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的议定书

尘埃落定。在中国入世的喧天锣鼓之后，在铺天盖地的有关世贸组织的书
籍文章的疲劳宣传轰炸之后，安静下来，有心人也许会突然想起：何以中国公民至
今还没有见到中国入世议定书的中文全文本？
其中必定大有奥妙。
通常总是认为，ＷＴＯ是纯粹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但是，如果读过ＷＴ
Ｏ的协议书后就会发现，加入ＷＴＯ实际是一种制度性谈判。具体而言，是申请加
入国在其制度层面做出调整让步，以加入国际统一的制度体系的谈判。它是一种由
自由市场的法治制度统一世界的谈判。因此，它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ＷＴＯ的要
求和制约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是让人民和企业更自由，更民主；让政府干预市
场的权力收缩回去。
但既然是谈判，就总有一个让步多少，以及在哪方面让得多，在哪方面让
得少的问题。北京政府多年来的力量就集中在这一个焦点上。中国加入ＷＴＯ谈判
了十五年，为什么？说到底，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共不想在根本的法律制度上让步
。而努力用加大经济方面的让步来换取法律制度上的较少让步。
入世议定书主要有两部份：规则和准入。
北京在市场准入方面宣传很多，无非是要老百姓有精神准备：要与洋人外
国公司竞争
了。 但在其中的规则方面，则讳莫如深。规则方面，审阅过英文本的人指出了如下
三条： １、国别保障措施，２、反倾销措施，以及３、加入后对中国的特
别审查制度。
在这些方面，为加入ＷＴＯ中国被迫做出的让步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
深，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现代贸易史上都是空前的。
何以做出如此巨大的经济条款方面的让步？为的是政治上不作或少作让步
。简言之，中共是利用经济让步延缓政治生命。 明乎此 ，对以下的消息就不难理
解了。
最近， 龙永图的助手、参与了历时十三年WTO谈判的刘光溪博士说，中国
入世后在文化传媒业开放的口子远较大家想像的要小 。从目前中国作出的在文化领
域开放的承诺看，广播、电视业至今尚未涉及，国家仍将严格控制；出版业也未有
实质性开放举措；开放力度最大的是音像制品和电影方面。音像制品的分销方面，
在不损害中国审查音像制品权力的情况下，中国入世后允许外国的服务业提供者与
中方的夥伴设立合资或合作企业。但是，音像制品的制作并没有放开。刘光溪强调
，与音像制品不同的是，电影的合资制作和合资分销的政策口子都没有放开，即不
允许建立外资的电影制作和销售企业。
    他把主张入世后中国的文化产业要走向完全的市场化称为误区之一，表明北京
仍将牢牢看守住它的这根“命根子”──意识形态。
由于中国的决策没有经过广泛的国内辩论，因此中国的国家利益，即中国
民众的根本利益在一纸条文中，就被悄悄出卖了。
不过，从长远看，从根本上着眼，北京此举仍是徒劳的。你既然进入了国
际统一的制度体系，有些事 就由不得你了。你 想改得改，不想改也得改。中国政
府将迫不得已采用国际行为规范来修正自己的法律。中国人民争自身权益和自由的
方式会更多，更快，更好。目前中共也迫不得已要对法律进行大幅修改，并不是因
为自身的醒悟，而是中国加入ＷＴＯ被逼迫的结果，很多要求在ＷＴＯ里早已有明
确规定好了。 ＷＴＯ的基本原则是公平，自由，透明。这样的标准最终必然要迫使
中共更改宪法，将暗箱作业改为公开。WTO要求时间性，这样，中共就没有办法采用
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布法律，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治理国家了。而ＷＴＯ另一个
原则是保护私人财产，这样，中共就要修改宪法。你不可能一方面承认私有财产权
的神圣性，又在宪法上坚持共产主义。毫无疑问，这种荒唐剧已经演不了多久了。
让我们屏足耐心，拭目以待。
 
北京的对台哑剧 
             
在政治上，北京最大的盲点是什么？无疑，是台湾。在某些问题上表现还
算精明的中南海衮衮诸公，一遇到判断台湾情势，十次有十次要失败，每每弄得不
尴不尬，里外不是人。 1996年的飞弹攻势替李登辉选战加油，2000年言词
恫吓给陈水扁登基送礼，那些陈年老账就不去说它了。多次受窘吃亏后，这次台湾
立法院以及部份县市长选举，北京似乎终于学乖巧了，默不作声，装出事不关己，
作壁上观的架式，实则仍架设起望远镜与显微镜心急火燎地等待着选举结果，以看
阿扁笑话。内心自言自语：“我才不会像过去那样傻，去用恐吓来帮你助选了，台
湾经济如此大幅滑落，你阿扁有何招数？不大出洋相才怪。”中共厦门大学台湾研
究所所长范希周甚至早就预测民进党会赢得七十五个议席，国民党赢得八十五个议
席。
选举结果，五雷轰顶！民进党八十七席，国民党仅得六十五席，民进党成
了立法院最大党。居然又是北京出了洋相！
大陆的范希周们不得不再次说：“这出乎意料。” 
何以至此？其关键在于，由于内心的强烈焦虑和一厢情愿，自觉不自觉地
，北京总是把自己的愿望当作现实，或者用愿望和想象去扭曲现实。“戴上赤色镜
”，自然就“山河一片红”了。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台湾人诚然担忧经济下滑，
但他们更恐惧的，是共产中国的统治，是丧失自己自主的地位，丧失自己整体的政
治经济生活方式。因此，能上大陆去赚钱，他们自然乐此不彼；但北京不要误读了
台湾的所谓“上海热”`“xx热”……，那绝不表明他们认同中共的统治，在商言商
，赚钱而已。他们把政治与经济是分得清清楚楚的。这次选举结果就是明证。
目前，两岸关系的球又踢回了北京一边，且看中南海的“肉食者”们如何
动作？他们仍会坚持不与陈水扁台湾当局打交道的政策吗？仍然热情洋溢地频频邀
请诸如冯沪祥（此次落选）之类不具民意基础的人往访北京，代表台湾民意说话，
并向台湾人传达北京圣旨吗？从目前北京的反应看，他们似乎一仍其旧，认为自己
“稳坐钓鱼台”，仍然操有绝对的主动权。诚然，由于陈水扁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必须加强与大陆的经济关系以协助台湾摆脱三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这只
是事情的一面。但在另一面，经选举，现在台湾的行政当局与立法院都由民进党主
导了，拒绝同台湾当局打交道，也就是拒绝台湾民意，也就是若干年内，全面拒绝
同台湾对话。北京当局担负得起这一历史罪责吗？目前正是一个历史机会，选举给
了双方以台阶和面子。真有智慧的政治家，会在自身态势较优时，主动放低姿态，
去达成妥协，也只有在此时刻，才容易达成谅解。不抓住这一历史契机相互妥协，
历史是会记住是谁欠了这笔帐的。
此外，笔者还想奉劝北京某些高官和媒体，不要再给像马英九先生这样前
途无量的政治人物大吹法螺了。这些愚蠢的政治吹捧和表态，“看似爱之，实则害
之。”本来马英九先生极孚众望，很有可能在台湾政坛上扮演一个枢纽性的角色。
但北京的选票毒酒一灌，谁还敢再接近小马哥？众所周知，在台湾的政坛上，北京
之吻，就是“死亡之吻”。

大陆地下教会浮出水面？

据《美国之音》报导，美国基督教联盟主席罗伯逊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访
问北京时，受到中国总理朱熔基接见。朱熔基在会面中承诺，中央部门将允许地下
教会向国家宗教事务局注册，各地下教会不用加入国家支持的天主教爱国会，也能
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如果朱熔基的承诺属实，这将是五十余年来效忠梵蒂冈的中国
地下教会首次获准公开活动
自1949年以来，中共控制宗教的“三自爱国会”：即宗教自立、自养、自
传，总的意图是在管理上、在财政上和在传教传道事务上，切断中国的信徒与外部
世界的联系。但是这种“自主”完全是虚伪的。它不能对政权“独立自主”。中国
公民除了参加当局规定的八个官办的三自爱国宗教组织外，其余皆属非法。就是说
，宗教事务完全被政权管起来了。这其实是对现代“政教分离”原则 (上帝的归上
帝，凯撒的归凯撒) 的反动和倒退。如1981年北京认为教皇任命曾被中共监禁22年
之久的邓以明为广东省大主教是“无视中国天主教主权”，就是明显地把政治上的
“主权”概念强加于宗教事务的典型事例。
大陆的地下教会若获得合法身份，自是一项重大进展。当然，朱熔基尚未
言明新规定何时实施。而北京一名国家宗教事务局官员接受记者查询时表示，从未
得悉当局将草拟类似法规。凡此种种迹象表明，地下教会的合法化恐怕还有一段路
要走。
据天主教组织去年的统计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共有一千二百万名天主教徒
，官方组织的爱国教会有逾六千名神职人员，而备受官方打击的地下教会也有四十
二名主教和近二千名神职人员，而这还是并不完备的统计。中国大陆的地下教会的
力量如此强盛，且坚忍不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这应当是促使北京改弦
易张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点，则与梵蒂冈有关。1949年以来，北京从未与梵蒂冈有邦交关系
。自邓主政后，双方都有了建立外交关系的需求，在北京，是希望借此进一步孤立
台湾，另外，也可加强与广大的信奉天主教国家的关系。在梵蒂冈，则是强烈的使
命感：使中国大陆的十几亿灵魂获得上帝的恩典和救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前不久
就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一事，以及这次北京对地下天主教会的
宽松政策，就是这一互动过程中的两环。
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来的“精神真空”即“信仰危机”，构成了天主教，基
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些准宗教（如，法轮功，中功等）兴起的重要精
神土壤。在那片广袤土地上，处处是饥渴的灵魂在等待属灵的救赎。其中，对于中
国人强有力的影响者和竞争者，有广义的基督教（新教，旧教，佛教以及本土化的
法轮功中功等）。值此中国大陆正式进入ＷＴＯ之际，作为全球性的主导性文明，
基督教文化受到北京的善待和宽容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值得我们观察的是，北京
是否以此表明它采取对所谓正统宗教和“邪教”的区别对待的政策，并进而作为放
手镇压法轮功的理据和前奏，还是真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
取向。北京实际上将作何抉择，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