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内外中文论坛上，民主与专制的争论常常是热门主题。几年来，由于种种令人遗憾的原因，海内外民运长期陷于低潮。对于那些习惯于依附权势落井下石中国文人，质疑、责难以至讥讽、漫骂民运人士居然成了时髦言论。
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其“独立知识分子”会争先恐后地去论证民主自由人权不合国情。这无疑是中国知识精英的奇特现象。现在的流行说法之一是：人口激增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现政府通过一系列野蛮强制手段，尚不能控制人口增长，一旦中国实现民主自由，那么大家都自由繁殖，岂不是人满为患？民主人士要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别搞什么民主自由。
“独立知识分子”义正词严：“在实行民主之前，必须先搞清楚某某问题。”
十分奇怪，怎么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向江泽民建言：“在继续实行专制之前，必须先搞清楚人口问题”？让人实在不明白，中国人怎么就如此害怕民主自由，对老德先生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看也不顺眼就是了。
那种“民主自由＝人口爆炸”的论调至少有两个漏洞。其一，中国人口问题本来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产物，而且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已经证明无法控制人口。何以见得尚未实行
的民主一定会更糟？其二，民主自由的确反对强制，但是认为控制人口只能强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可以发现，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更有力地控制人口增长。

1。专制制度为什么无法控制人口


中国人口问题的共识似乎是：超生、多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养儿防老。二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计划生育的主要困难在于农村。由于农村缺乏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因此中国农民多生多养的现象很难避免。
那么，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有没有能力解决人口问题呢？答案是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走向瓦解，何况是从来就是二等公民的乡下人？
中国不仅不存在官方的社会福利，同时不存在以资产自行养老的可能。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基本上不指望将来依靠山姆大叔的社会保险。而是趁年富力强的时候攒足资产，以便退休后慢慢享有。这就是“资产养老”。而资产养老有一个根本前提，即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没什么指望。
中国老百姓都清楚，他们的辛辛苦苦存下的人民币只需一波通货膨胀就可以化为乌有。你去对谁说：存30年的钱以养天年。人家肯定把你当精神病。农民现有的田地是承包。既不是私有，也不能买卖出租。因此中国农民无法通过购置田产的方式养老。
尤其是，专制制度的致命伤是信用的贫乏。中共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年头就已经向城镇职工打过一次养老保票。随着国有企业事实上走向破产，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已经是朝不保夕。如果中共再次以“立法”方式建立全民养老制度，不会有几个人会相信它会兑现？据说咱们三四十年前就已经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两年前就该实现四个现代化，进入小康生活水平了嘛。
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就是消灭私有制。让共产党出来保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那更是笑话。全天

下都知道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再加上中国好象
还有个什么老年人权益法，规定公民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也就是说，政府已经用立法的方式把养老的责任推卸掉，那草民哪敢不生？
专制制度强大之时，尚不能地有效推行一胎化。在今天的中国，专制者渐渐力不从心。既无能以恐怖和高压来控制人口，又无建立社会福利而釜底抽薪的公信力。在中国政治现状发生根本改变之前。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人口问题日趋恶化。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华民族头上的悬剑，那么我们更应该着眼于现行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说，只有在实行民主，自由，宪政和法治，我们才有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提。

2。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

既然超生问题的根源是劳动力和养老需要，那幺解决人口问
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需求。
中国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家庭小生产的原始状态，生育儿子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甚至可能是唯一来源。土地承包和再承包时，劳动力多的家庭天然地占便宜。而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产权，即土地的私有化。
中国农村已经人多地少的现象已经长期存在。如果所有土地一次性地分配掉，并且以法律和法制的形式保障农民对
土地的自由使用，买卖，租赁，继承，和雇佣耕作，那么农民在生育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改变。
首先，每户农民的现有土地完全没有“超生”劳动力的必要。同时，土地已经分掉，超生也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反而成为成为分遗产的难题。
如果雇佣耕作成为可靠的经营方式，并受到法制的保护，那么通过生育来生产劳动力则成为不合算的选择。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在完善的法制和经济秩序下，劳动力完全可以雇之即来，辞之即去。不象生孩子那样，需要十多年的辛勤养育，将来还要留遗产。再加上出租的途径，养儿种田将成为毫无必要。
再从赡养天年的角度看，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有三条。
其一，必须由全社会承担老年人的最低生活保障。这在中国从财富上是做得到的。
何为“最低生活水准”？无非是吃穿住。中国现在人均国民所得应该认为已经解决基本吃穿住问题。那么承担老年人的最低生活保障无非是通过法制的方式将已经存在的GDP从财政上固定下来而已。中国政府不去做并不是因为缺乏财力，而是根本不打算去做。
中国各级政府养活了庞大的“公务员”人口。只要把政府机关养冗员和大吃大喝的钱砍一半，大概全民基本养老资金就有了。而建立最低社会保险，需要政府的公信力和法制的健全，于是还得民主。
其二，开创公民以资产养老的渠道。其原因是，仅仅有最低生活保障是远远不够的。人不仅想活，而且想要活得舒坦。
由于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尚需时日，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允许并保护公民购置不动产。尤其是农民的田地房产。如果农民能够在身强力壮之年能够积攒下几亩地一栋小楼，那老了只要出租或雇工就可活得美滋滋的，有没有儿子就无所谓了。
其三，从文化和法律上摈弃公民赡养老人的义务。很多人对这一条可能会觉得有点太冷酷。但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养小不养老恐怕是大势所趋。西方人不仅不指望子女养老，连这个念头都觉得耻辱。中国大陆在抛弃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比港台走得更远。这个“孝道”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有了国家养老和自我养老的途径，实在没有必要再厚着脸面麻烦下一代。于是养儿防老既无必要，也靠不住。这样中国人再愚昧，也没什么理由非得生一窝不可。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解决人口问题的这些根本措施，是在专制的条件下更容易做到，还是在民主的条件下更有可能？
答案是明显的：在中国现行专制制度下连门都没有。

3、民主自由与计划生育

一种很流行的论调就是：强制计划生育尽管不太光彩，但是在中国现阶段是必要的恶。由于普通民众只会顾及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忽略全社会的长远规划，同时，民主制度本质上尽量避免强制，自由更是与强制相矛盾。于是，依照这个推理，要民主自由就没法计划生育，于是中国不能实行民主自由，证闭。
这种论调表面上似乎有理。其实大谬不然。它错就错在一种隧道眼思维，以为没鞭子就不能治国。
首先，笔者认为，强制计划生育在中国完全是不必要的。这一点有很多有识之士都已作过论证。中国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远不是最高的。中国的国土质量也远不是最糟糕的。中国在放开生育自由的情况下实施上节所述之长期措施依然来得急。
其次，那种民主社会天然忽视长远利益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竭泽而渔，杀鸡取蛋式的短期行为在专制制度下最为常见，而且正在今天的中国加速进行。郑义先生近作《中国之毁灭》无以辩驳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同时，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尤其是民主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恰恰也是对社会长远规划做得出色的国家。“民主＝短视”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事实基础。无非是一些自命精英对普通民众的蔑视而已。
再者，在一个社会需要强制的方面，如执法和收税，专制也远不及民主更有效。这一点已经为人类民主与专制的实践所证明。道理也很简单。一个经由全体人民授权，得到人民监督的政府所颁布的法律，和一个专制者随心所欲发布的圣旨，哪一个更能得到人民的遵守？结论是很显然的。
当然，很多人士可能还是放不下心，担心民主自由的可能管不住超生大军。也不要紧。我们完全可以探讨一下，一个民选政府在尊重自由的前提下，不用鞭子怎样计划生育。
假定将来的民主中国，人口问题达到了一个危机临界点，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措施，那个民主政府完全可以采取下列对策（笔者不认为中国到了必须使用下列手段的地步）。
第一，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向人民交代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事实上，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懂得这个道理。下面将要讨论的非强制计划生育措施完全可以得到民众的选票支持。同时，由于超生者已经不公平地多占社会资源，在其它社会资源分配上，节制生育的人士将合理地获得优先。
第二，所有公职人员，在任职前必须签署一项保证（oath），绝不超过两个（胎）子女。这项保证将成为任职和留职的先决条件。超生者请另谋高就。
第三，所有向政府申请工程和合同的公司，其职员必须签署同样的保证才有资格。如职员违反，公司虽可留用，但该公司自动丧失将来的合同，另寻顾客。
第四，公立大学的入学资格包括签署计划生育保证。打算超生者另找校门。
第五，在一切政府可以控制的资源使用上，如政府基金（grant），农业贷款，农业补贴，政府奖励，就业培训，致富引导，官地授权等等，对实行或保证实行计划生育者优先，尤其是对已经作过绝育手术的守法者优先。
第六，对富裕的超生人士提高税率。对两胎之内作绝育手术者终身减税五个百分点。
第七，只有实行计划生育者，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和救济。对已经超生的申请救济者，必须接受绝育手术才有资格。当然这条有点损，非到人口危机时不得已不可为。
第八，如果私营公司的全体职员实施计划生育，则公司的利润税可减掉几个百分点，以诱导雇主鼓励雇员计划生育。
第九，对于签署了计划生育保证而出尔反尔者，在信用记录上终身降一两个等级。
第十，对签署了计划生育保证并言而有信者，一切刑事处罚和违章罚款一律减半。
第十一，长期广泛地宣传上述措施。尤其是从中学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类似的招法应该有的是。加上私有化和养老保险，完全用不着象现在这样派民兵去结扎上环。那种认为民主制度无法进行计划生育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4。民主自由是手段还是目的

中国文人对民主自由有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就是民主自由究竟能不能当饭吃，究竟能不能清除腐败，究竟能不能控制人口，究竟能不能… …
也就是说，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民主自由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忽视民主自由本身的价值。一旦发现民主制度的某个可能的弊病，或是觉得民主不如专制在某个方面更有效率，则得意洋洋地反对起民主制度，或者表面上拥护最终实现民主，但行动上反对一切对民主的争取。
民主自由的最大价值不是它有什么用，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才拥有做人的尊严。因为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统治者必须赢得被统治者的定期授权才能行使统治。就为了这种生活方式，就为了人的尊严，人类就应该追求民主，即使这个民主自由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有网友写文章问《舍自由何求？》，“独立知识分子”答曰：“白面馍馍”。实在是有意思，好象自由人挣不着白面馍馍，只有在监狱里才领得到。这让笔者想起十多年前在 SOC. Culture. China 上跟人打笔仗。曾经有一个新加坡人洋洋得意地问道
“你愿意做一个有自由的穷光蛋，还是向我们新加坡人一样，做没自由的阔老？”
他显然以为人人都会舍自由而求白面馍馍。我的回答很简单：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做有自由的穷光蛋啦。而且我现在就是。只要有自由，俺就不信过不上舒坦日子。退一万步说，如果有自由咱还没饭吃，那咱也就不必活在世上啦。”
新加坡人没腔。
谁听说过自由国家的人民吃不上白面馍馍的，不妨指出来让天下人见识见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