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和下岗对当今的中国人来说，早已不陌生了。中国国务院今年颁发的《中
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也承认，中国城乡就业矛盾依然突出，结构性失
业更加严峻；而从1998年到2001年，全国就有2550万城市人口失业。而不久前由中
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科院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披露，中
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
那幺中国各地的普通失业下岗工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曾几何时，失业在中国曾被看成是西方社会的专有产物；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之一就是没有失业。而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以及今年年初辽阳大庆等
地爆发的旷日持久的工潮，中国的失业下岗问题更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虽然中
国政府明文表示，对於双职工家庭，最多只让夫妻双方中的一人下岗，而在实际生
活中，随着各自企业的不景气和改组，一户家庭中夫妻二人双双失去工作的例子仍
屡见不鲜。在国营重工业云集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市，刘忠强、崔明丽夫妇就不幸沦
为其中的一个家庭。
记者：刘先生，您原来是在哪上班的？当时每个月收入有多少啊？
刘：我原来是沈阳市第六毛纺厂的，在计量室工作。当时(工资)合一块儿往多处说
能有四百块钱。
记者：那您是什幺时候下岗的呢？
刘：96年。那时候企业就不行了。那时企业实行买断，加一块儿算是给(我)一万块
钱，可是拖到现在，才只给了一半五千块钱，另外五千到现在还没给呢。
记者：那您就没其它收入了？
刘：没有了。给这五千还算不错了，而且这还是不断去闹才给的。要是不闹，连五
千也不会给。
记者：那现在家里每月能周转开吗？
刘：我们这里一般挣不到钱。给人打工的话每个月也就是挣个三百五百的。比如这
个月能开个五百，可又能干个啥呢？全家现在也就我和我媳妇在外面打工挣这幺点
钱，两人收入加一块还不到一千块钱呢。现在这日子难过主要是因为物价都涨起来
了，而挣的钱呢还是不多。现在这物价都是跟他们政府公务员的工资看齐，这边公
务员一涨工资，那边物价就跟着涨起来，根本不管你下岗的人怎幺过。
刘忠强的妻子崔明丽原先在沈阳油漆厂工作。由於工厂从94年开始就效益不佳
，随后倒闭，她和其他工人们於是就被放了没有期限的长假。她对记者说：
崔：我被放了长假，也属於下岗。原来的单位倒闭了，我都不知道我的档案在哪儿
，不知道邮到哪儿去了。
记者：那厂里给过你们什幺说法吗？
崔：是啊，原本应该有，可现在连下岗证都不给我们办。要是办了，不就应该有说
法了吗。所以现在就成了无业游民，根本没人管，劳保金也不给我们交。
记者：你现在是做什幺的呢？
崔：我呀，我做财会，也是在私人企业，不怎幺稳定。
记者：是您自己找的工作吗？
崔：对，都是自己找的。
记者：你娘家有老人需要赡养吗？
崔：我娘家就我条件不太好，我那两个妹妹条件还行。老人就靠条件好点儿的赡养
吧，不然，你说能怎幺办呢？我这边家里就不行了，害得我们家老婆婆也只好跟我
们一起遭罪。
崔明丽介绍说，他们夫妇和刚上小学的女儿以及婆婆共三代人一起生活。而令
他们感到内疚不安的是，不但不能为老人提供安逸富足的晚年生活，相反，却需要
老人微薄的劳保金为补贴全家人的生活，同时还要麻烦老人照顾小女儿，以便自己
能有时间外出打工挣钱糊口。刘忠强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话语中明显带有对生活
的无奈和对现实的抱怨。
记者：刘大妈，您儿子媳妇儿都下岗了，对您会有什幺影响吗？
刘母：能不影响我吗？！他不挣钱，可不影响我吗？！没有吃、没有喝那就不行啊
。没有钱他能买来东西吗？！根本就挣不到钱呢！
记者：就您一家是这样吗？
刘母：不是光我一家，我看沈阳市、全国都是这样吧。
记者：沈阳的整体情况可能有点儿严重。
刘母：严重一点儿？要是一点儿也就罢了。这对他们贪赃犯倒没什幺影响，可老百
姓哪来钱去买粮去。我们家还不就靠我这点儿劳保费吗。
记者：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每月有多少钱收入呢？
刘母：六十多了，三百块钱。哎，干了三十多年了，三百块钱劳保费。够干啥呀！
连房租水电费都不够。咱们楼里这样的有好几户呢。说到暖气吧，去要一回都费姥
姥劲了，这才给上。我是自己交的暖气费钱，可到时候厂里来不来就不给我供暖气
。
记者：东北这地儿，冬天那幺冷，要没暖气可够难受的。
刘母：这儿可冷了。冬天冻得穿著棉袄在屋里跑，都零下三十多度，你难过也没有
办法。那位慕绥新现在是倒台了。那时候慕绥新还在台上时不是明着说吗，“不给
你开工资，你也没饿死；不给你供暖气，你也没冻死”。
记者：呦，这领导说话可够狠的。
刘母：狠？狠的地方多了去了呢！那幺样地贪污，闹得老百姓都开不出工资来。
记者：你儿子、媳妇打工，挣钱吗？
刘母：他们呀，打工也不行，不挣钱，人家也不给你开工资，咱也没有认识人儿。
这家招你进去了，你干仨月，然后不行了，就让你走人，你就白干仨月。咱上别的
地方看看，进去了，又白干仨月，又走了。现在不就这幺来回乱骗嘛。厂子不给你
钱就完事了，就拉倒了，根本就不认你了。你上哪要钱去。
记者：难道就没什幺保障吗？
刘母：有什幺保障？
与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刘家老少三代生活中的重心都是在第三代身上。大人
们省吃俭用，希望能为小孩儿创造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但失业下岗后的生活压力，
尤其是全家每月不足一千元的收入使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刘忠强介绍说：
刘：现在是紧巴巴地供小孩儿上学，挺累的。我还说呢，就这她还没上高中呢，要
是上了高中，那就更费钱了。现在她每顿都是在家吃饭，不能在学校吃，在学校吃
不起。她学杂费是三百块钱一个月。如果再把买别的东西加一块儿的话，大概要将
近五百块钱了。然后把水、电、房费乱七八糟的加一块儿之后，一个月下来，手头
上就啥也没了。
近年来，对於像刘忠强崔明丽夫妇一样的下岗者，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希望他们
能自谋生路、重新就业；然而，在现实的社会里，这又谈何容易！
记者：崔女士，你对将来有什幺打算呢？
崔：我的打算太多了，我什幺都想做。因为我自己会做服装嘛，就想着开个服装厂
什幺的，裁剪、制作些酒店服装啦、银行制服啦之类的。可兜里没钱有什幺办法呢
，所以也做不了。
记者：那您不能从银行贷款或者跟别人合作吗？比如你出技术、别人出资？
崔：那得有抵押呀，我能拿什幺抵押呢。以前也有人要跟我合干，可我也干不了，
因为我没有投资。一起合干而我没投资，人家就怕我不上心、不好好干。中国人的
想法和外国人的不一样，都是互相利用的，谁都不太相信谁，除非你自己相信自己
。现在即使是你特别亲近的人，你也不太相信，何况这只不过是挺好的一个朋友。
即使互相之间都挺好的朋友也不愿意借钱、牵涉到钱。
记者：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像你们一家这样艰苦的生活状况在沈阳普遍吗？
崔：沈阳啊还不算严重的，还有比这更穷的地方呢。你要是到那山沟沟里，你干脆
连现在这电话都打不成，电视也看不到，都还光着屁股呢。
崔明丽表示，她内心虽然对未来还有些梦想，不过沈阳目前的状况，乃至辽宁
省或全国的大气候，使她不敢奢望她的梦想在将来某个时候能够成真。
辽宁省沈阳市下岗工人刘忠强、崔明丽夫妇一家四口的生活只是全国下岗工人
生活现状的一个缩影。沈阳作为曾经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它的辉煌早已
不再。前些时候虽然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等官员因严重贪污腐败已被查处，
但给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权力腐败的浓重阴影：当他们想起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
马向东今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第二天就飞到澳门一掷万金豪赌的往事时
，油然而生的是人们对於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
（二）
中国南北朝时期诗人斛律金所写的《敕勒歌》中的诗句“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曾是内蒙地区塞外风光的写照。不过，进入二十世纪末期，这种风
光已经不再，外来游客能看到的是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和荒芜的草原。和全国其他工
业城市一样，内蒙锡林地区也有着巨大的失业下岗群体，生活在内蒙锡林地区的张
全义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今年42岁的张全义在70年代在这里下乡插队当农民，
后来，他作为返城知青被安排在当地农机修理制造厂当上了工人。然而，从80年代
中期开始，他就成了一名失业者。
记者：张先生，先请你讲一下你当初失业时的情况好吗？
张：我原来在县农机修造厂工作，曾任过木模工、脱修工，也曾经在金钳车间做过
一定的工种。可以说从80年代的时候我就算是下岗了，属於最早被国家踢出来的这
幺一帮人，也是被国家卸包袱卸得最早的这批人。虽然那时候不叫下岗，可是国家
却从此再不负担你了，让你自谋生路。唉，有能耐呢，你就自己谋些生路，没能耐
呢，国家反正再也不管你了。
记者：那失业后原单位给你提供过什幺帮助或者劳保福利吗？
张：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还谈什幺福利跟其它待遇呢。您说是吗。当时国家倒也
给提供了房子跟一些设备，我呢就分到了这幺几乎一间多一点儿，有二十几平米吧
，是土木结构很简陋的这幺一间房子，我也就靠它维生嘛。可前不久呢，这些贪官
污吏把这些也给强行剥夺走了。使我最难生存的也就是这一阶段。几乎就是连生存
的地方都没有了。
记者：那这十多年以来你都靠什幺为生呢？
张：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我所掌握的一些技艺，像修理一些小金属工具呀，或者上门
为人修理一些小机械、小东西呀，就靠这些来维持目前我家庭的各种最基本的生活
需要，像买个油盐酱醋，买个燃料啊等等。去年就好在天气也不是太冷，因为我连
个燃料都买不起。目前就已经达到这种状况了。
记者：那你目前收入状况怎幺样？家里还有什幺人呢？
张：家里就是四口人，我们夫妇俩人加上两个儿子。大儿子上高中一年级，小儿子
上初中二年级。目前反正能闹个人民币大约二、三百元左右吧，暂时好像还饿不死
。唉。
记者：孩子上学情况怎幺样？有没有困难？
张：他们学费也不太多，三、四百块到四、五百块钱。只不过就这也经常付不起，
只能向亲朋好友借一借，到以后再争取还嘛。这两年这俩孩子的学费基本上都是靠
亲朋好友的赞助。
记者：那你家里平时还有其它什幺困难吗，比如看病、医疗什幺的？
张：假如要有个疾病或者什幺重病之类的，那简直就不敢想象。那才真是叫天天都
不灵。前天我小儿子就刚好得了感冒，发高烧，我一看，确实烧得挺厉害；最后呀
，唉，我没办法，就到街上……，嗨，说到这些我心里确实挺难受，我到街上去买
了一块钱的生姜，家里有些红糖，我就给孩子熬了些姜糖水喝，然后捂着被子给孩
子发了发汗，最后孩子基本上也就算挺过去了。好像是穷人的孩子也比较捱得住磕
打一些，也或者是得了老天爷的关照，一碗姜糖水喝下去，第二天孩子就能走路上
学，精神也好多了。医疗条件不敢想象！
张：目前我属於是饥寒交迫，连个最起码的生存的地方都没有。我也通过上访这条
途径，找过有关领导、有关司法部门，可结果是到现在也没着落。所以目前精神上
几乎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打击不小。这样一来呢，心情也就不好，经常跟家人发些
脾气，尤其家属也是下岗的，夫妻二人经常闹些矛盾。这样一来，在前一个月左右
，家属就领着我们的大儿子出走到她的母亲家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她直到现在
仍然也没有跟我重新和好的意思。唉，我也对国家、对家庭挺心灰意冷的，挺苦闷
。
记者：那现在家里只有你和小儿子两人，家庭破裂对孩子影响大吧？
张：对他影响太大了。他假如要不是那种懂事的孩子，要幺哭出声来，要幺掉下眼
泪来，或者表现出痛苦的样子，那幺我心里或许会更好受些；他为了怕我难受，虽
然他自己内心相当痛苦，但表面上还要强装出一副笑的模样来。
张全义的小儿子张文龙小名龙龙今年15岁。在采访时他刚好放学在家，因此也接受
了采访。
记者：龙龙，你想妈妈和哥哥吗？
龙龙：想。现在淡了。
记者：你想对他们说点什幺呢？
龙龙：赶紧回来吧。
记者：你为什幺这幺说呢？
龙龙：我现在就觉得挺难受的。反正这财富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
母爱吧，还有兄弟手足之情。现在我就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别让我爸天天老想这些
烦心的事儿。
记者按张全义提供的号码，将电话打到河北，但没能与他的妻子陈秀华女士取
得联系。不过，陈女士的同母异父妹妹王丽华女士刚好在家，但她对张全义夫妇的
婚姻矛盾有不同的看法：
王：下岗问题在他们家已经存在这幺多年了，我看也就没必要谈了。他们家的家庭
问题，不但自己不好好生活，给别人家庭也带来不少麻烦。您知道吗，我姐姐跟您
刚刚采访过的这位张先生已经结婚二十年了，他们的大儿子都已经十八岁了。可他
们在一结婚的当初就存在着家庭暴力，一直就打了这幺多年，所以现在把我姐姐给
打到我这儿来了，给我的家庭也造成一定的负担。
对於王女士所述，记者随后在与张全义再次通话时向他求证。张全义坦承，动
手打妻子是他的错，他对此也很后悔，并希望妻子能够原谅。另外，他说，他之所
以心情变得极坏，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社会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压力。他说：
所有这一切呢，也就是国家腐败、官员腐败所造成的恶果。假如不是他们把我的谋
生之地给强行剥夺去，我靠我这一双手来养活一家四口，最起码吃饭应该是没问题
的。而现在让这些贪官污吏们把我的生存之地给强行剥夺去之后，我连个谋生的地
方都没有了。在这种状况下，谁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心情会是个什幺样子。所以夫妇
二人经常会闹些矛盾。
张全义表示，对於家庭问题，他将尽力而为，不但为自己，也为两个儿子能够
享受到完整的父爱母爱。此外，张全义说，目前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很懂
事，也很听话。而他也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据中国官方人民网报导，内蒙古劳动就业部门提供的材料，从1998年至2001年
的4年间，全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78.8万人。所以像张全义一家这样的处境显然
不是个别的。
（三）
贵州省位於中国的西南部，这里大部分地区属於贫困山区。从小在这里生活长
大的谢中贤今年已经39岁。由於他从十六岁开始就在贵州铜仁汽车运输公司作电工
，因此他戏称自己当初参加工作时仅仅是名童工。不过，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
谢中贤因工负伤而住院治疗；但之后在身体还未康复的情况下他却被公司抛弃，成
了一名失业者。
记者：谢先生，您当初是怎幺失业的？
谢：那时候我因公负伤后大约住了一个月的院，之后单位就没给我安排工作。虽然
我一再要求他们安排但也没用，一直拖到现在。而现在我这腰伤都还没有恢复。医
院出具的证明说是不宜从事体力劳动，单位则说我们这儿除了重体力劳动外没别的
。然后他们就给我下了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记者：那幺后来厂里有没有给你一笔遣散费、救助金、医疗保险或者工伤赔偿什幺
的？
谢：什幺也没有！工伤赔偿什幺的统统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
。
记者：那你现在生活又是怎幺解决的呢？你家里都有什幺人呢？
谢：我家里共三口人，我，我妻子，和我女儿。全家现在基本上没有生活来源。由
於我以前搞过电工，懂些家电维修技术，我就在本市开了个家电维修部。但我们这
个地方收入很低的。每个月的毛收入有六百块左右，但要扣除三百块的门面费，以
及一百块的管理费，最后纯收入能落下两百块左右。生活上经常得靠亲戚朋友资助
一点，很头痛的。平常假如要是生病了都没办法治，像感冒之类的从来都不敢买药
、不敢就医。
记者：你家里住房情况怎幺样？
谢：我们现在住的是间二十多年的旧危房，大约有三十平方米。后来单位让自己出
钱买，把工龄给折算进去，最后作价几千块钱，最后还是我母亲出钱才买下来的。
我母亲属於另外一个单位，是个大集体，效益也不好，每个月有大约一百二十块钱
的退休金，比我们还强些。
在采访过程中，谢中贤的妻子张女士，也正好在家里。她因为没有工作而只能
全职料理家务，她详细介绍了如何省吃俭用来度日：
张：钱多有钱多的生活方法，钱少有钱少的生活方法。像我们这种情况，说出来不
好意思，都属於家庭琐事，比如我买菜从来都不在早上去买，因为早上的菜卖的特
贵；我一般都在下午五、六点钟快关门的时候去捡那些卖不掉的便宜的烂菜，然后
拿回家洗一洗煮饭吃。再比如，我们一般都吃不起肉。以前别人买肉都喜欢买肥的
，现在肥肉都没人要了，都喜欢瘦的，那我就一个月去买个两、三斤肥肉，把油熬
出来，用油渣给小女儿解解搀。再说米面，以前是粮食局每月定量供应每人二十五
斤，好坏就那幺多。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满大街都有卖的，但是价钱就不一样了，
既有几毛钱一斤的，也有几块钱一斤的，那我就只能买几毛钱一斤的。每天生活基
本上就是这样。
谢中贤夫妇说，为了解决一日三餐，全家除了要精打细算之外，平时还要依靠亲属
的部分接济；不过，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其它许多实际困难难以一一解决。
记者：谢先生，照您刚才所介绍的情况，家里目前也就是解决了个吃饭问题，那其
它问题，比如要是家里有人真的病倒了可怎幺办呀？
谢：没办法，只好拖着吧！我们单位生病没钱治最后死掉的人都有好几个，连饿死
的都有。另外，我们单位侵犯工人劳动权益的事比那些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多
得多啦。
记者：家里目前的这种生活条件，对您女儿的受教育或者成长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谢：当然有影响了。由於经济条件不好，本来她七岁就要读书的，后来只好拖了一
年，在她外婆家呆着。现在别家的同龄孩子都要读初中了，而她十二岁了只能读四
年级。没办法呀！
谢中贤还向记者表示，在当地，像他一样失业下岗的还大有人在。其中不少人迫于
生活实在艰难，才不得已多次找所属单位进行申诉上访，要求公正待遇。
记者：你找单位上访过吗？单位又怎幺说的呢？
谢：单位给我解除劳动合同以后，却没有按照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给我应有的补偿
。於是，我就把单位下发给基层的有关文件复印了一份拿到仲裁办，但仲裁办却不
受理。
记者：那你之后有没有再找更上一级主管部门？
谢：目前的情况是单位许多工人一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市政府就向我们单位派了
调查组。前两天我们有几十名工人在与他们调查组进行谈判，我作为领头的代表也
参加了。但现在还没有什幺结果。厂方原来进行负责的那位秘书长甚至扬言要逮捕
；他亲口对我说：“你要是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记者：带头请愿谈判？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可能真的会遇到麻烦或者被抓起来？
谢：想过。我主要想过我的家属，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话，我根本不怕，因为我是工
伤，残疾了，却什幺赔偿也没有，实在是让他们搞寒心了。
记者：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张女士，你作为谢先生的妻子，你对他的做法支持吗？
张：当然支持！我不支持谁支持？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嘛。
记者：那你难道就没什幺顾虑吗？
张：这就一言难尽了。反正心理是很不平衡的，尤其是看着别人轻轻松松过得好好
的，而我们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却没好日子过，所以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
又有什幺办法呢。他也没办法。现在工人全都起来抗议，但从我内心讲，我根本都
不想让他去，因为万一他出了什幺事，我和我女儿就没办法生活了。可是，不去也
不行呀，不去的话我们又能怎幺办？所以还是得去，不管输赢也要挣口气。否则这
些当权者会把你当成傻瓜、窝囊废，认为你好欺负、好糊弄。你若起来反抗的话，
即使没办法赢，最少也给他们敲了下警钟，让他们知道把狗逼急了它还会跳墙，何
况是人呢！
记者：谢先生，最后我想请你谈一下你的心情？
谢：虽然我家里目前收入很低，但一旦我出了什幺事，那幺家里的生活来源就彻底
断了，所以目前这种情况就很令我很恼火。
在采访结束前，谢中贤表示，他目前一面在贫困中生活，一面在为这种命运进
行抗争。他每天早上醒来的一件大事就是希望全家人能够身体健康，千万不要生病
住院，因为他们已经实在无法负担任何医疗费用了。张女士说，生活中劳累艰辛对
她来说并不可怕，她最大的心病就是担心全家的唯一支柱她的丈夫的安危，同时她
也希望各级政府官员能多些人情味，深入体察民情。
（四）
中国的河南省，地处中原，它既曾拥有过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也曾饱受过战
乱、饥荒和黄河泛滥的肆虐。当今的河南，虽然仍属於传统的农业省份，负担着过
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它也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出现
有大批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失业下岗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居住在河南省中部驻
马店市的韦鸥一家，为外界了解中国中部地区失业者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
记者：韦先生，你原先在哪儿工作？
韦：我从69年参加工作后就先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到了82年从工厂调出来就到了城
建系统。八年以后，因为六四期间我搞了个捐款而受到牵连，他们就把我从城建系
统给清了出来，让我到了市政公司。这里虽说仍属於城建系统，但跟原来的工作完
全不同。原来的工作按照国内的说法叫做吃财政、吃皇粮的，工资是有保障的；而
我另外到的这个单位则是什幺都没有保障。
记者：你是怎幺下岗的？单位有没有给你什幺下岗费或失业补助什幺的？
韦：这里情况是这样的，整个河南的市政公司都不存在下岗问题，也不存在没饭吃
的问题，可只有我们驻马店情况特殊。这是因为这里的主管单位把有关的工程项目
都给截留了，有的是分给了他们自己组织的包工队，有的是下面一些包工头私下给
他们送上礼物、或者给他们送了回扣，这样这些工程就不明不白地分流了。所以我
们这个公司从90年就开始走下坡路，没什幺工程，背上了很多的外债，差不多欠了
两千多万。到了95年，单位就开始让工人们放假，也就是说，单位不给你开一分钱
的工资，你也不要找单位的任何麻烦，单位不管你，你就属於自行解散了，这样我
们就没有任何的工资、没有任何的下岗费。作为一个真正下岗的人，按照江泽民所
说的，最少还应该能拿到一百六十块钱的下岗费，可我们的情况却是一分钱也没有
。
记者：那你有没有找有关领导申诉你的困难呢？
韦：你为这个事情找他们，你就简直成了个无头苍蝇，白费劲。找到他们任何人，
他们都不给你答复，谁都不管你；没人管这个事。
记者：那你找过吗？
韦：当然找过了。找了我们主管单位，他们却说：“那你上班不就得了。”；而单
位里经理也很会作人，他说：“老哥老弟，我现在也是实在没办法呀。你就理解理
解我吧。你能作生意的话，你就发财去吧；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想别的办法吧。”你
若找到了劳动部门，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下岗根本就不在它所登记的下岗之列，不算
这个范围。你说我们算是上班吧，却没有班上，你说是下岗吧，又没有一分钱的收
入。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韦欧说，像他这种情况的工人在当地还有许多。不过，不同的是，他属於双职工家
庭，他的妻子霍爱华今年44岁，也已经多年没有工作了，因此，家庭负担要比别人
更重。霍爱华介绍她自己单位情况的时候说：
霍：我原先在纺织单位工作，从94年起我还上着班的时候效益就不是太好了。那段
时间我身体不是太好，但还上着夜班；我想让单位给我调成上个白天班，但没给我
调；於是，我就请了一段假。之后过了有两年，大概是从97年，厂里就开始让工人
下岗了。我们厂里现在也有部分工人在上着班，我由於没什幺生活来源，所以也要
求上班；但他们却总是说让我在家等着，因为他们嫌我年龄大了，不让我上班。现
在就是这幺种情况。
记者：那幺厂里给你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下岗费吗？
霍：啥都没有！他们甚至还想让我往单位交钱呢，说是让我交钱办个停薪留职。现
在大家都已经下岗了谁还要那东西。所以我也没办。我们全厂工人都没下岗费。去
年七月份开始厂里有不少工人到市政府门前抗议，因为有些工人下岗后实在是没办
法了。这样，到市政府闹了这幺一下之后，单位就开始让其中部分人上班、而另一
部分下岗领取下岗费。我没去要那点下岗费。
记者：那你为什幺不要呢？你是怎幺考虑的呢？
霍：我想，你若要那些下岗费，也不过就是每月领一百二十块钱，而且也就发三年
。而像我这样的年龄再熬几年就能熬个退休，但如果我去领那每月一百多块的下岗
费的话，他们顶多就给你三年，而且这三年还不一定全给你，过了三年就什幺都不
管你了。所以我就没要，心里想着再熬个四、五年，想熬个退休。好多人都是这幺
想的，都在等待着。可是等着等着，发现厂里连退休方面的福利好像也没有了。
记者：你家里还有什幺人？全家生活怎幺办呢？
霍：我有个姑娘今年18岁了，中专毕业，现在也在家闲着。她一开始先学了个裁剪
专业，毕业后我又让她去学了个电脑培训。所有这些学费靠家里是根本出不起的，
所以最后是她姑妈帮忙出了一部分，家里出一部分。
记者：那靠什幺维生呢？
霍：94年我们夫妇两个都从单位出来后，一开始先在家门口摆了个摊，炸菜饺，卖
稀饭，一天能挣个十五块钱左右，非常地辛苦。干了两年后，我们的房子就被拆迁
了，所以就到了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街道很背；我们在这儿摆了个小烟酒摊
，当时每个月最多能挣个两三百块钱。可这儿后来也拆迁，又走了一部分人，这样
，人少了，生意也就不行了，每个月也就只能挣个一百多块，生活实在是难以维持
。实际上，若是每月能有个两三百块，只要能把米面油盐酱醋给买回来，我们也就
知足了；至於菜，我们也不会讲究什幺，每次都是买些最便宜的吃，高档的反正我
们也吃不起。
韦鸥则更详细地介绍了他失业后自谋生路的艰难经历：
韦：说起这些，真是一言难尽。我下岗后可以说什幺都做过，比如，卖过水果，卖
过鞋子，炸过菜饺，卖过小吃，卖过米，卖过糖，总而言之，一般街头上能干的活
，我全都干过。另外，我们还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下岗失业的同时还赶上共产党搞
建设、搞大拆迁，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要是没有拆迁的话，现在的情况可能
还会好一点；我们原先既有门面又有房子住，可它这一拆迁，害得我们既没房住又
没门面，生意也就越来越难做下去了。在此过程中，还碰上各种各样的管理部门，
税务方面，物价方面，总之共产党的这些管理部门简直是多如牛毛；今天过来一帮
人，明天又过来另一帮人，后天又来那幺一大堆人，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把你搞
得十分的难以应付。所以，后来这几年里，我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还把前几年稍
微攒下的一点点积蓄以及别人资助我的一些钱给赔了个精光。
目前，对於韦鸥一家三口来说，日子虽然清贫，但总算还能坚持着过下去，而且还
过了这幺许多年了。但现实生活里，除了油盐米酱醋，还有其它许多问题需要面对
。与大多数的中国家长一样，韦鸥夫妇对自己的女儿也有着“望子成龙”的期望；
然而，经济上的困境使他们只能望洋兴叹。韦鸥说：
韦：从96年开始，我家里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差。那几年里可以说是非常关键，因
为我女儿已经开始上中学，而后来中学就没办法上完，也就上了两年多一点就辍学
了。后来在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下，她才念完了个职业中专。我当然知道孩子的受教
育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我想以后假如有条件的话，我还是想让孩子继续上学。
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上什幺样的学，她多上一点总是会比不上要好的多。多受些
教育总是好的嘛。但目前我们对此却是无能为力，没一点办法。
霍爱华则向记者谈了她女儿和她本人的心理感受：
霍：从社会层面来讲，她还是个年青人，还看不透社会和生活。她似乎有些怨言，
觉得自己父母没有本事，没办法帮她多做些安排。不过，虽然她看不明白社会，但
现在下岗的人多，闲着的人也多，和她同辈的人也不只是她一个人闲着，好多人都
是这样在家闲着呢。
记者：那你有什幺感受呢？是不是有很多怨言呢？
霍：还能有什幺怨言呢？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失业下岗闲着的到处都是，太普遍了
。心里当然对这个国家也不会满意。
虽然霍爱华的语气中似乎带着些许无奈，不过，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的。当记
者再次打电话到韦鸥家时，他恰好刚刚结束一整天的奔波、回到家中。他说，他这
一天又去了原单位，希望能找份儿活干干，但结果却依旧很渺茫：
韦：从上个月开始我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在找原单位。在这个月里，我已经连着两个
星期找了单位的经理和施工队队长。到昨天下午我给经理打完电话后，经理同意我
来上班；至於说到哪儿上班，还要靠我自己去联系。现在经理和队长之间很可能是
在踢皮球。看起来经理答应得很好听，可是他虽然答应得好好的，但人家施工队队
长愿不愿意则还难说。所以说，上班一事还是个没有把握的问题。
尽管如此，韦鸥并没有气馁。他认为，叹气、焦急、和抱怨，都无济于事；目
前所能做的就是要在无奈之中打起精神，尽快找出条路来，因为一家三口未来的日
子还很漫长。
记者采访的以上四例中国下岗工人的生活现状并不是孤立的现像。有专家指出
，由於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并没有配以政治制度的改革，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进
程当中，几乎没有任何对权力和这一再分配过程的制约；没有公众及舆论的监督；
没有社会保障机制的配合，处於社会中下层的工人无可逃避的成为这一巨大变革的
牺牲品。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北戴河会议上，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目前中国失业人数居
高不下，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目前大陆登记失业
人数大约七百万人。而独立学者估计的中国现有失业人口则数倍于这一数字。中国
失业下岗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的事件已经越来越频繁。今年年初在中国东北以及四
川等地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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