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二字为古今中外的各色政客所衷爱，也是各种政治理论中说不完
的话题。孟轲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民第一
，领袖第二，国家第三。在历史上，这种说法颇为国人称道，既受民欢迎，也受君
欢迎，皆大欢喜。民高兴是因为这种话听着耳顺，社会地位越不高的人越喜欢被称
为“贵”，就象越缺少智慧的人越喜欢听别人表扬聪明；君高兴则是属於偷着乐，
因为就凭一句话就把孰贵孰轻的大是大非颠倒过来，这等智慧好生了得。只是这么
句空话喊了两千多年，该贵的却从未贵过，该轻的也从未轻过，反倒是不该贵的越
来越贵，不该轻的越来越轻。
    毛太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的国叫“人民共和国”，他的政府叫
“人民政府”，他的官员是“人民公仆”，要“为人民服务”。不知不觉间，“人
民”成了随手贴的标签。一个人如果不是太倒霉，爹妈有幸不属於人民的敌人中的
某一类，那么他一生下来就属於人民群众，自此就与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校里
的教书匠叫人民教师，长大了挣的钱叫人民币，如果花不完可以存到人民银行，得
了病去人民医院，犯了法让人民警察捕获，人民警察玩不转了还有人民军队；如果
立了功，活着可以做人民代表，死了则成为人民英雄。因为君不再叫君了，时髦的
称呼叫“领袖”，所以不好再讲“民贵君轻”的老话，又不能改成“人民第一，领
袖第二”。索性把“君”去掉，改成“人民当家作主”，除了人民之外，其他都看
不到了，还谈什么孰贵孰轻，谁第一谁第二，人民就是绝对的第一。但“人民”并
不知道自己如何当家作主，也就不知道自己贵在哪里，第一在哪里。到头来，家反
倒让人家当了，主反倒让人家做了，头上顶着“暴民”的黑锅，却还洋洋自得。
    邓二世改制，人民的招牌照挂，只不过他曾被“人民”几番打倒，尝过暴
民的蛮力，不免心有余悸。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其实最不相信中国人民。谁
会相信那群几年前还高叫着打倒自己，且永不让翻身的盲众呢？只要他们过上几天
象样的日子，就不会整天嚷嚷着要打倒谁了。只是二世跟头翻了不少，却到死也没
有跳出太祖的掌心。民无民权，依然如故。好在不管白猫黄猫，总算能捉住几只老
鼠；人民群众苦干加乱干，开始由饱暖阶段进入思淫欲阶段。一旦告别了革命，暴
民政治便再难成气候，乌合之众变成了一盘散沙。“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照喊，
只是照样有人当人民的家，做人民的主。等轮到江核心头上，则是不管聋猫瞎猫，
碰上死老鼠就是好猫。但位子可以传，头脑却传不了。邓二世一去，转眼间，白猫
黄毛都成了一群只知吃喝吹牛沾便宜的谗猫。眼看家也当不好了，主也做不稳了，
只好猫学犬吠，做张牙舞爪状，让“人民”看看到底是马王爷在当他们的家，做他
们的主。
    当年孟轲讲“民贵君轻”，虽流於空谈，却不失为一种充满道德勇气的创
造；到了二十世纪後半叶还讲“人民当家作主”，则完全是重复一句大而无当的空
话，因为世上根本不存在没有利益冲突的“人民”这样一个群体。只要有不同的群
体，就有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君不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领导”，就把农民阶
级打入十八层地狱，至今不得翻身。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既不可避免，近代西方人就
想出以权利为中介来做调节，以不至发生流血。而权利必须具体到个人，才有实质
意义，因为某种权利若不体现在个人，则完全空洞无物，徒有其名，实际上等於不
存在这种权利。况且，只有先清楚地界定个人权利，才能进一步界定个人与群体的
权利，以及群体间的权利。近人严复把穆勒的名著《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
，可谓抓住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实义。毛太祖当年所批判的那种自由主义与政治学中
的这种自由主义根本不搭界。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政治学的祖师爷，他曾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指的就是
那种既无民权又不争民权，甘心受主人支配的人。中国圣人的头脑中多的是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无论如何反求诸己，还是生不出权利观念。两千年间，国人在这方面
没有多少长进。如果不是西学东渐，我等至今仍不知民权为何物。而没有民权，民
就什么也算不上，只是一群供主人驱使的乌合之众，不是暴民，就是一盘散沙。何
谈什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刺激－反应式的爱恨冲动而已。一百年以前，孙文闹
革命的时候，就知道民族、民权和民生不可分的道理，今天的“爱国”反美志士却
在这个问题上重又犯糊涂，是不求进步反求倒退，还是把倒退当成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