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支持申奥？答案其实可以很简单：因为我热爱中国，渴望中国富强
、文明、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因为民主不能是孤家寡人的事业，要推动中国的民
主化，不能不和大多数爱中国的中国人站在一起。但是，鉴于海外提出了那么多看
似有理的反对意见，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一. 中国VS.中共

      首先得申明：我爱中国，不爱中共（但我也不主张与中共为敌），中国和中
共是有关联但绝不等同的两码事。把党、国混为一谈，源于列宁虚构的那个君权神
授论的现代版：有一个代表历史规律和人民利益的先进阶级－→工人阶级－工人阶
级只能以先锋队共产党作它的代表，并从外边给它灌输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共
产党要按严格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组织起来－→所以，党的领袖
就是人民利益的天然的、永恒的最高代表。这一种厚颜无耻的强盗逻辑每个推理环
节皆错，它不折不扣是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理论核心，却至今仍然是中共的基本信
条，每日每时在其宣传工具上轰响着。谎言重复一万次，渗透中国人的下意识，就
成为他们不由自主的思维逻辑，把爱党和爱国当成了一回事。
      事实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当然不是重合的，一党专制就不符合人民的
利益；但是，另一个极端“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冲突的”也同样不正确；
如果世事果真就这样黑白判然，也就无须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了。政治的智慧就在
于，如何恰如其分地区分这当中的差别和关联。
      我得承认，在办奥运这个问题上，上述区别并不容易。但无论你如何强调办
奥运符合中共的利益，也无法得出结论说，它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的；也不大可能
拿出数据，准确区分这两者之间孰重孰轻。很不幸，我们恐怕只能靠某种整体的洞
察力或直觉。我只能说：直觉告诉我，办奥运将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内政的关注、
影响和监督，将迫使中共更多地接受世界文明主流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而不是相
反。鉴于中国二十余年来的进步主要源于对外即对国际主流社会开放，凡是能够扩
展这一开放度的，大体上就是好的。
      一党专政的最大弊端，就是执政党的权力不受制度化的强有力监督和约束。
对外开放的好处之一，就是使中共愈来愈深地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和约束。持不同
政见者的批评也是约束之一，但如果没有对外开放，持不同政见者立即就会全部消
失在死刑、监狱和劳改营之中，就象今天的北朝鲜，毛时代的中国那样。
      或许，办奥运有利于共产党的统治。然而，什么样的统治？是日渐松动、温
和、文明化的统治，还是相反？说办奥运将使中共的统治走向严酷、野蛮和极端主
义，这不大象是实情。
      凡是能使中共脸上增光的事，就是坏事，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其实还是敌
我二分：中共是万恶之源，不推翻它中国就不能进步。──这一套革命万能论，恕
我不敢苟同。
    
二. 邓小平VS.毛泽东

      中共并不是铁板一块，邓小平与毛泽东差别很大。要知道两者的差别有多大
， 不需要大智慧，读一读邓力群等极左派对邓小平的指控就够了。由于“六.四”
的血腥镇压，民运人士不愿承认邓小平的贡献和江泽民“七.一”讲话的进步意义，
道义热情固然无可非议，但意气用事、以偏概全毕竟有失偏颇。“七.一”讲话离赫
鲁晓夫主义也许只差半步了，而赫鲁晓夫正是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中间站！难
道非搞革命，搞到流血漂杵才算好？
      革命是麻醉中国知识分子（和游民群体）的精神鸦片。
      革命易，改革难，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有很好的解说。
改革派常犯的一个大错，是高估自己的本事，低估保守派的力量，“六.四”失败的
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革命乐观主义”，或者说，用革命
的方式搞改革的急躁冒进主义；知进不知退，进退失据，孤立自己，壮大敌手，和
当年的康、梁、谭嗣同犯同样的错误。邓力群等十七人的万言书在中共体制内外引
起了一片哗然，它告诉人们，在中国，革命神圣、极左有理的土壤之肥沃，自由民
主、渐进改良的养份之匮乏，远远超出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想象。极左不是“一小
撮”的问题，它在广大失意人群，在改革中受益不多的人群中有极为广阔的市场，
不要以为，他们反对执政的中共，就一定是民主派的盟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改革要成功，一定要有一种遍及社会各界的“适可而止”的分寸感，明白“过犹不
及”的道理。邓小平在“六.四”中的决策，不啻为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但是
，这不是出于他个人的邪念，那是种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也包括近百
年来革命神圣、革命万能的政治文化对冲突各方的深刻影响在内。
      “一个因‘原则’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分裂的国家，其中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是
清白无辜的，而别人是漆黑一团的，这个国家将无法治理。”（李普曼）──
      可怕的是，这类黑白二分的幼稚逻辑在今日中国仍然大有市场。这才是真正
的“现代化陷阱”。
      有人把今天的中共与三十年代的纳粹相提并论，反对中国办奥运。我认为，
这比拟不当。
      出于政治理论研究的需要，把列宁主义与纳粹主义归为一类，即“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应当说很有解释力。但是，同一类型的个体间不是没有“
种差”的；简单说，纳粹是倒退的部落主义、种族主义，而列宁主义是理想主义、
未来主义，是主张天下大同的，这个差别并非无关紧要。
      更不必说，邓小平的共产党，哪里还能算作共产党──不管从好的，或坏的
方面说。
      而且，当年的纳粹第一，其极权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第二，其军事实力居
全球首位；第三，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是其不可动摇的首要目标；第四，世界大势
与今天大为不同──当年没有核武器，没有全球化，没有联合国和今天的国际道义
准则，自由民主受到极左-极右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等等。今天的中共，几乎
与之处处相反：军费不到美国的一个零头，军事技术水平比西方落后不止一代，争
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至少今天还是其首要的对外政策目标，世界大势逼迫着中共不得
不一步步融入国际文明主流.......当然，如果民主化长期没有进展，不是说不存在
中共走上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新法西斯道路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看来不是
很大。

三. 民意VS.政治正确

      如何做到既顺应民意，又引导民意，这是每一个政治家必定要面对的巨大挑
战。“人民（实际上只能是某一表决多数）的意愿天然合理”，这种卢梭式的人民
崇拜是极权民主、多数暴政的信条，是自由主义民主必须坚决拒绝的。但是，如果
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人民大众是愚昧无知、受骗盲从、只图眼前利益的，因此一
小批精英可以把自认为正确的决定强加给人民，那就不折不扣成了专制独裁，列宁
就是这么干的。
      海外民运在“六.四”刚刚过去的一、两年内，曾经犯过盲目乐观的错误，以
为中共行将崩溃，现在有些人却是跳到另一个极端，极度悲观失望，把中国人──
无份内外：政府官员、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工人农民、海外华
人──统统骂得一钱不值，似乎比毛泽东时代还要不堪，彻底没有希望。这背后隐
藏着一个“唯我独尊”的赤裸裸的精英孤立主义，自封为真理正义在握的裁判官，
似乎99%以上的中国人都可以被裁决为毫无希望。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何苦费力
去争取根本无望的民主呢？
      海外的朋友们恐怕不太能了解，象误炸使馆这样根本不该发生的愚蠢错误，
给国内亲西方的民主派带来了多大的困扰.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一下子沉下
去了，我知道这件事糟糕透顶---尤其是对中国的民主事业而言。中国政府固然是有
意识地利用了这一事件，但毕竟，这是在中国人民族自尊的敏感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某些中国人对“九一一”事件的幸灾乐祸反应，与此（以及撞机事件）有极为密
切的关联。
      民主就是民意之治，这话当然一点不错；但是，真正困难的问题却是，我们
怎样知道民意是什么:人民现在究竟想要什么东西？以及，更困难的是，人民将来又
会想要什么东西？十几亿人，人各有志，永远不会想要同一样东西；哪怕就是同一
个人，也不会永远想要同一样东西。民主理论最困难的核心问题，毋宁说就是：政
治决策怎样才能顺应真正的民意。学者们发明了许多了解民意的技术手段，如民意
测验，但它至多只能知道在某一个很局限的具体问题上，各种人意愿的分布情况；
象“什么是民主？”“民主化道路应当怎样走？”这种问题，民意测验半点用处也
没有。
      让我常常不免灰心的是，许多民运人士甚至不理解或者常常忘记了，个别案
例只有放在系统理论的某个合适位置上，才有它的有限价值；能给我们一定意义上
的理论指导的，是统计规律──在科学抽样基础上做调查统计后得出的结论；而且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种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也只是相对的，有限的。但不管怎样
，我们至少要尽可能用统计数据来说话。
      我亲自质询过盖洛普在中国的代表，得知他们的调查数据──超过94%以上的
中国受访者支持申奥──是在中国14个城市作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有相当科学
性和可信度的；至少，比迄今所见的其它论辩都更有可信性。这就是我支持申奥的
主要理由。不站在这94%的人一边，却偏要站在其余6%的人一边，其中的理由何在，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有几种说法，不妨顺便一提：
      申奥成功将使中共更加肆无忌惮──上面已经讲过，由于缺乏民主制度的约
束，对中共滥用权力的制约主要靠:与国际规则逐步接轨；体制内、外民主意识的逐
渐扩散；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等等。申奥成功，国际社会的监督只会加强，国际
主流文明的影响只会加速扩散，而各种批评意见（包括反对中国办奥运的意见）在
这样一种注意力被聚焦的情境中只会使中共更谨慎小心，而不是相反。反过来，如
果申奥失败，中共会更不肆无忌惮吗？我看不会。
      办奥运是浪费民脂民膏，而且为贪官大开方便之门──办奥运所费不赀，这
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想想中共搞五十年国庆的惊人浪费，就不免让人心生联想。
但是，两者差别还是很大：国庆阅兵毫无建设性，办奥运的投资却是多数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没有人敢说阅兵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办奥运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大约每
年0.3个百分点；阅兵没有半点国际监督，办奥运是在严密的国际监督之下。至于贪
污，试问如果不办奥运，这两千多亿用在别处，贪污会更少吗？我想应当是相反；
在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下，贪污应当更少，而不是更多。况且，总不能说，因为有
贪污，就不要建设了，等贪污搞乾净再建设。    
      办奥运会让北京到处堵车，堵上八年；建筑扬尘，让空气更坏；......等等
等等。这些就不必争论了；没有一件好事会不付代价，所谓“决策”无非是两害相
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要想不堵车、不扬尘、不......那就索性不要建设好
了。
      我一向主张建设性的可操作的批评，而不是敌我二分的，或高调理想主义的
批评。我主张，批评第一要出于善意，是希望被批评者好起来，而不是快快死掉；
第二不仅要指出错误，还要有可操作的替代办法──你说这个不好，那么什么才好
？我以为，对中共也应当是这个态度。

四. 屁股VS.脑袋

      自由民主之所以值得追求，说到底是因为它符合人民的利益。然而有不少人
误以为，民主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竞争一块利益大饼。正相反：这不是民主，是民主
的歧途。民主的政治领袖应当高瞻远瞩，有能力根据人民长远的整体利益来协调和
平衡各种短期的局部利益。因此，他们既要洞察隐微，把握各利益群体当下的利益
要求，又要能相对超脱，理性、稳妥、客观、公正地引导这些利益要求，时时把握
好分寸和平衡。这当然是一种近乎理想化的高标准，任何人难以完全做到，因为，
常情是“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某条板凳上，你的脑袋就要受它的影响；只不过
，民主制度的功用正在于，把这个近乎理想的高标准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
于政治家头上，让他们不敢或忘。
      我深知，美国是个太诱人的国度，坐在美国这条板凳上，要想不受它的影响
几乎不可能。马克·吐温曾说，小时侯父亲是他崇拜的偶像，老头子的每句话在他
看来都是对的；长到十几岁，偶像破碎，他觉得老头子处处不对劲；四十岁以后，
回过头一想，老头子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这也许正是不少中国移民对美国观感变
化的三段论：初到美国，和中国比较，美国不啻天堂；时间稍长，面临种种生存竞
争，开始逆反；再后来，适应了美国的环境，美国又变得可爱起来，而且越来越可
爱，而中国，自然是越来越丑陋。这种不利于中国的比较，也许让有些人对中国越
来越冷淡与不屑，对于我，却是使我愈被刺痛，越增强我一定要变革中国的决心。
在我看来，我的态度似乎更可取一点.
      问题也许正在于此:不是美国不好，正相反，美国太好了，好到这个地球上容
不下两个美国。中国不是美国，而且永远变不成美国──上帝不许，上帝没有给地
球预备那么多的自然资源。光是把美国的民主自由每天念上一千遍，也解决不了任
何问题，世事比这复杂艰难得太多。除了美国的好，美国的民主自由，我们还得考
虑其它多得多的东西；至少，我们得了解：美国不是铁板一块，上中下，左中右，
内与外，必须细分，然后分别评价；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与美国国内政治的
自由民主原则并不是重合的同一回事；美国不等于西方，欧洲与美国差别很大；不
能仅仅用美国和中国比，还得考虑中国的历史，拿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必须科学
、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国可以从美国学习什么，学不到或不应当学什么；......
等等等等。这些要求都很难做到，但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不是
自以为拿上一面自由民主的大旗，在半空中拼命挥舞，就万事大吉了。面对这些问
题，要取得一些起码的成绩，必须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比如说，读
书、回国。外科医生切盲肠，还要苦读八年以上，实习若干年，搞民主却可以不要
任何资格，这种事情真可说是荒谬绝伦。──重申一遍：我无意贬低任何人，我想
说的仅仅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每个人都有其信息的不完全性：在我，
我要警惕不要被中共的片面宣传所误导；海外诸君却正相反，不要被美国共和党某
些右翼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狂热所支配。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的，是超脱于这种种片
面性之上的，真正冷静、客观、公正的判断。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持中，而不是走极
端。□
    (2001.11.17.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