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博士闯关 为国为民 真情真心
       从朋友处得知杨建利博士闯关回国，在昆明被扣。我一时被这消息所震惊。回家急急上网，打开网站，消息确实。杨建利博士是拿了朋友的证件回国的。他在国内期间，实地考察了辽阳、大庆工潮，并作了大量的考察笔记，正准备从昆明出关回美时，是因为使用假证件被当局发现而被扣押的。消息传出以后，海内外民运和异见人士，一致对杨建利博士的闯关回国，考察中国社会之举，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对他的安全表示耽忧，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善待他，及早地解决问题。美国国务院也为此向中国当局表示对杨建利博士的关心。美国国会政策委员会主席，致信总统布什，希望通过他，向来美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提交有关释放杨建利博士的书面要求。杨建利博士闯关被扣，成为一个新闻的焦点。
杨建利属于中国民运新生的一代，于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随着“六四”惨案的发生，流亡到海外。杨建利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正在美国留学。他是作为北师大年轻的教师，被公派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他被国内的学生民主运动所感召，他的心也和国内的学生一样沸腾了，于是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投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当天安门惨案发生后，他又回到了美国，回到了校园。但是他的心从此再也没有平静下来过。经过这场亲身经历的民主运动，他觉得中国的民主道路如何走，如何能获得成功，还需进行很多思考和研究。因此他在柏克莱大学完成数学博士论文毕业之后，他又开始攻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政治学博
士，从而一头扎进了对政治民主的研究。当时还只有三十出头的杨建利，已成为美国二所最著名大学的博士，并同时被哈佛大学聘请为研究员，成为一个正职教授。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学历，这样的职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属于凤毛麟角；但是杨建利却并没有为此而躲在高等学府的象牙塔中，成为一个学院派教授，忘记中国的民主事业。他在攻读博士和在当研究员期间，仍然积极投身于海外的民主运动。他在民运队伍和全美学自联担任过多种主要职务。并早在一九九零年和刘凯申先生及其它一些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一起，成立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主基金会，并担任了该会的主席。这个基金会成立以来，已成功地多次邀请海内外学者，一起参加有关中国民主问题的研讨会。几年来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这个基金会成为海外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有关中国民主的研究机构，成为一个中国民主事业的智库。两个多月前当该基金会的董事长刘凯申先生不幸突然逝世以后，整个基金会的担子都落在杨建利的身上时，他毅然而然地辞去了年薪十几万美金的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工作，把心全部扑在基金会的工作上。刘凯申先生的逝世对杨建利的冲击很大，因为刘凯申先生十几年来象兄长一样地照顾着他，在精神上是一位良师益友，在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道路上又是一位携手共进的战友，多年来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脚踏实地，不为名不为利地工作，这种长期以来的人格力量成为他的表率，并处处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这次他闯关回国，想来也与这位师长对他的激励有关。
       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种种原因，使中国的海外民运一直裹足不前，并随着时间推移，造成了海外民运和国内社会产生脱节的现象，从而使海外的民运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海外民运人士对此忧心如焚。如何打破这样的局面，成为海外民运人士的重大课题。“六四”惨案发生至今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可以说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资产在进行重新分化和重新瓜分。一些人利用手中权力，在瓜分中将资产集中到了自己手上，一些人通过拉拢贿赂权力，将资产分流到自己手中。那些无权无势的工人农民，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资产，却流到了前面二类人的手中，从而使工人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化。这种丧失公平原则，丧失道德良心的资源再分配，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社会已到了矛盾爆发的前夜。当中国最大的产业基地沉阳和大庆持续爆发工潮时，更说明这种总爆发已经临近。杨建利博士已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他需要实地取得第一手资料，作为一个民运人士，他需要与他们取得联系和给于帮助。于是闯关回国这一大胆的想法就油然而生。
      杨建利在闯关前，曾经写下一篇阐述如何打破中共隔绝海外民主运动对国内工人运动的间隔的文章。杨建利在该文中说道：“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思考问题。其实，破掉中共当局这一分隔之计的最好办法就是干脆大张旗鼓地公开地与国内的同道联络，联系越公开（没有阴谋颠覆）、联络次数越多范围越广（法不责众）、规模越大（形成力量）、内容越具体（为民请愿而非破坏国家安全），中共就越难再用‘与海外敌对势力串通’等罪名治罪。若想收到更好的效果，海外民运人士就以闯关、偷渡等行动进行配合。”从杨建利这篇闯关前的留言文章来看，他并不是一时的贸然行动，而是经过长期思考和周密设计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整体计划。
       从杨建利的思辩和行动来看，他是一个敢想敢为，身体力行的人。从人格品质来说，他是一个良知不泯，勇于以身试法（试共产党不让海外民运人士回国之恶法）的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正职研究员，他已经有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学术地位，和舒适的生活，他有一个美丽和同样有着博士学历的妻子，有二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然而他仍旧念兹在兹于他的祖国，不忘在中共政权下被无情地牺牲了利益的工人和农民，以及一切弱势群体。他深深地感悟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把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以外，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责职和义务，那就是承担社会的道义和良心，为一切弱势群体的利益呼喊代言。而且这样的承担不是可有可无，愿意不愿意的事，而是必须的责任，也是必须的回馈。因为在中国，每一个大学生所受的教育，都是用工人农民和一切纳税人的钱培养起来的，那些被公派到海外的留学生更是如此。而绝不是如中共所宣扬的那样是党培养了你，你应该感激党，党身无分文，钱从何处而来，还不是来自纳税人。而且党自己本身都是靠纳税人的供养。因此每一个通过中国纳税人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图报他的抚养人中国的人民。图报抚养人，也就像父母亲生养了你，你长大了要图报养育之恩的道理一样。而当前中国的工潮，正体现出中国工人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也是最需要他们曾经用汗水养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图报他们的时候。但是可悲的是当今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江河日下的今天，人格上大多异化了，早就忘记了他们身上应有的责任和应该作出的回报，他们只顾自己赚钱发财，视贫穷者为合法淘汰出局者。自视甚高，美其名曰靠自己的知识赚钱，不思其知识从何而来。更有甚者，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向中共利益集团投怀送抱，帮着中共来诈骗工人农民的利益，黑白巅倒，混肴事非，这些人为了能在诈骗和掠夺中分到一瓢羹，已成为没有心肺的文化人。而杨建利博士则顶着这股知识界的良知泯灭的腐败风尚，怀抱着知恩图报的公正良知和对下层人民巨大不幸的同情，踏上祖国的国土，深入下岗工人的重灾区东北。可见扬建利是一个有大智大勇，又有着良知责任感和同情心的知识分子。
       记得去年五月，在奥克兰民运工作会议上，他已提出民运如何找出与国内运动结合点的问题，和找出与中共斗争的有利点。比如说，在教育问题上这么多孩子的失学，造成了芳林小学的爆炸。在这些中共软腹问题上向中共出击，中共就无还手之力。在奥克兰的公众演讲会上，他的演讲深入浅出，没有一点学院派气息，给听众留有深刻的印响。特别是在演讲会中，当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起来搅场时，他说：“朋友们，请大家想一想，这个人在这样的大会上站起来大声地搅场，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共产党的会议上，这个人会遭到怎样的命运？然而在纽西兰这样的民主国家，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大会上，他什么事都不会有。”他的机智发言受到人们热烈的掌声。在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演讲会上，一个中国留学生起来提问说：现在中国政府搞改革开放，让我们这些人有出来留学的权利，是不是可以说这是中国的进步，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共产党。扬建利对此又机智的回答道：“留学的权利是每一个学生应有的权利，绝不是谁有权给，谁没权给的问题，中国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学生们就可以自由地留学到海外，我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邓小平先生在内，都是那时候留学到海外的，那么是不是因此邓小平先生要感谢北洋军阀呢？”杨建利博士的回答，学生们报以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杨建利在台上发言是这样的机智，在台下谈天又非常的幽默。特别是谈到中国政治时，更是妙语连珠。他说在中共政权中当二把手，就要敢于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无论什么坏事错事，都要毫无例外地往自己身上倒，只有有了扣屎盆子的精神，才能当好第二把手。当和朋友在饭局上推盏换杯时，更是推心置腹，把酒干杯时，更显现山东汉子的本色。和建利交往不但时时能感到他的睿智和幽默，更能感到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杨建利博士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政治人才，如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走入了死胡同，政治改革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如果中共真的不想让中国陷于内乱，真的想在绝境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那么像杨建利博士这样的政治人才，正是大派用场之际。中共为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在海外以高薪聘请经济方面的学者返国效劳，并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从住房到用车都有了具体的规定，其诚恳态度也令人感动。但这些学者却大多是三思而行，讨价还价，最后都要拿得一个国外的准身份，以外国人的面貌回到中国，而且仍是身在汉营心在外，一旦形势变化就抽脚转身。而像杨建利这样一些学者，身在海外，虽学成名就，但仍心系祖国，连中国籍的身份也不改变，虽然改变身份有着种种的实利和安全，但他仍不为之心动，做中国人要做就做到底。因为他们时时思考的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思考的是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如何使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过渡到民主公正的社会，如何挽救已经沦落的世道人心，如何重整中国社会，使中国不是虚假的、霸道的站在世界之中，而是以实实在在的整体国民生活高水平，整体国民精神的高文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苦苦地追求着这一切时，不但没有一分钱的利益，而且还要付出个人的金钱和时间。但是共产党却把他们为国效劳的一腔热血拒之于门外，还给他们戴上种种不实之罪名，将敢于闯关回国者投之牢狱。然而中国毕竟不是属于共产党一个党的，报效祖国也不需要得到共产党的批准。我有报效祖国之心，你请我来我来，你不请我来我也照样要来。你用恶法不让我进来，我闯关偷渡也要进来。杨建利博士现在进来了，中国政府应该为他的赤子之心而感动。也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人才是请都来不及，那有拘之、拒之之理！希望中共三思而行，通过对杨建利博士的处理，从允许海外流亡人士回国起，开始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如是这样，不但是国家的大幸，也是民族的大幸，同样也是共产党避免不被推翻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