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工潮和1989年的学潮，由于都是广大群众大规模的自发性运动，因此对二者进行必要的比较，就显得格外重要。
1989年的学潮，主力军是青年学生和教师。社会总体思想精神基础方面，正处于长期有意识的思想禁锢和奴化正在逐渐解冻的时候，民主与自由的思潮虽然在得到比较良好教育的青年学生以及高知阶层中重新建立起广泛的影响，但是，社会主流意识仍然属于马列本土化后的毛主义流派。社会物质基础方面，随着经济松绑政策的持续推行，经济连年取得较快的增长，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失业现象刚刚开始出现，极不明显。社会公正方面，虽然社会上开始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现象，比如官倒、一些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等，但总体上讲，社会不平等的差距比较小；农村中国虽然仍旧一如既往地是中国的弱势阶层，但由于生活质量取得明显进步，所以相对很稳定；城市中国的分化刚刚开始，官僚资本尚未形成，官僚中国还在襁褓之中。归纳当时的社会总体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物质基础牢固；社会思想精神基础方面也仅仅是产生了不少的“疑问”，有一些动摇。因此，那场学潮，理想主义的气氛占据了主导地位，思想精神层面并未彻底摆脱“体制内”的窠臼。
2002年的工潮，主力军是失业工人。经过1989年的血腥教训后，从社会思想精神层面，人们都已看明白了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专政当局的本来面目。虽然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还很有限，但由于有了台湾的成功经验，以及对身边大量不平等现象的思考，人权和民主政治信念的影响已经十分普遍和深远。从社会物质基础层面，专政当局不得不通过支出社会未来财富以及加快“入世”节奏、以求“哄”到更多的国际资本补血，来维持基于政治目的的高经济增长率和繁荣――当然更不惜以造假的方式提供极具水份的经济增长数字以稳定人心。从社会公正方面，社会贫富差距畸形拉大；虚假繁荣虽然还暂时蒙蔽着知识阶层，但广大社会底层已不堪重负，社会不平等现象空前严重。归纳当前的社会总体状况，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社会，不仅思想精神发生了根本变化，物质基础也发生了根本动摇。因此，当前辽阳、大庆自发性质的工潮，不过是由于被经济生活的窘迫所引发出来的政治抗争的开始。而要想解决当今中国这一“总体性窘迫”，非得“总体性地政治变革”不可，这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当务之急的需求。

大规模武力镇压已难以奏效

1989年的学潮，是在遭到专政当局大规模的血腥武力镇压后平息下去的。从此以后，专政当局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绝对化相信强力镇压对于抑制民间力量成长的作用。这一手段对于今天的工潮，是否还能起到类似于89年一样的作用呢？我们可以从软、硬环境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
从软环境方面：首先，1989年的血腥教训，已经让人们认清了专政当局画皮外貌和魔鬼内核的本质，人们已经变得“聪明”了。这一点，从此次工潮的一些具体事件上，已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这种背景下，类似1989年那种蓄意挑起军民恶性冲突的伎俩已经很难取得成功。其次，对于军人而言，如果说在1989年，在一系列的洗脑面前，军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面对的敌人是，一小撮“坏人”、“特务”、“暴徒”在神圣的首都发动暴动，残杀自己的战友，企图推翻能够带着自己走向光辉幸福明天的党和社会制度，让自己重回黑暗的旧时代，“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么在今天，还有几个军人会相信自己的枪口面对的是暴徒，而不是和自己出身、处境大同小异的劳动群众呢？而从最近专政当局高层所发布的一些命令和条例来看，也正是对以上问题比较心虚所致。有一些命令和条例，甚至仅仅是为尽可能切断军人与外界沟通的信息渠道而发布。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专政当局为此不遗余力，在当今社会，再想练就一支满清式的“绿营”（军旅世家模式，故而只听养兵者差遣，以杀人不眨眼著称），那只不过是自己在愚弄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最后还有一点，就这些年能够了解到的有限信息来看，军方并非没有对1989年的事件进行反思，那种把军队看成“不过是握在当权者手中的屠刀”的看法无疑过于绝对化了。
从硬环境方面：首先，大规模血腥武力镇压，不仅会导致整个世界的制裁，而且会迅速导致经济泡沫的破裂，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地点的血
腥暴力镇压，将会引起大规模的“面式”反抗。
现在的环境迥异于13年前，关于这一点，专政

当局其实非常清楚，并非不明白。其次，专政集团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可能“铁板一块”。再搞大规模武力镇压，对该集团高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很明白整个世界会怎样对待他们。这也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年辛苦经营
的退路就此断绝――这种事实也早已迥异于13年前（13年前的内部反对派别并不具有真正的实力）。
因此，类似于1989年式的武力血腥镇压，对于今天的工潮已经很难奏效。一方面，它不但不可能起到“杀鸡警猴”般的防止后续工潮的作用，反而会加速制造让工潮愈演愈烈的社会环境，让工潮事实上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这等于专政当局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会加速自己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步伐，更会将自己逼上绝路。
不间断的振荡构成终结专政政治的必要条件1979年以后，由于专政当局渐次推行的经济松绑政策所带来的一度经济繁荣，不但暂时延缓了专
政当局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步伐，而且让他扛住了1989年规模浩大的政治风云。有不少朋友据此判定，共产党朝代正处于中兴的阶段，模拟中

国历代专制王朝，可以得出结论，共产党朝代在中国专政政治的结束大限还遥遥无期。当然，在这里引述这一观点，不是想要辩驳专政当局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究竟如何，而是，中国当代专政政治的统治基础以及终结其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一般来说，专政政治具有天生的惰性（中国尤其如此），如果没有压力，它就不肯挪动屁股这种惰性也决定了它的另外一个特性，那就是越濒临统治终结，就越疯狂地镇压“异己”。以中国大陆而言，即便没有什么明确而恰当的政治目标，气功类健身组织仍旧遭到了残酷镇压和摧毁；民主运动一类的松散的政治集合体（根本无法称之为“组织”），在专政机器的强大破坏力和专政当局的刻意摧毁意志面前，其成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在两种命运中做出选择――要么举起双手，要么进监狱。能够成功逃出去的屈指可数。了解大陆的人都很清楚，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非官方系统的“民间组织”，那么，对专政当局的压力，除了来自为物质生活所窘迫的劳动阶层，还能来自哪里呢？
由于专政当局厉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也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以肯定，辽阳、大庆的工潮只是一个开端，类似这种规模的工潮、农潮，在未来的中国将会层出不穷。虽然不可能有哪一次的工潮或农潮能够立即终结专政当局的统治，但是，这种不间断的工潮、农潮却在不间断地向专政当局施加愈来愈强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倒有点可以模拟上个世纪的初叶，在1898-1908年间，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仁们依靠会党，组织了一连串的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倘若没有这些不间断起义的不间断压力，第一满清政府不会蹒跚着改革，第二个政治反对派组织不会发展壮大，在现代中国，武装起义的道路早已难以走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武装起义的模式也已经不适应现代国家进步的客观环境要求。如果再没有类似于辽阳、大庆工潮这样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大规模的、和平理性的抗争，国家就将不会有什么进步可言。

最大的变量依然在专政当局高层
由于工潮自发性质的基础是维持生存权的经济诉求，并且以中国的现实状况而言，这种大规模的底层自发性抗争在未来注定会接连不断，从这个意义上，专政当局决策层如何对待这次工潮，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前途的最大变量所在。如果专政当局决策层中主张武力镇压的少数强硬派的企图得逞，这个国家从此就将陷入大混乱的泥潭。以现在的科学技术环境，如果有人希图以此模式决出最终“赢家”，就如同痴人说梦――前途将是毁灭式的！
当然，之所以在这里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虽然“热衷”武力的人在专政当局内部也是少数派，但中国的政治传统却每每都是极端派得逞。关键时刻，具有进步倾向的势力总是“阳痿”。但愿中国这一次能够走出这一窠臼。
如果1989年的学潮是一场彻底开启现代中国思想解放大门的运动，那么，2002年开始的大规模工潮，就可能是一场彻底开启现代中国和平革命大门的运动。从整体情况来看，共产党朝代的结束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是，共产党朝代结束后的这个国家究竟是走向进步，还是被可能崛起的极端化势力所掌控，现在还在未定之天。共产党朝代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多，而这其中最不幸的，莫过于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阉割了中国知识阶层传统上一直存在的，超然于政治斗争的观察者身份和地位。二十一世纪以来，有关要自由还是要专制、要民主还是要独裁的辩论，再次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热门话题，我相信，任何良知未泯的人都会对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与此同时，有关政体的讨论也非常热闹，这些讨论中不乏有将阻碍历史进步的罪名，推诿到恰恰是那些通过不断努力，而促使了历史进步的人们身上的事情。虽然这种讨论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对称的言论环境不得不让理智的人们深思――的确，君主立宪的道路在我国最终未能取得实践上的成功，难道21世纪的中国知识阶层还有需要，并且有可能挖出一位皇帝老子，好让自己酸软的膝关节有所托付吗？难道，这里面不是另有玄机吗？ 200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