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天涯海角,心向大学
──广州知识青年垦荒队员考大学的故事
(巴西)田夫
俗语说:“崖县陵水,有命去无命回。”
我们是广州知识青年垦荒队第一批的一个队伍,1958年3月来到海南岛崖县,
接近天崖海角的地方垦荒。
早在学习班时就有人问:“有大人(陪同)吗?”出发前在市青年文化宫开
会时,市团委书记问大家:“有没有人后悔?”等了三分钟都没有人举手。在未到
达营地之前,还在崖县三亚镇吃饭时,就有人后悔了。认为自己已被改变了身份,
已经不是学生身份,而是农民了。因此,对饭菜不满意亦不敢出声。到达营地几天
就开始陆续有人逃跑了。当年有大批大批退役士兵被派往海南岛种橡胶树,这些曾
被称为肩负“保卫祖国”重任的“钢铁长城”的“最可爱的人”,不但纷纷逃跑(
回乡做农民),还集体游行抗议(遭血腥镇压)。又怎能叫尚需“大人”陪同的大
城市学生安心天崖海角呢?出发前市团委书记的问话,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暴露了中共这个大骗局。出发后他够胆问吗?我们都是“未见庐山真面目”的年
青人啊!
我是广州第六中学高中毕业生。我在垦荒队里有很多好朋友,在这里仅举出
其中两位好朋友。一位是张任成,高中毕业生。他到达营地第二天就同我谈心,他
说:“我全家人都在广州,几个哥哥都在工厂做工,我竟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
与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聪明能干,爱看“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杂志,热爱科学
与工艺。他最初分配到“西瓜组”劳动,后来调到“铁工组”,成立国营农场后任
场部农具厂厂长。另一位是谭惠华,广州执信女子中学高中毕业生。祖籍台山人,
父母在广西工作。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她生得如花如朵,但她不是最喜欢花
朵,而是最喜欢机械。她爱好机械如命。她最初与我一样都是分配到“油棕组”劳
动。垦荒生活既十分陌生,而又十分艰苦。她仍念念不忘她未来学习机械的远大理
想。我为使大家高兴,就朗颂苏联情诗。成立国营农场时,她被调到外单位的崖县
机械厂工作。下面是我们考大学的故事。
1958年碰上“大跃进”。大学招生时,垦荒队故意只逃选初中毕业生,保送
去读大学。这是“大跃进”,能为国家每培养一个大学生节省三年教育经费。高中
毕业生只有眼巴巴的望着。
第二年的1959年,高中毕业生亦不示弱,早就做好了准备上考场。却被刚成
立的国营农场镇压下去了。当时的农场党委书记叫作韦雄敖,是广西籍的外来干部
,部队转业军官,相对于“地方主义”的海南地方干部来说,他是我们垦荒队员心
目中最好的党委书记。说他是最好的党委书记,并非没有根据的。例如有干部反对
他,他就狠狠地把那人大整一顿,指着骂:“你反对我不要紧,我最怕你反党!”
党就是他,他就是党。那人以为这下子可完蛋了,连小小的“乌纱帽”都丢掉了。
可不是那样,批判几天完了反而升职,使人大开眼界。他比毛泽东好得多了!又如
这次镇压高中毕业生,他不是“一手抓”,而是“两手抓”;不是“用一条腿走路
”,而是“用两条腿走路”。首先是打压,大扣“个人主义”帽子,高唱“个人主
义是万恶之源”。然后是拉拢,大送“试用干部”职位。以当试用干部代替读大学
。许多高中毕业生被送到场部或作业区当试用干部,我是场部试用干部之一。
1960年我爸爸从香港来信,叫我请求读大学。我知道韦书记不放我去读大学
,我知道他的心态。我一向都是“驯服工具”,我不识得捞世界的,当然没有聪明
办法。我只会“画饼充饥”,以报考函授大学来迎合韦书记的心意,韦书记也很欢
喜。
我刚报名考函授大学。韦书记突然在一周晚上,召集场部的高中毕业生开报
考大学的总动员会。宣布报考大学是党的号召,是党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
要。鼓励全体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高中毕业生们听了惊慌失措,以为是千载难逢
的好机会。大家磨拳擦掌,决定去搏一搏。当晚许多人都睡不着。这是发生在场部
的事,各作业区仍蒙在鼓中。
次日一早,我们象一窝蜂似的,涌向三亚□的崖县高考招生办公室,声称是
来报名。吓到招生办公室的人目瞪口呆,说:“昨天已经截止报名了,怎么今天才
来报名呢?”我们说明了缘故,他们很同情,限下午三点钟前完成报名。因为他们
要在下午三点钟,打电话到海南地区汇报崖县考区人数。我们雀跃了起来。我们又
涌向崖县人民医院要求体检。医院的人说:“体检可以,但不是照肺。因为X光机坏
了,近期无法修理。”我们听了似被泼了一盆冷水,沉默一片。不能照肺即是不能
完成体检,即是不能报名了。我突然想起,我最近才照肺及体检,虽然体检表已寄
出去了,相信医院还有存底。我要求医院查我的体检存底,查来查去总是找不到,
既找不到体检结果,也打不到照过的X光大片。医院的人还说:“没有事就好了,还
保存它做什么呢。”我连一线希望都没有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议再向招
生办公室求情,大家推荐我去。这时传来左克明的声音:“老田,你嗯住(小心)
搏头(挨整)!”他对着我笑笑的。我觉得逆耳,与我多接近的彭国权劝解了,我
才去了。
不能完成体检,再求情也没有用。但有两个人是可以报名的,那是张任成与
汤渥奇。原来是函授大学寄给我三份体检表,他们各人要去一份。然后他们把体检
结果收藏起来,这时便用上了。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我们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对他们两个能报名的人来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韦书记来说只是稍微
跌破眼镜,险些他全部跌破眼镜了。
我回去了没有事。张任成、汤渥奇考完试之后,天天望送邮包的汽车经过,等候通
知书。终于望到了,张任成考上“广州航海学院”。他情不自禁的高兴,匆匆忙忙
整理行装。汤渥奇落选,当然没有他的事。张任成亦不能走得太快,韦书记还要开
会对他“再教育”。
场部连续三个晚上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张任成。高中毕业生们看着觉得好笑
。最有理论的彭国权都说:“我也有他同样的思想,还说什么呢!”三个晚上,个
个晚上我都只是“看戏”,没有出声。但场部农具厂有的工人很积极“帮助”他。
被揭发出来的缺点、错误越积越多,积成一大堆,总结起来只不过是不安心农场工
作一条。无罪可变有罪,一条罪可附加上无限多条罪。最后,韦书记发话了:“他
这么多缺点、错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把他推出去就算数。我们一定要负责到底
,把他改造好!”
张任成被流放到远离场部十几公里的深山密林里,比农场最远的“水莲池”
作业区还再远几公里,单独一个人在那里砍木,烧炭。他自己割茅草,自己盖个茅
草小屋作为栖身之所。他白天砍木,烧炭。饿了煲饭食。那地方白天会有猴子、熊
或蛇出没。晚上,黄□的叫声,野猪的叫声,以及其他野兽的叫声,近距离的伴随
着他。偶然亦有黎族猎人经过那里,有个猎人送给他一块鹿膏,他得以用来煮菜食
。每过几天他就步行几公里山路,把烧好的木炭背到“水莲池”作业区,顺便从作
业区领些米、蔬菜回他的流放地。我有时亦出差到“水莲池”作业区,他每见到我
总是问:“你有没有听见讲,韦书记放我去读书呢?”我说:“没有。我听见一定
讲给你听。”
张任成被流放了两个多月之后,韦书记果然大发慈悲,放他去读书。他到达
学院时,学期已过了三分之一。令韦书记大跌眼镜的,是学院仍给他插班入读。由
于他的基础好,够聪明,够干劲,很快便赶上学习进度。后来学院改名为“广东交
通学院”。毕业后分配去海口市当汽车站技术员。
另一个幸运儿是谭惠华,当年也考上大学。她考上海南工专,学机械。实现
了她多年来的心愿。这时她是在外单位的崖县机械厂工作。她回农场场部告别时,
快乐极了。她一见到我,就提起过去一起在“油棕组”劳动,以及我朗颂诗。我看
着她快乐的样子,我亦为她开心。我以为她一帆风顺了。
中共一向喜欢“教育”人,崖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还要召开大会,对谭惠华
进行“再教育”。手法都是一样的。同样是被揭发、批判三个晚上,同样是被流放
到十几公里远的深山密林中砍木,烧炭。她是在那里工厂派出的一个烧炭小组里砍
木、烧炭。原来烧炭小组的那几个人全部都是男的,只有她一个是女的。她从来未
受过这样的凌辱,虐待,当然伤心落泪,极度悲痛。她由于受打击太大,伤心过度
,行路时精神恍惚,一不小心跌倒在一块大岩石上面,把上颌整排牙齿都截断了。
工厂的党委书记始终都不肯放她去读书。一个窈窕淑女,死心塌地地跟随共产党走
至了天崖海角,竟落到了如此下场。中共为了它自己的私利,糟蹋祖国的花朵!罪
恶啊!罪恶啊!历史上,中国人民有比中共更残忍、更没有人性的敌人吗?到底谁
是个人主义?谁是万恶之源呢?
中共对知识青年的大骗局,浪费了知识青年大好的青春年华。还导致我去天
崖海角六年之后,不想有命去无命回,学习派往海南岛的、退役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逃跑回乡做农民。在中国大陆的漫长岁月,中共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是搞错了对象(其实中共是想打破台湾同胞的饭碗并加以奴役)。“生活
在水深火热中”的是我,一个曾为中共当过多年“驯服工具”的我以及中国大陆同
胞。我被中共迫到走投无路。最后, 我离开了我祖先代代生息及我早期不愿离开
的中国大陆,奔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西方世界!
中共把它过去的许多罪恶都推给“四人帮”,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四人
帮”的后台老板毛泽东。我永远不忘记1949年见到的一首民谣:“毛泽东,毛泽东
,见你唔死一世穷!”(2001年12月1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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