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喉舌
中共对於自由、特别是人民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恐惧，是它一贯的特徵
，虽经近十七年改革而未曾改变。它对一切非自身拟就的文字的猜疑和敏感达到病
态程度，甚至超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有过四年时间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存在。二十年代一
个时期，党内不同的政见可以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至於对苏联社会生活阴暗面中非
政治性现象以及中层以下官员的不良作风与错误的批评甚至讽刺，则直至斯大林死
去为止，从未在报刊上消失。从中央到各共和国，都有专事揭露和讽刺的漫画期刊
出版。这一切自然不能触及本质性问题，无非是政权的一种点缀而已。然而，毕竟
聊胜于无。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共执政后不出数月，一切民办报刊一概被封
闭，全部新闻媒体都定为“党的喉舌”。在组织上，所有新闻社、馆的总编都由党
委任命，以便加强控制。在内容上，虽无明文规定，然而，不仅党报（电台同）的
社论、评论必须准确地传达党的声音，一切报导的每一句话也必须与党的“精神”
相一致。各级党委的决定、领导人的讲话与行踪必须放在最显要位置。
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叫“舆论一律”，中共统治下新闻界的铁律。现代北京
政治领袖的用语略微文明，称之为“舆论导向”。
“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这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基本新
闻方针。三位一体，一以贯之。
中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似乎大陆上发生的任何好事都是中共之功，一切坏事
──包括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民事纠纷等，都使中共脸上无光。在这一心理逻辑
的指导之下，新闻媒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成绩、没有缺点，只有好人好事、没
有坏人坏事。除非是中央有意（如1952-1953年“三反”运动中处置贪官以及不同时
期的“反党集团”等的新闻），党、政、军和社会生活的负面报导是绝对不准见报
的。
对外部世界的报导，也严格按照中央的需要和利害决定取舍。1950年北韩对於
南韩的进攻，中国媒体的报导全然颠倒真相。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
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很快传遍世界，而中国大陆却作为党内机密文件只
限高干阅读，直到1993年上海一家刊物才作了摘要介绍。
新闻从业人员除少量一般编辑、记者外，领导和骨干必须是中共党员。他们的
职责，首先不是独立、敏感地去发现新闻线索和了解、研究社会动向与读者要求，
而是“吃透上级精神”，其主动性的范围不超出宣传政策时在词藻上下功夫，“正
面报导”成绩、经验、与先进人物时选取更理想的对像，作更生动的描述。久而久
之，纵使是有才能的记者在长陷窠臼之后也难自拔，三十年后稍有自由时虽有心重
写社会真正需要的报导和文章，也难越旧轨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作风竟
完全“官化”，从仕成为他们的目标。
1956年，在苏联、东欧“解冻”潮流和毛泽东实行对文艺和学术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影响之下，中共对大陆新闻界的控制稍有松动，为显示姿态，把
《文汇报》等几个原属民主党派的报刊归还于原党派手中。一些报刊因此开始出现
对党、政官员和社会现象的批评。然而随即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那场运动
中受到打击最惨重的就是新闻工作者。这一点可以从新闻界的“右派”比例之高得
到证明──很多单位则超过百分之三十，有些达百分之五十，某些地方党报竟占百
分之九十。反右造成了一种恐怖性的震摄作用。从此，偌大中华，鸦雀无声；全国
媒体，尽归党有。中共真正获得了在大陆恣意妄横行无忌完全不受约束监督的全盘
垄断地位。
一波紧接一波的大难由此而起。
反右运动使全国陷於沉默，新闻界一片死寂，这才使毛泽东1958年发动疯狂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可能。大陆新闻界受到重创后，幸存者中许多人
便从此走上“风派”道路。“大跃进”中的浮夸是导致空前大饥荒的主要原因，而
新闻媒体夸大粮食产量与其他错误的报导，推波助澜，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部
分记者是为邀功请赏而有意这样做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新闻媒体实际上提前二年便已开始。1962年十月毛
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伴随着“反修防修”斗
争的开始，全国新闻媒体便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战争状态”。到1962-1965年，宣传
的单一化和极端化已接近文革时期。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并不是从1965年
年末发表“评《海瑞罢官》”才开始的。
文革初期，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下，全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小不等的
“革命群众组织”。一时间，人民群众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前提下，也
享有了相当大的新闻出版自由。各群众组织和不同派别都自发地、不经登记和审查
地出版了大量定期和不定期的“小报”、“刊物”和传单。不过很快，在扫荡完政
敌之后，毛泽东统治的文革后期中国，就陷入了更加单调和恐怖的“舆论一律”之
中。
自从毛泽东去世，江青等人被逮捕后，大陆政治空气松动，有一段被称为“民
主墙”和“民间刊物”的时期。其时，以北京为中心，一批民间刊物破土而出，并
生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著名的有：《探索》、《北京之春》、《沃土》、《四五
论坛》等等，魏京生、王军涛、胡平、刘青等人都是它们的编者或作者。这批刊物
未经官方登记许可，由老百姓筹款自行油印或铅印出版，公开以“民主”和“言论
自由”为诉求中心，完全独立於官方的传播媒介体系之外。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
那是一段非常显眼的异数。当时，由於中共党内正进行着毛之后的“凡是派”和“
实践派”的权力斗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为借助民间舆论打击政敌，故
对“民刊”网开一面。但是，待到“凡是派”被击败后，邓马上转过手来，逮捕魏
京生，镇压并取消了“民间刊物”。
目前中国新闻业受到的专制禁锢
赵紫阳于1987年初继任中共总书记后，决心有步骤地推行民主化，并提出必须
扩大“透明度”，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新闻工作者的斗争和党内改革派的支持
，终於在1989年五月中旬使大陆新闻自由实现一个历史性大突破：中央正式决定，
自五月十四日起，全国新闻媒体对天安门运动进行客观报导。虽因戒严令使这次决
定仅仅实行了六天，其意义和影响确是不能低估的。多达二、三百个城市之卷入运
动，同这段时间的报导大有关系。
六四屠杀后，新闻界遭到大清洗，其规模甚至超过文革。《人民日报》从社长
、总编辑起，到各部门负责人和编辑、记者骨干几乎全部被撤职、处分、外调或降
格使用，（而文革初期他们不过是暂时停止工作，大部分后来恢复原有职务）。从
军队调来的二百多名素质低下的干部取代了他们。
新闻界普遍遭到整肃。1989年10月4日中共颁布的《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
的通知》，是六四事件之后对新闻界进行整肃的文件。作为该《通知》的结果，是
相当一批在八十年代活跃的报刊被关闭、查封、停办。六四前后被查禁的报纸有：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深圳的《深圳青
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西部晨报》等；在刊物方
面则有：武汉的《青年论坛》，北京的《新观察》、《走向未来》杂志，上海的《
大学生》、《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等。
六四事件后，中共重新恢复了毛时代干扰海外广播的老传统，但是效果日益式
微，引起了高层的高度不安和关注。1991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出一份以中共中
央委员会名义下达的内部文件，承认中国国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正在失去听众和
观众。听众均转向颠覆性的外国广播。中共指示电台、电视台努力赢回听众。文件
警告：“电波的混乱有助于敌人进行和平演变。”
在那段时间里，官方的报刊上回响着类似上述的“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话
语。中国大陆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景像。其后果首先是中国大陆报刊的发行量
暴跌，许多大报的发行量减少三分之一。其次，新闻在大陆的信誉扫地，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1991年对全大陆新闻媒体包括电台、电视、报纸等从业
人员三千多人，作了一次内部民意调查，被调查人数三千多人，问卷回收率为61%。
结果显示，79%的被调查者认为，新闻报导中批评的禁区限制太多；67.6%的人认为
在敏感问题上，新闻界不说真话；有一半的人认为政务和政策报导透明度不够；有
15%的人表示，反映群众呼声的新闻稿太少。在这份内部问卷上，最敏感的问题是“
新闻宣传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回答“在群众中信誉一般、较低、很低”的占79%；
对新闻宣传的领导方式“不大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88%。有6.6%的人认为大陆的宣
传工作“毫无进展”。因此，正如《纽约时报》报导的，中国人抱怨说，在中国只
有一个地方找不到新闻，那就是报纸。
随后，靠陪邓小平玩桥牌爬上高位的丁关根出任中宣部长，开始了对新闻界更
为严厉的管制。1994年发布了控制新闻舆论的一系列法令。我们看看其中主要的几
条：
1994年4月颁布的禁止外资在大陆独资、合资合作兴办报纸、刊物、有线电视
，禁止有线电视转播港、澳、台节目，禁止居民安装卫星天线的法令，见中共国务
院1994年颁布的《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的《有
线电视管理规定》，它们规定天空“不开放”。
1994年6月9日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
1994年10月，中宣部下达通知，不准个人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向海外报刊投稿
。在此之前，曾有相当部分异议知识份子向境外投稿，包括魏京生、王丹等，揭露
内幕，抨击时政，导致国际上很大反响，引起当局严重关注。
1994年11月，北京市下达文件，重申“四不政策”：不准外资办报，不准合资
办传媒事业，不开放电讯事业，不开放天空。
1994年12月下达的新闻20条（于1995年1月宣传工作会议上通过）。内容是加强
控制舆论，对重要新闻发布、批评性报导、与海外新闻交流都予以严格管制，使后
邓时期过渡阶段，保证媒体对党的方针政策报导有一致性。并重申不准外资办报，
不准合资办媒体。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阅报部队”，专职审查各报内容，对媒体
的控制日益严厉。
1996年2月4日下达的关于控制电脑国际网络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1996年2月26日《计算机世界》报导，公安部日前发出《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网路
正式联通后30日内，到指定的市（地）级或县（市）级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已
经使用者，按当地公安机关通知备案时间起30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在联网方式变更
或者中止联网时要在30日之内通知办理备案的公安机关。不按规定办理备案登记手
续的，公安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予以处罚
。
1996年中共国务院关于外资企业海内外经济资讯流通的管制规定，它荒谬地规
定外资的所有讯息都必须预先经过中共的审查机构过滤。
海外报纸在大陆被允许存在的范围，只限於对外的大宾馆、饭店等地。
以上法令规章主要着重于四点：
１、防止媒体的经济独立，尤其是外资染指。
２、割断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信息联系，特别是政治与社会新闻的交通。
３、以保密作为今后封锁资讯主要借口。
４、对最近电脑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深怀戒心，不惜一切手段试图切断网络联系。
不难看出，这些法规明显违反国际通行准则和中共自己的宪法。为了保证这些
专制性的新闻法规执行，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通过用超严刑罚惩诫新闻记者，杀一儆
百，逼使新闻界就范，从而规规矩矩服从中共苛刻的限制新闻自由的条件。如，香
港《明报》记者席扬事件，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被捕事件，赴福建采访军
事演习的两名台湾记者被捕事件，提前两天把江泽民十四大报告的文稿公开提供给
香港记者的新华社记者吴仕琛夫妇双双入狱且吴被判无期徒刑事件，中共外交部新
闻司职员白伟基夫妇被控向外国记者泄密被判重刑事件……等等。据国际保护记者
协会的报告，自1993年迄今，中国大陆监禁的新闻人员人数，始终排名世界第一位
，在二十人以上。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三十周年，对於这个给全中国人民带来无穷苦难的
所谓“革命”，全世界举行了各种讨论，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文章著作。中共当局却
下令大陆报刊杂志一律不许涉足这个领域。个别尚存良知和勇气的刊物──如《东
方》、《焦点》等──因为试图突破禁令而遭到严厉制裁。其中近年代表中国自由
知识份子的《东方》杂志被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而遭到取缔。
目前中国新闻业受到的商业腐蚀
1992年10月，在邓的“南巡讲话”气氛的笼罩下，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从此，中国大陆经过一
起一伏之后，经济发展走向了超越1989年之前的顶峰状态。
邓小平的战略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稳定的同时，为使
人民脱离政治，可以准许其个人自由有所扩大，所以在对政治性新闻严加控制的同
时，对非政治性的新闻网开一面。这也是由於财政困难、政府必须取消对官报补贴
，因而使它们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的结果。在这样一紧一松的两面作用下，中国大
陆新闻业迅速走向非政治化的商业事业。与八十年代的后期相比，九十年代中国新
闻业的政治性减弱了，商业性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
1992年之后商潮冲击，各地出现大办晚报、小报、副刊、周末版、文摘版的现
像；还有生活类报纸、行业报、企业报、文摘报等都有飞速增加；同时各报出现“
扩版热”、“广告热”、“小报热”、“增刊热”；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改革，电
视台涌现大量专栏现像，使得媒体越来越深入到一般中国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中
共传统的一个地方只有一家党报、一个党办电台和电视台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一
种新的新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显然，九十年代的新闻媒体以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方式赢得了一些新的自由。例
如在八十年代，所谓党和社会“阴暗面”暴露的常规仍未完全突破，军队和公、检
、法司法机构的问题属於禁区，绝对禁区。而现在，这些机构的腐败问题则常见诸
报端。这并不是由於当局的开明，而是“阴暗面”之泛滥已引起社会强烈愤怒，不
得不予以暴露以表明当局无意纵容而有心制止。
报刊的商业化，有对於当政者有利的一面。报刊内容的多样化会给人以错觉，
似乎已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侧重消费主义和声色犬马的报导则可使政治上本已冷漠
的读者进一步疏远政治和公众事业。
天安门运动的失败和继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使新闻工作者和全社会一样意气消
沉。然而1989-1990年尚能留在岗位上的编辑、记者，仍有人不改初衷，在恶劣条件
下透过奉命采写的报导的字里行间，向人民透露少许真实信息。然而，1992年邓小
平南巡后全民经商、大发其财的“运动”，和官员大腐败、社会大腐烂以及新闻媒
体的商业化倾向，却使许多新闻工作者抵挡不住诱惑了。
当然，在中共这样一种新闻体制下，由於缺乏记者间的竞争机制，记者收入偏
低以至不能与普通工人相比，没有财力保持职业道德上应有的尊严，同时又难于通
过自己独立、真实及有极高价值的新闻报导确立自己的名声、荣誉、地位和收入；
加上媒体间的相互竞争和监督机制也远未完善，因而虚假不实或毫无新闻价值的报
导并未影响到报纸名声和经济存亡；此外，新闻业的职业道德规范也没有确立，因
此，所谓“有偿新闻”成为这种体制下的一个特殊的头痛问题。
所谓“有偿新闻”，就是新闻记者向某些个人或单位预先索取报酬，作为交换
，该记者撰写报导，赞扬吹捧这些个人或单位的“光辉事迹”；即该个人或单位以
金钱换取名声与地位，而记者则以手中的权力交换金钱；有些人甚至买通记者为自
己树碑立传，扩大影响。还有一种更大规模的是“版面交易”，常常是官方认可或
默许的，是一种集体受贿形式。
另一类“有偿新闻”现像，是表现在媒体广告中。这就成为“无偿广告”。在
这种时候，广告商的利益会与记者的权力产生交换。即，有个别素质不高的记者私
人在得到广告商好处的情况下，把广告写成新闻报导。
据认为，大陆新闻工作者中目前尚能不失敬业精神者，不超过三成，仍有为社
会良知斗争愿望的，不到一成。总之，目前的中国新闻界在政治禁锢下不断萎缩，
同时在商业腐蚀下正在迅速堕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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