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大陆民主运动”这个概念，其本义应该是全体生活在大陆的公民实
施争取民主权利之义务的过程。然而，受实际情况的限制，那些将争取民主权利之
义务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的大陆公民，从数量上讲非常少。从人
员结构上，这些大陆公民们大部份都具有“79民主墙事件”、“89学生运动”的参
与者身份，或者是累次在中共政治镇压和迫害中的受害者。作为大陆一种事实上的
独立政治势力存在，将这些公民维系起来的原因，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是在中共从不
间断的政治迫害面前寻求互相援助以图生存，其它方面的原因，包括政治诉求方面
的原因倒还在其次。同时，由于中共政治警察的严密盯防和残酷镇压（中共内部到
目前为止一直将大陆民主运动视为“心腹之患”，而将其它民间组织，如各种气功
健身类组织视为“疥癣之疾”），导致这些公民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是非常松散的，
当然也是无组织的。因此，作为大陆一种事实上存在的特殊政治势力，他们更重要
地只是代表了大陆社会的进步方向，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力量体现在道义层面，
实际拥有的物质层面的力量微不足道。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政治势力。
现状：到了继续存在还是消失（转型）的关口
当前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上，这个关口就是，大陆民主运动
是按照传统运作模式继续存在、还是消失（转型）？为什么这么说？主要依据在于
：一、从外部环境方面，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在这一客观形势的变化面前，由于大陆民主运动本身的松散性、无序状态
以及缺乏援助，难以对此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因此造成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不断下
降，到目前为止已到了一个能否按照旧有模式继续存在的关口。二、中共对付大陆
民主运动的手段发生重要变化。到目前为止已经迫使大陆民主运动走到了一个能否
以旧有模式继续存在的关口。三、民主的政治与自由的精神本身在大陆已经深入人
心。在本地区确立民主政治对于个人、民族、国家的作用与好处，大陆人目前已经
建立起了一种习惯性的认识，本地区的民主政治对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
一种客观需求，加之国际进步潮流不可阻挡，“民主运动”本身已在大陆具有了广
泛的社会认同以及基础，之所以未能及时付诸实践的原因，仅仅是缺乏有力的引导
和时机而已。
一、98年以来社会政治形势重大变化
从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政治和社会形势的重要变化，一是其它有组织的政治势
力的崛起，如彭明先生等领导发起的中国发展联合会，以及法轮功、中功等气功健
身组织；二是大陆民主运动本身为自己的发展和运做方法发生了重大分歧，并对大
陆民主运动内部产生的重要影响；三是中共自身对自己在中国大陆的角色定位进行
修正（即便是口头上的或者说是理论上的），对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所产生的重
大影响；四是大陆社会贫富差距惊人的拉大，以及普通群众已经对和平改革产生的
绝望所形成的特殊社会环境。
组织性是新崛起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共同特徵；是否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与诉求是
他们的主要差别。不过，他们的所面临的现实处境都一样──被镇压。1998年左右
开始崛起的各种新的政治势力，无论他们采取何种运做方式、是否提出了明确的政
治目标与诉求，他们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徵，那就是具有组织性。其中，法轮功、
中功等气功组织采用的是中国古老而传统的组织方式，简单的表述就是，精神和思
想层面的劝人为善（如真、善、忍等口号），加上物质层面的练功──强身健体─
─不用吃药。这种做法由于密切地契合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即传统的社会价值
观崩溃而新的价值观还是空中楼阁时所形成的思想真空；普遍的下岗和失业现象，
以及挪用、贪污离退休人员工资和失业人员救济金所造成的正常必需消费力（如生
病了就必需买药吃药）的严重不足。使这些气功组织很快就发展到数以千万人计的
规模，从而成为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
一般来讲，这些气功组织没有（或缺少）明确的政治目标与诉求，法轮功似乎还
没有给未来中国社会架构勾勒过比较清晰的蓝图，而中功虽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组
织形式进行了描述、规划，以笔者之见，也不超过黄巾，或者太平天国的高度以及
范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这些先天不足决定了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角色定位
──从物质层面（人员的数量和忠诚度、经济实力等），他们具有足以令统治者恐
惧的力量，因而在社会转型中将是任何一方（包括专制者）都必须争取的盟友；从
思想和精神层面，他们几乎不可能被最广泛的知识阶层所认同，因而他们自身难以
成为社会转型的引导者。他们既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走向民主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也有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完全是有关各方的操作问题）。同时，在残酷的现实镇
压面前，如果他们仍旧采取目前这种不主动的介入政治领域、不提出政治诉求的做
法，继续维持自己受到迫害的、非政府民间组织的角色，那么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
影响力会迅速减退，但是却能够极大的深化、甚至引爆社会矛盾；而如果他们现在
就采取主动介入的方式，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他们当然能够促进中国政治走向民主
，但也隐藏着给中国社会带来近似于“政教合一”的危险前景（类似于伊朗的状况
）。
中国发展联合会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与诉求，他曾经力图通过推动中共进行
和平改良的方式来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由于中国发展联合会具有比较明确的政
治诉求，因此他和民间气功组织在开始发展时的目标人群定位就有比较大的差别─
─中发联的初始构成人员只能来自“士阶层”，对政治信念的追求可以超越身边的
物质利益。然而，由于中国发展联合会幼稚的以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中共的改革开
放具有目标一致性（他们对中共的改革从来都是执政需求被执政环境所逼迫而进行
这一客观事实缺乏认识），他们并不能沉下心来采取在民间尽可能的发展壮大的方
式，他们很容易张扬，甚至一度有很多人幼稚的认为走高层路线是一条捷径。因此
，他们也很早的就被镇压了下去。
相对于气功组织和中国发展联合会而言，传统的大陆民主运动事实上不可能以自
身为基础建立起有效的组织，其主要原因有两点：1、在相对缓和的社会矛盾情况下
，中共的严密盯防和破坏使这些人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保持一种秘密的状态，而公
开的组织行为，其结果都是被镇压；2、构成大陆民运的人员由于长期被刻意的边缘
化，社会影响力比较有限，也没有实际物质力量，人员组成上也鱼龙混杂，“谁的
嗓门高谁就是召集人（甚至领导者）”的现象已经积久成弊，曾经被寄托了能够成
为旗手和整合领导者希望的个别资深人员走出了流亡、影响力极度衰退（甚至消失
）的人生道路──大陆民主运动本身似乎也不具备建立有效组织的条件。从实际情
况来看，九十年代前半期力图以大陆民主运动的部份人员为骨干建立起有效政治组
织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建立起的立即就遭到镇压，没有建立起的基本胎死腹中
）。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在外界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这种努力从来没有
停止过。到了1998年，这种努力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达到了一个高峰，那就是筹组中
国民主党。
围绕是否建立中国民主党的争论和实际行动，大陆民主运动内部形成了事实上的分
裂。在其它社会团体纷纷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开辟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大陆民主运
动的许多成员明显感受到了压力。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社会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以
及自身的命运及前途等问题，成了屡屡被人们提起的话题。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引发了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事件。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杭州的几位民
主运动人士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了要求组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申请。
他们当时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想要借助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机会，一则冲击一下党禁
，二则在这种时候冲一冲，他们也认为应该比较安全一些（这种想法被后来的事实
证明是多么的幼稚！）。
当时这个事件是一个很孤立的事件，但很快就对大陆民主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围绕要不要组建中国民主党的问题，在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内部引起了剧烈的
争论，普遍的看法是组党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于这样重大而公开的举动是否会被
大范围的镇压，人们各持己见。在争执的过程中，很快就开始出现了“不赞成组党
的人和赞成组党的人划清界限，以免被牵连”的说法。而在与这种争执进行的同时
，赞成组党的许多人们已经纷纷开始以三五个人的形式向各省的民政主管部门递交
要求建立各省筹备委员会的申请！──彼此间没有什么约束力的结果就是各自为政
，最初冲一冲的想法演变成了重大的政治行动。
而从事实情况来看，未经慎重思考的相当一部份人开始把申请组党作为提升自己
个人政治资本的机会，而反对组党派别中的个别人之所以持反对的态度，主要原因
还不是因为担心镇压，担心的却是究竟应该由谁来申请和主持组党的问题。于是，
主流的智慧和意见再次遭到冷落，谁的嗓门高谁主持的积弊再次重演──在失去良
好机会的同时，大陆民主运动内部的分裂已经在所不免。
随着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内部的分裂，中国民主党随即遭到了中共坚决的镇压。与
此同时，面对内外压力的中共开始了一连串的带有“新政”味道的改革。
以“三个代表”的提法来逐渐淡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通过逐渐渗透“执
政党”这一概念来淡化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概念，中共开始尝试在
政治层面推行“新政”。我听到许多朋友评论说，以江泽民先生为首的中共所推行
的“三个代表”，目的在于建立个人独裁，这多少有些低估了中共执政集团的能力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点决定了他从来都会是独裁党，而且个人独裁也是
党内运作模式的基本特点。有什么必要以提出“三个代表”这种方法来促进建立个
人独裁呢？从“三个代表”的内容上看，可以套用中共的一句老话来比方，就是要
建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即便在中共的眼中，无产阶级专政也早已不合时宜，
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力图用“三个代表”渗透大陆政治
生活的同时，中共也开始有意淡化自己的“共产党”称谓，并且更喜欢“执政党”
这种称呼。
中共的这种“新政”给了大陆很多人（主要是知识阶层和士阶层）一种期望──
很多人认为中共正在刻意让自己向类似于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化，最终会走向全民
选举（有一种说法是，这样搞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不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吗
？“你”怎么知道你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怎么办呢？那就选举呗）。
在这里，我暂不评述中共“新政”的前途，仅以事实论，无法否认，中共的“新
政”对大陆的政治形势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极为巨大的。
大陆贫富差距的惊人拉大，以及人民对和平改革的绝望给大陆的社会形势带来了
无法评估的变数。关于大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由于不可能得到比较可靠的
数据，仅依据笔者个人的日常有限调查和感受，我意识到，已经到了或者说超越了
社会承受的边缘，其未爆发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原因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个人观点
）。这里列出几个比较数据：去年仅大陆城市的失业（赤贫）和下岗（有下岗费）
人员已达50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保守），加上郊区和乡下的农村人口中隐性失业
人员（和上述数据应该相当），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以大陆的实际政治和社
会状况，这一差距看来只会越来越大。另外，普通群众已经对中共能够领导和平改
革的期望已经绝望（这一点，从两个渠道可以发现，一是群众对于压迫普遍已经不
再是采取以前的找人、上访等手段，常规的处理方式就是不反抗则已，反抗就意味
着暴力；二是地下暴力小团体“中共所谓的民间黑社会”>已经无法有效遏制），这
造成了当前大陆社会极为特殊的形势──社会矛盾的爆发时间和地点已经是很随机
的。因而，现在很难对大陆的社会发展形势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估。
而作为传统的大陆民主运动，由于组成他的大多数成员的个人背景（遭到政治迫
害者）、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原动力（互相救援），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
被中共“关怀”的程度，他们传统的日常运作模式无非以下几项：相互救援；在重
要的日子，如六四、国庆、春节等发表联合声明，以追悼死者、谴责罪人、鞭策后
进、倡议并鼓励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对重要的事件，如驻南使馆被炸、日本修改教
科书等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因此，从事实上，传统的大陆民主运动赖以存在的
基础实际上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以及由此精神建树起来的一种社
会正义与国家进步的象征，以及希望。在大陆，他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他进行实际
政治活动的意义。
现在，大陆民主运动这种传统的运作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祖国大陆的客观形势。
二、中共对付大陆民主运动手段发生重要变化
1998年以前，中共对付大陆民主运动基本采用的是一种“蛮横的”专政手法。简
单的说就是盯防与破坏两手，除了在其每个成员的身边都安排上足够监视的力量外
，更注重的是充份发挥中共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刻意的让这些人员被边缘化，使这
些人员处于一种非常恶化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中。九十年代的前半段，由于社会
矛盾相对比较缓和，以及中共对大陆舆论的严密封锁，这些手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同时也从客观上促使了大陆民主运动内部较高度的团结）。1997、98年以后，
社会矛盾的积累使普通群众对官办舆论渠道所进行的宣传的辨识能力大为提高，这
些手段也就越来越不起作用，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是，随着民主运
动内部的分裂，中共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遇到的更多的不是大陆民主运动其
他成员组织起来的反抗和援救，而是漠视，甚至嘲笑。再者，中共创造的社会矛盾
在这个时候也确已开始令其陷入疲于应付的状态。从此，中共对付大陆民主运动的
手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新的手段大致就是（以下为引用），“对那些确信不能制造大的危害的，到国外
只能制造噪音的，赶出去；对那些具有威胁的活跃分子，关起来；对其他成员，以
适当的方式进行分化和安置。”
事实上，在大陆民主运动内部份裂以后，这种对付手段的变化，对大陆民主运动
的影响非常之大，客观上已迫使传统的大陆民主运动走到了消失，还是转型的关口
。举个例子，2001年6月4日，这个10余年来的传统纪念日，大陆民主运动以沉默的
状态度过了这个纪念日，而在此前的任何年份，到这个时候发表联名书，以追悼死
者、谴责罪人、鞭策后进、倡议并鼓励社会和国家的进步，是这些人们必然的措施
和行为！虽然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是，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民主运动而
言，如果丧失了自己一直代表着的祖国大陆自由、民主、正义之精神的象征性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民主运动的手中还有什么？
三、民主政治与自由精神已成为大陆人民的客观需求
以大陆当前的现实而言，民主政治与自由精神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
面的客观需求。更可贵的是，这已成为普通群众的习惯性认识！
关于客观需求方面，目前专门的著述已经颇为丰富，在此不作详细论述，仅提纲
契领的简述。
政治层面：由于对大陆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当前大陆“腐败”的实际情况，比
较准确的中文表述词汇应该是“腐烂”）的亲身感受和认识，关于只有权力制衡的
社会体制才能对其有效防治的知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传统的清官政治只是梦想已
成为民众的普遍认识。
经济层面：民营经济(指非中国共产党党产)从规模上约占一半（中共数据，以笔
者的社会体验，由于国有经济<即中共党产>方面的虚报和谎报，这一数据肯定在一
半以上，有可能在百分之60、70之间），从税收和财政方面已经承担了将近百分之
80。这一块从其生存并且壮大的政治环境要求方面，对民主有强烈的需求。同时，
这一块的良好生存和壮大将直接影响就业、社会稳定等政治层面。
文化层面：舆论、新闻的封锁以及信息管制对于国家发展前途的危害，人们（包
括中共内部的绝对多数人士）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
中国大陆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客观需求决定了“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不但不可
能消失，而且只会越来越快的发展，只是现在由于缺乏有力的引导，其表现形式如
同散布在祖国大陆土地上的无数不知名小溪，平时不易被人们关注和认识罢了。但
是，他们终有汇集成不可阻挡的洪流的那一刻，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大陆民主
运动已经走到了攸关“存亡”的根本关口。
前景：只是一条路的问题
以前，人们习惯于把大陆民主运动长期的无组织运作状态，归咎于其组成成员的
个人性格问题，甚至个人素质问题。这种提法固然是由于被迫切的希望在大陆尽早
实现民主的愿望所激发，多少有点“怒其不争”的味道包含在里面。就笔者看，这
种提法显然过于偏颇。起码在公元2000年以前（此后的形势笔者无法客观评估），
在中国大陆，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组织，有哪一个能够存在？有谁能够以一种公开
、或秘密的状态跨越并在新世纪发展壮大了？如果说有，还就一个遭到镇压的中国
民主党，以一种准组织的形态仍旧留下了一批成员在大陆保持存在。
事实上，社会矛盾积累的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在2000年以前，大陆不可能存在有
明确政治诉求的反对派组织。关于这一点，甚至可以类比二十年代中共在中国的诞
生环境。被纷乱的社会状态和大量的卢布、以及来自莫斯科的有力指导所催生的中
共，即便组织严明，刚成立时还不是一步三摇的孱弱状态？！而对于当前大陆而言
，社会环境虽然在急速成熟，但流亡海外的前大陆民主运动的一些重要成员们，数
年来甚至不具备起码的物质储备，更不要说行动指导和精神支持（在海外那样和平
的环境中，他们竟然不能建立起比较团结和有效运作的组织！），留在大陆的人于
是实现了《国际歌》所描述的状态，“一切都要靠自己”，真是意义上的“白手持
家”。从这些事实上看，大陆民主运动能够在这些年维持那样一种运作模式，已属
于相当不易，甚至已经是一种成就，遑论其它？（上述比喻仅仅是为了比较直观的
说明问题，无意于将中国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对等比拟──笔者注）
面对走到关口的大陆民主运动，其前景究竟如何？当我们对他当前所面临的内部问
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及对中共的“新政”走向有一个正确地判断后，就可以得
出比较客观的结果。
一、大陆民主运动面临的内部问题
对当前大陆民主运动的前景直接产生影响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旗手问题
，以及失败情绪问题。
1、旗手问题。
在大陆民主运动内部，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说法，“为什么你要对流亡海外的、曾
经是民主运动重要成员的人失望呢？那是你的错，因为你曾经对他们寄予了过高的
期望。”这种说法能得到广泛流传的原因，当然是在一些重要的民主运动成员（如
魏京生先生等）在流亡时，国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希望他们能够在国外、那样一种比
较安全的环境中，充份发扬自己曾经在这个运动中的卓越影响力，整合国内外林立
的民主运动派系以及各种资源，给国内的人士以有利的指导与支援，从而使民主运
动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运作层次。由于最终没有达到任何结果，人们的失望情绪当
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种失望情绪的后面所隐含的重要事实是，当前的大陆民主运动迫切需要
那种兼具人格魅力和指导能力的旗手。从实际出发，这样的人也只能靠民主运动自
身从其海外流亡人士，或者国内有较强认可度的人士中遴选（国内具备这种素质的
人现在似乎都在监狱中）。事实上，这样的努力早年已经被尝试过，最终都未能成
功，其原因如同前面的探讨，相对缓和的社会矛盾没有对这些人士形成相应的压力
，于是，内斗的劣根性得到充份发挥，谁的嗓门高谁就是组织者（旗手）。
现在，面对外部形势的压力，大陆民主运动到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
能否解决呢？
2、失败情绪问题。
当前笼罩大陆民主运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广泛弥散的失败情绪问题。大陆
民主运动走到今天，大陆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民主运动内部的分裂、再加上缺乏
有力的指导和支援，这个集体已经开始被一种较强的失败情绪所笼罩。具体的表现
是：开始争论民主运动是否过时的问题；认为中国未来跨越式的进步必须依靠从中
共内部份化出来的一部份人来指引的看法相当普遍；暴民论调。
关于第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在此不需要赘述。第二点实际上是对中共“新政
”的判断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是否可以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到别人身上的常识性问题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三点，暴民论调。
暴民论调的大致情况是，民主运动内部有这样一种观点：以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倘若国家不幸陷入暴力状态，将会出现难以驾驭的、数量惊人的、手段无所不用
其极的暴民存在，他们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残害，甚至超越暴政的直接残害。以这种
论调推而论之，民主运动当前最重要的责任也许不是要对暴政说“NO”，而是，如
何防治（或帮助防止）“暴民”的存在！
在这个论调比较普遍的受人们重视的时候，很少有人们问及相应的问题，即中国
为什么会出现暴民？暴民在什么样的土壤和社会条件下才会泛滥？以大陆民主运动
现在的地位和具备的条件，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暴民”的出现是不是一个
能够防止的问题？
产生对暴民的恐惧心态，以及对此的恐惧甚至胜于对暴政的厌恶，最能反映出大陆
民主运动内部的失败情绪。
二、“新政”到哪里去？
对“新政”的判断，有两个可参照的标尺：1、累次中共改革的原动力是什么？2
、“新政”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条件下推出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谈到过，如果执政需求没有被执政环境所逼迫的话（
再不改革就要下台的压力），中共是不会改革的。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在此不赘
述。至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已经做了理论上的解答。回顾中共的改革
史，有哪一次改革会不是以度过政权威胁的难关为目的呢？又有哪一次威胁到政权
根本的社会压力不是被用步枪镇压下去了呢？接受过鲜血洗礼的大陆民主运动的成
员们在这个问题上大约已经不会再犯幼稚病了。
清楚了大陆民主运动当前所面临的内部问题，以及对“新政”走向有了一个比较
清醒的判断和认识，就不难明白大陆民主运动的前景：能够解决旗手问题，并且扫
除失败情绪的笼罩（这只能靠自己），摆在大陆民主运动面前的路就已经极为开阔
。反之，这个曾经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准政治组织，就将被其
它新崛起的民主团体所融合。──出现后者，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幸，毕竟大
陆民主运动曾经创造过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所特有的感召力是任何一个新崛起的民
主团体在短时间内都难以重建的。
总之，大陆民主运动的前景，根本是掌握在大陆民主运动那些成员们自己的手里
。对任何外力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希图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想法都是
幼稚的。
后 记
一个偶然事件所带来的结果，让我结识了祖国大陆的许多民主运动成员，因而能
够有机会对祖国大陆这一特殊政治群体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政治角度，他们如同一群监外执行罪
犯，人身自由方面受到了中共执法机关的良好看管，社会活动和社会地位则受到了
基层党组织的“特殊照顾”。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他们的实际处境是──似乎整
个社会都抛弃了他们。从经济角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困顿不堪──这倒不是他们
自身无能的缘故，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从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
谋生环境中为黑面包而挣扎。值得欣慰的是，虽然长期被专政者刻意的边缘化，并
且那点可怜的“自由”也面临着随时都可能会被剥夺的威胁，他们仍旧凭借着良知
的力量坚持了下来。
当然，这些人们身上的缺点是明显的：容易冲动、发怒，嫉恶如仇，任何时候都
用很高的嗓门说话，对社会满腹怨言，喜欢指手画脚，多少有点偏执。但我清楚，
能够在长达十余年的野蛮迫害中坚持下来的人，他们至少具有坚定的哲学信仰。
但是，在新世纪来到这个星球，那些生活在自由国度里的人们憧憬着更美好的阳光
的时候，在遥远东方的这块大陆上，这些人们却面临着严酷的抉择──是放弃信念
、接受屈辱的和平，还是坚持正义、与铁窗为伴？
现状是危险的，也是微妙的。一群饥恶的人面对着摆在自己眼前的人血馒头和绞
索，特务、叛徒这些字眼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日常谈论中，并且很快就
成为了他们争执的焦点，这说明了什么呢？是专政者加紧了破坏这一群体的节奏，
还是这个社会召唤着这些人们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当然，弱势的一方在任何时候都
不能指望别人不来对自己进行破坏，也许，问题的关键是，你得要求、你得约束自
己不被别人破坏，尤其是在曙光初现的时刻。因此写了这篇简论。
愿上帝保佑他们！
愿上帝保佑大陆！□
(200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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