生、孙哲先生那样在体制内工作，能直接掌握一些内部情势；也没有像
史教授那样到中国进行系统的民意调查；更不是像王丹那样勇敢的斗士，对政治敏
感度高，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我是从事媒体工作，只是从媒体浅薄的层次看问题。媒体是浅薄的，因为它常
常要把大家不懂的东西变成大家懂的东西；而政治学是深厚的，因为它常常要把大
家懂的东西变成大家不懂的东西，这叫做学问。
    但是我仍然要说，不管你是深沉还是浅薄，对中国局势掌握都是很无力的。
    二十年来，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听到、看到和读到许多学者关于中国发
展的预测，坦率地说，几乎都不准确。唯一给我深刻印像的是，1988年，我在北京
京丰宾馆参加关于现代化讨论会，在座的军涛也是主持者之一，当时全国体制内外
许多重要理论人物都有参加，会上多数人认为中国很快会出现大危机。尽管他们不
可能料到胡耀邦先生的突然去世，他们的预测还是很快被应验了。但失败的例子却
很多，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后，很多人都认为预测中国执政者将会靠残酷的镇压维
持统治，并且将在不久垮台，江泽民站不住脚等等。但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不
仅没有垮，也没有仅仅靠镇压维持，而是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江泽民
稳固地把持着权力，甚至超过毛邓。如果1989年那时有学者做民意测验并以此评估
稳定性，那他一定会科学地预测天下大乱，现在他也一定会“科学地”失败。因此
，我不大相信学者的政治预测。专家们有道理，但也有盲点。或者说，他们的长处
在於头头是道，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和证据确凿；头头是道不一定准确，逻辑推理
不一定是事实，历史常常也不那么理性，甚至以学者和科学缺乏的幽默开玩笑。
    当然，媒体问题也很严重。现在信息爆炸，信息也经常自相矛盾，甚至有虚假
信息。民主化和市场化对媒体造成的压力，既有开放信息和讨论的一面，也有媚俗
和抢风头的一面。
    此外，有些事情本身就不断变化，绍光就曾对我说，别把多维办成谣言中心。
作为多维的负责者，我知道多维是严肃的，多数信息都是来自我们经过严格检验从
而相信是认真的来源。然而，错误还是不可避免。有些是来源有失误，有些则是由
於形势或事态不断变化，有些是我们工作粗糙、急躁造成的。我作为媒体工作者，
有时也深深为这些失准感到沮丧、抱歉。
    我想说的是，预测中国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对读者而言，最好是各种信息、
观点都听听，然后比较。你也许会说，那就不会有结论了。其实，讨论性预测本来
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事态，考察影响因素和可能后果。预测的准确与否是其次重要，
或者说，根本不重要。
    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能否稳定。刚才，诸位专家似乎都认为中国可以保持稳定
。尽管我的方法与他们不一样，但根据我与中国各方面人士接触，感觉至少在高层
权力平面上，稳定应当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我特别强调高层权力平面这个范围，是
因为对中国这样的快速发展和转型的大国，地理区划、社会阶层和政治思想都很复
杂，稳定不会只有单一的意义。
    中国的社会现在就不稳定，某些区域和社会群体很不稳定。我们不能笼统地说
稳定或不稳定，而应当明确我们讨论的范围。不论中国最高权力层面多么稳定，某
些中国老百姓仍可能在不安定之中；以权力稳定抹杀或忘掉部分公民的不稳定带来
的痛苦，这既不科学，也不人道。不过，相对於全局是否会崩溃的稳定，应当是指
高层权力平面的稳定。
    我对高层权力的稳定评价来自以下几个观察：
    第一，中国执政者目前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他们没有任何理
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因而他们可以很现实地操作和选择，既坚决和冷酷，又灵活和
善变。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不论李登辉或陈水扁怎样做，不论中国人多么愤怒，
江泽民不会采取实质行动，因为任何冲突的结果都有不确定性，都会影响他的执政
，他不愿冒险。中美关系也一样，不论是炸馆，还是撞机，江泽民最后都会让步，
让美国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我是经历过一个过程才认识到这一点。最初，我也义愤
填膺，认为肯定会有严厉的反应。但一次次预测失误，使我终於意识到，中国现在
的执政者是没有原则、没有信念、没有理想、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者，他们只现实
地关心自己能否执政，什么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都是宣传口号。现在，只要有台
海冲突或中美冲突，如果有人问我结局，我根本不用思考就会告诉他们，江泽民最
后肯定会按照美国人所要求的去做，最多是声色俱厉地做个姿态，表演给老百姓看
，找点个人面子。
    这样的执政者，不太容易犯可能丢掉政权的错误。
    第二，中国的权力斗争不像外面人们想象得那样严重和激烈。外面有很多猜测
和介绍，谁与谁内斗了。权力斗争不是没有，但并不危及权力层面的稳定，因为江
泽民牢牢控制了权力，权威远不如毛邓，权力却超过毛邓。
    毛泽东是打天下的一代人。由於有一批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的同伴，毛泽东必
须与他们相处；如果想搞掉他们，必须通过残酷的斗争。这些都使政局不稳。邓小
平则更需要与他资历差不多的人的支持与合作。江泽民运气好，他的同辈没有什么
挑战者。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这些人都没有革命资历，也没有多广的人脉关系。
你如果研究他们的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
皇派；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是没有进取心，没有强烈的奋斗意识，也不太敢担责任。
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原则和正义去挑战江泽民。即使有个别的人有点脾
气，也很容易叫江泽民抓住辫子像陈希同那样被整掉。这样，即使他本人愿意冒险
，他的家人和秘书、部下以及同夥会制止他；其二，在面临危机时，所有权力核心
中的人有某种来自于危机的团结意识。大家都知道，如果内斗，可能会导致翻船，
那时船会下沉，大家都是输家。这样，没有人愿意挑战江泽民。
    第三，执政者以压制和诱惑双重手段去分化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
    过去，当知识精英挑战执政者被迫害时，他们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成
为士林领袖和文化英雄。那时，中国有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和魏京生。今天，
在整个社会腐化和公众舆论庸俗化的情况下，牺牲个人专业地位和个人前程去挑战
，已经被视为傻和不识时务；一段时间被剥夺发言机会和打入另册后，在专业和公
共舆论空间两方面都会出局。替代的精英满足于既有的地位和机会，不再挑战，反
而去合作甚至帮助寻找辩解理由。
    权力层面的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中国到处都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问题。
对许多大众而言，其环境和个人生活是不稳定的。现实社会陈胜吴广不是没有，随
便找找，就可以发现很多，然而，所有这些反抗都不会动摇甚至不会威胁现在的统
治，因为现在的镇压机器太发达了，而民众反抗的资源太弱小和贫乏。
    因此，虽然中国的社会不稳定，经济不稳定，政治也在相当意义上不稳定，但
权力层面的统治还相当稳定。尽管有很多问题，有不满因素和力量，但不会构成实
质性挑战，也不会构成足够压力去改变现状。除非发生突发事件，例如某人暴亡、
台海战争、中美军事冲突和重大灾变等，引发权力核心分裂，或者精英严重不满等
，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否则中国权力层面的稳定还会继续相当一段时间。

    
    讨论：
    问：你怎样看台湾问题？
    何频：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的短视，人民长期在付出代价。他对台湾的幻想，
促成了台独势力的成型。而江泽民对台湾、对美国的无知，使台独势力进一步发展
，而且江泽民将中国大陆的弱势暴露无遗，美国对台海政策也由战略模糊变成了战
略清晰：你不可以动武。总之，这成了一个结构性僵局。
    问：你怎样看待中共第五代？他们中不少人是从西方留学回去的。
    何频：这个问题应该问孙哲教授，他就是美国回去的博士。政治变革来源于压
力或掌权者自觉。政治变革很重要的是压力资源，现在恰恰压力不足，现实的诱惑
使人们降低了政治追求。有人说中国政治变革还要靠中国权力层的自觉意识，但是
他们会自觉吗？我还看不出来。
    问：刚才有人说海外有些人评价中国问题是站着讲话不腰痛。
    何频：我同情那些不能站着讲话的人。正是你弯着腰，不能把话全讲出来，才
需要站着讲话的人。我们在海外可以站着讲话，可以不腰痛，那为什么不讲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