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向普通读者说"三农" 
 去冬以来，报刊网站上常读到三农问题的文章，友人周剑岐与我多次谈及此一话题。我因有过农村落户经验，提及三农，有感于心而一时难以诉诸口者甚多，踌躇旬月，欲言又止者再三焉。周君因促我全面研读相关文字，写一篇面向普通读者的文章。周君持论冷峻，深思明辨，常发人之所未发，交谈中使我获益尤深。此文之写成，实我与周君学问砥砺，思想互动之成果也。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国内外朋友每听我提及"三农"一词，多有不知我所云的反应，故不避繁冗浅露，在以下的讨论中，就先从该词的提出谈起。
 
一、从官语到热门话题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一词本为中共官方用语，常见于各级政府的文件，也常传于干部们人云亦云之口。像很多行政套语一样，其作用不过给相关的政策法令干巴巴贴上个归类的标签而已。长期以来，这标签一直都向下面和外界显示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以及党的农村工作中不可否认的重大成就。当然，所有这些表面文章的效果早已是党和政府很久以前良好的自我感觉。近些年来，风衰俗怨，三农方面出了成堆的问题，且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上访的成群结队，暴力抗议


事件接二连三，官员们实在担心乱了求稳定的大局，这才从他们口中不安地冒出了三农问题之说，而随后，报刊网站上就出现了日趋激烈的相关论坛。 
 "三农"这一标签于是从过去的封条式官语变成了今日公众群策群论的话题。其中有激起社会公愤的记者报导，有触目惊心的实地调查，还有个别普通农民网上跟贴上去的怨诉，更有乡镇干部站出来为民请命的呼喊...所有的事实都让听惯了官方套语的公众感到失望和吃惊，原来这个靠农民运动起家，且自称是为贫苦农民谋福利的执政党一直都在坑害农民，原来立法中声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打一开始就把农民压在最底
层！那幺农民到底是怎样失去了原先属于他们的土地的？为什幺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村居民一直要受户口隔离制度的管制？政府既然明知农民的收入微薄之极，何以至今仍未对他们减免高
额的税费征收？农民都被剥夺了哪些社会保障？而同时他们又遭受了哪些严苛的行政束缚？在网上的中国农奴控诉论坛中，诸如此类的问题真是
多得在此不胜枚举，你若拉出其中的任何一个事例叫那些还记得土改中诉苦大会情景的人看一眼，其悲惨的情节都足以使他们生出时间倒流的感觉来。当年曾以自家成分为荣的贫下中农们恐怕一时还难以想通，这改革开放的好年头何以无端罩上了如此浓重的旧社会阴影？受过党的阶级教育的几代人自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熟知的社会不平现象，特别是读了乡党委书记李昌平那本名

叫《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书，读到书中村民弃田成群外流和留在村里的老人都说这世道再没有什幺活头的叙述，义愤填膺者想必都由不得要慨叹
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句老话了。

寻找深远的祸根

中国农村到底都出了什幺问题？有人把种种不良现象简单地归罪于腐败--由官员的腐败到制度的腐败。有人则认为中央的政策倒不错，错的是下边的干部没能贯彻好。或期待臃肿的县乡级机构主动裁员，或面对联产承包制的困境怀念起集体耕作的好处。三农问题形同一团乱麻，只是就事论事地评说是非，很难把问题全部说清楚，


因为并非实行了土地承包政策以后才出了这三农
问题。手头有一本199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所出的新书，题为《毛泽东农民观透视》。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时至今日，该书从头到尾仍对毛在农村工作方面的种种言论和作为满口的赞赏。显然，按照官方的论调，包括很多普通中国人模糊的认识，像土改和合作化那样的运动似乎仍然属于伟大的革命实验，即使其执行过程中有所偏差，也都已划入保险柜似的括号，可以封起来存而不论了。但也有众多的论着突破了这样的设限，如白沙洲散见于网上和报刊上的系列文章所作的历史性揭示，曹锦清等人在他们合着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详实的记录中所指点出来的清晰脉络，全都让我们看到，今日
的三农问题不只是孤立地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而是历次运动和共产党整个农村工作留下的后遗症，甚至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激进的土地改革思潮闹腾出来的总报应。应该把它置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史的背景中，特别是中共创立至今各阶段农村工作路线的参照中作一认真的梳理和检讨。本文的探源就是尝试追寻那被掩埋的踪迹，触摸其祸根，揭示其症结，为澄清当前三农问题的前因后果勾画出一个可供参照的历史坐标来。

二、阶级斗争论的历史谬说

 农民靠土地务农，农业需通过合理而有利的使用土地以求得发展，因此土地是一切的基础，要谈论三农问题，首先得从土地制度谈起。
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向来偏重阶级斗争史观的建构，在关于历代土地问题的叙述上多强调兼并土地的大地主与广大农民之间的敌对和矛盾。历史课堂上灌输给学生的往往是这样一幅图景：每到了王朝的末年，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便逼得广大农民造起了反。一场农民起义战争过去后，很多地主在战乱中灭亡，其产业遭到破坏，遂留下大量可供分配的空地。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吸取前朝的教训，一开始总要向农民实行让步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社会经济从而得到发展。但因为封建王朝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承平日久，地主的兼并势必又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随之增多，于是再起战乱。剥削造成了贫穷，穷极导致造反，历史便在这一贫困经济的怪圈内恶性循环，只有农民战争将社会向前缓慢地推动。这大约就是非专业的普通历史课堂上灌输给学生的历史概况，至少我这一代人小时候学的都是这一套。它无非要让我们记住这几条：其一，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其二，消灭地主是解决冲突和消除剥削压迫唯一有效的办法。其三，实现均田是劳动人民的社会理想，也是全体农民脱贫致富的基础。
这种迎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历史观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真实。纵观中国历代各朝，出于充实赋税和稳定社会的考虑，对豪强的兼并土地，朝廷均持限制和阻止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朝廷与大地主的利害冲突其实更甚于千万个小农户。土地兼并的实质是，国家实行了累退税制，官员又有免税的特权，小户贫者耕地无利可图，因负担不起才弃田逃入大户富室以求荫庇，从而摆脱官府的赋税。国家因此流失了大量提供赋税的人丁，自然国家在政策上要反对兼并。至于均田制，也并非后来的土地平分论者设想的那幺理想。其实历史上曾实行过的均田制乃是大乱后土地荒芜，人丁锐减的情况下，朝廷强迫推行的一种经济恢复政策。与其说那是朝廷对人民的恩赐，不如说是国家为生息人口而派给受田者的负担，因为其论口授田的分配方案完全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有趣的是，这一束缚耕者为国家种地的办法正与今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形成了前呼后应的对比，制度的戏仿不能不令人遐思中共改革中的历史返祖现象。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不再受还的私田逐渐增多，必须受还的公地相应减少，多次划分后，耕地日益变成分散的小块，私有土地随之扩大起来，均田制终趋于破坏。不管怎幺说，国家的需要始终是个无底洞，官府无尽的诛求必导致生产的破坏，结果又是逼得贫困户投靠了大户。个人或群体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往往就是这样地做出被动的选择，国家财政的过量汲取无形中竟促成了国家本不希望发生的情况。

租佃制及中国农业的困境

但总的来说，唐宋以降，大地主的土地拥有量一直都在下降，无地农户也随之同步减少，据各方面的统计，截止二十世纪初，全国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农田都由业主自耕。可见农业的严重问题主要不在于地权的高度集中，而在于地少人多，资源匮乏，特别是小农户众多，土地在细密的耕作过程中被分得七零八碎，致使亩产量无法大幅度提高。据赵冈等人的研究，规模经营的庄园农业自宋以后即无利可图，地主因此转而出租土地给佃农耕种。不惟无地者租佃，少地者或虽有地却家中富于劳力者也需求租佃。农村的剩余劳力太多，租佃者宁愿交纳重租也不放弃多种庄稼多收获的机会。五四以来的革命话语始终强调租佃制的剥削因素，包括我个人在内，几乎所有按照教科书的灌输来想象历史的人，可以说对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全都铭心刻骨而又深恶痛绝。我们的历史意识本能地仇视富人，谈起了旧时代农民的贫困，大都会不假思索地把它归罪于地主
剥削的结果。但如果我们能搁置成见，屏弃熏染已久的义愤，去实际地考察历代的土地制度，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整个社会无法给剩余劳力提供出路的情况下，正由于租佃制给需要租地的农户制造了耕田而食的机会，因而才逐渐发展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生产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初步总结说，中国历代土地制度的变化均因经济因素的影响自然而发生，并非人为的政治制度硬行设计的结果。其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始终都是最主要的动力。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中，用垦荒和提高亩产量的方式发展农业都极有限度，且受到技术、资金的极大限制。除非降低人口出生率，或把过剩的劳力全转入非农业生产，均田或抑制兼并的措施都不足以彻底解决缺少耕地的严重问题。而要把过剩的劳力转入非农业生产，只有发展了工商经济，使地主士绅有条件集中土地投资工商业，建立城乡经济的交流，才可能逐步实现。可惜历朝政府多重农抑商，视经商为末，以"末"而致富者尚多有广治田产以"本"守之的现象，不要说地主把地产转换成商业投资者缺乏条件，就连有限的工商利润都常常变成地产凝冻在乡下，为租佃制的扩展增强了惯性。我们常说的落后的小农经营便由此长期凝滞下来，形成了前现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瓶颈。这也与国家的鼓励有关，国家只知道用"轻赋薄徭"的政策抓住广大的农户以扩大赋税的征收面，无形中促成了人口的增多和耕地的分散。但脆弱的小农经济绝不可能满足朝廷不断增加的财政需求，而政府又无法通过发展工商业开通财源，结果随着农户负担不断增加，一碰到大范围的天灾人祸，或外患频仍，便加剧农村经济的崩溃，最后酿成大规模的动乱。民普遍穷，国也富不起来，种种社会问题相滋长，使地少人多的固有矛盾更加恶化，这就是进入民国后，中国社会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农村问题。因此我们在谈论中共的农民运动及其土地革命之前，必须确定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出发点，那就是：生产力的落后既不该简单地归罪于地主的剥削，穷人的脱贫更不应该靠破坏生产的打劫富人以得到暂时的缓解。想当初那幺多志在救亡的读书人都喜欢谈论如何向列强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却很少见有人留心研究人家如何走向富强的经历。因此中国革命的根本不幸在于，革命者并没有弄清中国贫弱的真正原因，就在二十世纪初那个历史全面失序的错乱年代，无端煽动起农村中部分仇视富人的贫困户拿地主士绅开了刀。

三、孙中山的土改构想

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和他的国民党人还抽不出手来全盘考虑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细节问题。国民政府固然建立了，但到手的政权差不多是个空架子，财政收入没有着落，军队尚待组建，面对列强和军阀割据的干扰，国民党只有向可能得到支持的方面靠拢，借助国际和国内可与合作的力量以求自身的发展，由此孙中山才提出了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联俄的实质是接受苏联的援助和采纳那些派来的布尔什维克顾问所给的建议。容共的作法是出于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偏好，在自己的党内培植一股更容易联系工农大众和谈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力量，以期建立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内部的革命思潮因而在这一特殊时期趋于特别的激进，几于同容入的共产党同声相应，一个鼻孔出气。从某种程度上说，共产党早期的扩大影响及逐渐得势，多半都是北伐前的国民党不得已亲近了苏联，且急于从工农中动员革命力量的选择中一手促成的。而由此也就激化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势力的冲突。
 但需要澄清的是，就孙中山本人的态度而言，联俄、容共并不意味着认同马列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的路线。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是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因此，孙中山从来都不主张用苏俄的暴力革命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常说中国人只是大贫与小贫之分，并精辟地点出中国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显然，中国的改造在于如何有步骤地脱贫，而非重复历代农民造反过程中那种打富济贫的掠夺行径。按照中山路线的构想，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乃是在大局稳定后，与振兴资本等国计民生整体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平实现的。他明确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的强暴方式，他进而指出，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也"恐无此等力量"，所以"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归纳起来，其程序即是：规定地价，照价收税，然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可惜这一切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孙中山便遽尔病逝。而在他逝后不久，国民党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急剧左倾，党内激进的革命论调一时达到顶峰，其中制造声势，鼓动社会，搞得轰轰烈烈的，首为南方那些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运动。

《中国农民》及早期农运的激进思潮

我从学校图书馆的书库中翻出了几本《中国农民》月刊，这些发黄的旧杂志出版于民国十五年（1926）春夏之间。编印者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撰稿者中既有毛泽东、彭湃等共产党员，也有陈公博、廖仲恺等国民党左倾人士。我翻了翻那上面的文章、决议、宣言、报告，封内的照片及末尾所附各地农运的通讯，其语调、氛围、表达方式，激越的程度，多少让我联想到今日网上的三农论坛或《北京之春》等民
运刊物那种制造声势以激发公众情绪的话语。历史竟是如此讽刺，近百年之前闹腾过的土地权及农民的贫穷和受剥削问题，如今又以新的表现形式复出，转思中共当局在目前改革道路上剜肉补疮的被动抉择，真令人不胜世事颠倒而革命事业苍黄反复之感。
 《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在广东创办的时候，广东以外尚在各地军阀控制之内。那时正当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初，五四运动后，西潮乍涌，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激进思潮使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时头脑发热，纷纷从中寻求救国之途。其中的狂热者读了几本翻译的新东西，未必对他们想要拿来的主义有全面的了解，便在爱国热情和社会正义感的驱使下宣扬起他们并不知道会产生什幺后果的革命理论。中国在对外事务上接二连三的屈辱使社会上积压的种种不满应机而起，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在某种程度上为革命的紧迫性制造了一个假像，而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个众怒难犯的火山口便为乌七八糟的仇恨情绪提供了喷发的大信道。然而帝国主义这一过于宽泛的大靶子毕竟远而且虚，需要树立一个可以切实打击的对象，才便于及时而有效地唤起民众的仇恨，增强鼓动者的狂热，从而造成革命的声势。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除了地主，再也找不出其它更有钱的人可充当冤家对头，于是地主就被划归帝国主义、军阀一方，成了革命者眼中的敌人。其实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征粮派款，同样也有损富裕农户的利益。有钱人和穷人都一样经受着兵荒马乱的苦难，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统统推到敌人一方，这从来都不是孙中山的立场。就拿鼓动农民运动的言论中最激烈的言论，即反对租佃制度的言论来说，农民佃耕，地主收租，那又不是民国社会新生的不公平现象，为什幺单单在那时候这一问题突然变得特别尖锐？难道当时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突然变得重于以往任何时候，以致严重到不剥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村社会便不得安宁的程度？
 根据费孝通的调查，地租自古都很沉重，农民只靠种地，从来都不够吃穿，之所以平日犹可维持温饱，多因农业劳动一年中闲余时间甚多，农民大都兼营其它副业以补充农耕不足的缘故。至少就费孝通着重考察的南方农村而言，其乡村经济是靠农工混合维持下来的。但军阀混战的乱世破坏了乡土工业，洋货的涌入更冲击了乡镇的土产加工业。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只无情的魔手加剧了农村的凋敝。这样看来，中国农村当时的严重问题乃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不得不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上遇到了转型的麻烦，不只农民深受其苦，地主阶层也度日惟艰。正因为情况如此复杂，孙中山深知贫穷乃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综合病症，所以他才把土地改革置入振兴资本等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的全盘考虑之下，而没有打算孤立地从平均地权方面粗暴下手。
 
始作俑者毛泽东

 然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似乎一睁开眼就只看见农民问题和地主的剥削，且把地主与资本家胡拉乱扯在一起，在其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竟不厌其烦地把全中国的国民划分成那幺多阶层，并逐个按革命的敌友给予排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他煽动穷人仇恨富人，力图组织贫雇农打倒地富的武装革命方向。历史的阴差阳错使毛在农民战争上侥幸得了胜，胜利者从此无人敢于谴责，所以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毫无远大眼光，拿初学的阶级斗争理论乱套中国现实的文章，至今仍无人针对其左派幼稚病加上讨伐檄文腔的满篇胡说作出应有的批判。该文中敌我划分的标准完全根据财产的有无和贫富的程度，特别像"土豪劣绅"之类在当时最能喂养革命者正义感的用语，便属于海耶克所谓"毒化了的语言"。这是一种预制的大帽子，已经作出结论的标签，指称的引爆装置，只要经过一呼百应的传播，它便把农民与地主的敌我关系（实际的情况并非那样一刀切的阵线分明），打土豪分田地的快意感，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预设塞给了众多的接受者。中国的土地改革整个的不幸即起于此类毒化语言的煽动传播。这些污水名词不只泼脏了要打的对头，也引爆了接受者的仇恨，煽起了每一个介入者的野心，其中既杂有个别为首者个人的权力欲，也激发着追随者对革命成果的俚俗妄想。据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那篇长文最初连陈独秀也不愿意接受，可见如此激进的农民运动观并非早期共产党内统一的观点。只是后来毛从湖南逃到广州，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上指导，该文才在《中国农民》第二期首次刊出。
1926年春夏之际，国共两党在广州的激进农民运动大合唱不久即随形势的变化而告一段落。对国民党来说，那只是一时的鼓噪，为国民革命军造了势，从农民中吸收了众多的成员而已。国民政府很快把重点转向城市，特别是沿海的工商业城市，在北伐胜利后立即采取了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等有利于振兴资本的财政措施。但对于分别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下的广大农村，国民党鞭长莫及，其农村建设方案可实施的范围自然极其有限，这就给中共早期开展农民运动留下了宽松的空间。对中共来说，毛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则培养了不少从事农运的干部，为后来在农村搞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行动输送了一大批宣传鼓动人员。在1927年中共五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武装农民的提议仍遭到否决。毛反对大会把"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定为地主的标准，他嫌这一标准圈定的打倒对象太少，不能满足贫雇农分地的需求。但大会并没有理会他的异议，最终也未能就农民运动的议题形成纲领，仅任毛为全国农民协会会长。不久毛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其自拟的五点纲领中即加了这幺一条："除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直至红军全部撤退北上，关于这一段农运及土地革命的情况，在官方的中共党史中，除检讨与毛对立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路线以外，重点突出的始终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革命业绩。幸亏有个日后脱离了红军的参与者着书详述了他当时亲眼目睹的事实，其被掩盖许久的阴暗面才得以昭示后世，为我们认识中共土地革命的本质提供了充分的根据。

苏区土改是暴力掠夺之源

此人名叫龚楚，一度也升到红军的领导核心，只因其知识分子的修养和温和的天性，弄得他在中共高层中渐受到猜忌，最后他对所谓的革命彻底失望，遂逃离红军，多年之后写了一本名叫《我与红军》的回忆录。此书因暴露了国共两方面的不少底细，其流通显然在两岸均受到抑制，所以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出版后至今鲜为世人所知，但就其叙述笔调的平实和恳切来看，大体上应属于实录信史。作者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首先，全面打击地主的政策促成了地主与红军的敌对。红军来了农会整地主，红军撤走国军来了，地主又实行报复。随后农会再加倍报复，迭相报复，形成惨烈的屠杀，致使本来准备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军官转而与其为敌，甚至因伤害了个别红军将领的家属，迫使这些人愤然叛逃到敌方。这一点实为国共两党由摩擦决裂到互相残杀的重大起因，乡间的贫富冲突遂不幸被人为地演成两党对抗的僵局。实际地看，乡村里由贫富差别滋生的恩怨情绪本谈不上什幺重大的社会矛盾，它应该通过社会的渐进改革逐步得到消除，而不应被煽动起来，在个别人的操作下膨胀为壮大其所属党派的动力。可惜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只见苏俄布尔什维克靠阶级斗争取得了胜利，便盲目照搬，企图带领穷人由此脱贫，且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一再按卢布发放者的指令加强布尔什维克化，结果不但愈斗愈贫，进而使这一用来实现革命目标的武器操作失控，以致发生异化，由手段成为目的，最终酿成了穷人群体的自戕。从《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一文可明显看出，毛泽东本来就为运动中的痞子行为拍手叫好，余英时说他"确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可谓点出了毛泽东其人的本质特征。需要补充指出，毛的本性中另具有一种极端不近人情的倾向，很难用邪恶之类的空泛指斥来概括他的这一特征，它更像是有几分痴呆症因素的冷漠，是对罪行、残酷和生命受到伤害无动于衷的顽冥。正是这种不少粗鄙的村民多有的麻木不仁，使毛对乡间的恶作剧行为持见多不怪的态度，甚或不负责任地挑动其胡闹下去而竟不以为非。因此，毛及其中共高层人士在运动中重用，乃至纵容一些粗鄙蛮横者为所欲为，藉以造成群众运动所需要的破坏效果，便丝毫不足为奇了。龚楚以他个人的见证反复描述了这一流民风气的危害性，这又是中共农民运动的另一个特征。以下是龚楚的描述：
由于共产党缺乏正确的领导，农民运动多操纵在地方上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手上，造成劫掠式与报复式的无纪律无原则的行动。以致在暴动过程中，不但没收土地与财物，还要掳人勒索，焚烧屋宇，甚至屠杀豪绅地主和富裕的人民...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善良的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怨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又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升为富农，极尽其敲诈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农村中年轻美貌的女郎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下横受蹂躏，而一些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性命。
龚楚还告诉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中心的经济目的是充实红军的钱粮。他说："在发动民众打土豪中，除分发一部分没收豪绅地主所得的衣物粮食给予民众外，其余的主要的粮食--谷米，运往宁冈，作为储备的军粮。"分田地给农民的目的当然是取粮于民。又如龚楚所说："中共除了在苏区内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治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法。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就是余粮，须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段来搜刮人民的全部
所有。这就是他们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就连为红军大唱赞歌的斯诺，听了红军在苏区反围剿的艰苦经历后，揆之情理，也对他们的补给问题生过疑窦，但面对斯诺的追问，毛泽东他们却一再否认，闭口不提龚楚所说的事实。难道天上给红军掉过馅饼不成？所以斯诺仍然推测说："尽管红军否认，但我怀疑对农民想必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剥削。"由此可见，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一穷人的盛大节日景象背后，所掩盖的正是革命行动的某些准土匪手段。
 
又杀牛又挤牛奶

 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终破坏了苏区的经济，龚楚逃离苏区的时候，目睹一路上遍地疮痍的景象，他觉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幸存者及其身外的废屋荒野全都厌倦了运动和战争。但红军毕竟通过农民运动壮大起来了。那些运动中大施了暴力以及抢了钱财的农民自然要跟上红军一起北
上，可见鼓动农民结冤仇欠血债本身就有断其后路，裹胁他们入伍的后果。难怪龚楚个人看不下
去的暴行始终在红军中未受到制止。即使我们不能臆度说那些操控暴力运作的核心人物确实居心叵测，故意让手下的人搞得不可收拾后跟他们亡命而去，但面对北上长征约十万红军的数字，谁又能断然否定其中的很多战士不是叫自己人逼上梁山的。凡是读过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人，若还记得书中所述江湖游民拉人入伙的残忍手段，则不难看出中共在农民运动中种种操作的行为模式及此一亚文化从古到今的师承关系了。土地改革本为实现社会公正，应让所有的农户都走向致富之途。然而中共在苏区的所做所为证明，革命的理想只是说起来激动人心，怀抱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一旦把党派的或个人的权力看得高于一切，那些受他们口头上无比同情的农民便降为他们用以实现其革命野心的工
具。红军最终通过土地革命掠夺了苏区的人民，不管是地富，还是贫雇农，都为红军队伍的幸存和壮大付出了血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说，中共的农村政策最初即有十足的掠夺性和残暴性，无论从地主手中夺粮，还是让分了田的穷人纳粮，农民群体均被作为客体利用。保革命的队伍，其中心在于保党，保来保去，最终保的还是党中央。
 这种露骨的榨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防止竭泽而渔的恶果，中央不得不奉行比较温和的政策。于是，他们断然放弃了从前在苏区那种"地主不分田"和"富农分坏田"的极左作法，改没收土地为减租减息。聂荣臻在宣讲新政策时曾有一段苦口婆心的比喻，他把地主比为奶牛，他说分光地主的财产好比杀了牛吃肉，大吃一顿后便再没有什幺可吃。保留地主的部分利益好比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聂荣臻的比喻既风趣又露骨，他那冷血的口气再明显不过地让我们看到，中共及其军队为了幸存而榨取其所需的手段是根本不顾农民的经济权益，甚至不把他们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看待的，这才是真正的剥削，而所剥削的对象几乎没有什幺地富与贫雇农之分。
 然而，党在利用农民所谓革命热情的同时也引发和激化了他们固有的暴民倾向。党的成员大多数来自农民，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个农民党，党在鼓动和榨取农民的同时也纵任了农民，致使农民的劣根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化入了党性。党运动了群众，便不可能不受到群众中暴力平均主义冲动的牵制，这就是自农民运动发动以来，从决策到具体执行总是容易向极左偏斜的主要原因。等放任下边搞过了头，把事情弄得适得其反，不得不反一下左倾冒进的时候，也都不过搞些修补，作点缓冲的姿态而已。因为要继续向前猛冲狠打，靠的还是过火行为；因为阶级斗争本身是以破坏为任务的，是只能在把顺民激成暴民的过程中发挥其革命作用的。

四、翻身与恶力的召唤

 土地革命孵化出红军，壮大了八路，进而在与国民党最后的决战中为解放军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汉昌指出，"据统计，在解放战争时期，二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保证了解放军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广大翻身农民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宁愿自己节衣缩食，千方百计筹集大批粮食、被服鞋袜和其它各种物资支持前线。"这些补充兵力的命运如何呢？据一个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向审问他的黄仁宇透露，林彪在四平所施的"人海战术"就是派老兵在后面端着枪，硬逼着成千万老实的翻身农民新兵冲上去送死打胜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战争，主要是靠了完成土地改革的解放区的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就只为分了人家的那几亩地，不知道多少翻身农民都如同林彪部队中的炮灰那样绝望地冲上去，为国共的争雄而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截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共除了在局部农村搞了些养活他们自己的土地改革，就再谈不上有什幺值得一提的革命事业，更谈不上为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立有什幺贡献了。也正因为土改是他们建军的理由和赖以幸存的保障，对中共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改就有了树立其政权合法性和赢得民心的伟大意义。
 然而中共所推行的土改并非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统一要求，也很难说是每一个中共高层领导从心里通过的决议。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即出身地主家庭，有些人的家庭在土改中甚至受到了冲击，甚至像赵紫阳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其父亲在土改中也遭到了杀害。不是不存在另一种土改方式的可能及其选择，而是个人在大势所趋下昏了头，即使有个别的清醒者，不是因异议而受到了清洗，就是明哲保身而随了大流。人发动了运动，但运动也激流般将人卷入。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一旦被全面激起，连干部个人的良知和人性都免不了在所谓革命的考验前向人心的阴暗面和暴民的盲动屈服。召唤恶力者往往就有让其所召之恶力牵着鼻子走的时候。"阶级立场"或"执行正确路线"之类的紧箍咒现在成了外在于全体革命成员的恐怖口令，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人人在运动的风头上都不得不屈从一股子似乎是千百年淤积的戾气所勃发的施虐冲动。尽管土改政策中明文规定禁止滥施暴力，但种种扩大打击面和人身伤害的事件从来也没有断绝。上层对于基层，似乎多持一种先是放宽其过火行动，等太过
火了又出来讲政策，充好人的态度。这种先放手
搞一阵，然后再加以约束的作法几乎普遍实施于此后所有的运动：高层人士们知道，等要整的已整得差不多了，这时候煞一下车正好合适。群众既出够了气，发足了狂，该趁势打倒的也都趁势打倒，做一番尸体整容的工作，实为必要的收场程序。
地主做了沈默的羔羊

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共错误路线的追究多从反右开始，只是近几年来，才陆续有人撰文清算土改时期的暴行，越来越多的读者才开始了解到广大农户土改时期在人身和生命上蒙受的巨大伤害。曹锦清在浙北的调查告诉我们，仅一个H县斗争的恶霸地主及反革命分子便达808人之多，"其中被判处死刑而就地枪决者355人，判处死缓者21人，无期徒刑者52人，有期徒刑者180人，另有200人交当地群众管制劳动。"白沙洲搜集的资料则让我们看到，土改中受害的地主既有被活活打死的，也有被逼自杀的，甚至有些地方按上面下达的指针杀人。一个土改曾担任乡土改队副队长的当事者说："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组长，便都照看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的，被处分。"据白收集的资料，仅在土改中，估计的杀人数字约在一百万至四百万之多。如果说在1949以前掠夺及滥杀富裕农户，还可以归罪为战时危急存亡情况下的特殊手段，其斗争的残酷性是与国军围剿的灭绝性相互作用的。但在已取得政权后，中共仍挑起大部分农户死整少部分农户，则这样凶恶地运动群众，便属于政策性的煽动仇恨，报复行为的全面政治化，纯粹是藉满足民众的嗜暴欲以赢得更多拥护的群众暴政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暴行多了，但暴行总是纯粹的暴行，只让人感到厌恶罢了。唯独轮到了中共王朝，暴行才穿上了合身的外衣，致使其中的血腥和残忍竟有了合理的成分和崇高的形象。中共官方压倒一切的正面宣传，再加上海内外知识分子模糊影响的追随之说，土改作为伟大的革命运动至今仍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就连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读蒋介石日记》和自传《黄河青山》两书中，每提及土改，也从他的"大历史"眼光出发，得空便发一些随意而缺乏确切论证的议论。

恶因真能结出善果吗？

黄仁宇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因为他并没有站在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上说话，且本人远离中国，也完全了解中共的暴力运作及其巨大的破坏后果。然而对这位善于理性思考问题的学者来说，暴行一旦属群体所为，且在历史的动力下发生"恶因或出善果"的作用，似乎便不可与日常情况下个别的暴行相提并论。仿佛巨恶元凶恶过了头，反而可获得某种超越，可以不受常规道德的约束，只要那恶能发挥黄仁宇所期许的"历史杠杆作用"，即使整个过程中都利用了"人类的邪恶天性"，它最终也有可能"打造出理想的社会"来。因此，黄仁宇一方面低调地承认他个人对"阶级斗争"没有信心，一方面"仍不得不承认中共之土改政策在中国长期革命之过程中产生了'杠杆作用'。"首先应该指出，黄仁宇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怀有一般知识分子常有的历史义愤，从他书中的议论可以看出，他把所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想象得一团漆黑，把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的落后、凋敝夸大到非彻底砸烂了重造不可的地步。因此，他的基本出发点是：旧农村一无是处，地租、高利贷利息危害深远，不实施土改，中国便无法从传统社会转到现代化的道路上，土改于是成为涉及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历史的必然性信念因而左右了黄仁宇的思绪，致使其行文如紊乱的心电图，立场是时左时右大幅摇摆，措辞是清晰与混乱迭相交错，其笔墨的酣畅与论述的无序处处显示出书写者认识上的分裂，常常是在发出一段比较精采的论断后，无端就冒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昏话来。比如说："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激化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黄显然认为，正是完成了土改，共产党才得以实行他一直期盼的"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因此，"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总之，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眼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乃是中国的命运，只要完成了转型，我等渺小的个人就无需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枝节问题上无谓地纠缠，更不该简单化地判定历史人物的罪责。因此，就算毛泽东及其党人做了恶，他们的罪行也与敌对一方的所作所为相反而相成，双方各以其完成的不同弧度连缀成远非吾人有限的理解力可得其仿佛的历史曲线。总之，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历史学家的技艺所在，就是站在类似的有利时点来进行整体的重新评估。新的视野会让我们以不同角度来审视过去。"好了，让我们的征引就此打住。面对以上所述无人称的历史动力图像，历史家似乎只有张口结舌发惊愕的份儿，他可以试着捕捉历史动态所展现的走势及合力关系，但却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评说具体的功过是非。即使你明知那是聚九州之铁铸成的大错，但如今都早已是铁定的现实，也就只有历史地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了。

台湾土改：一个可资对比的参照

然而我在此实无意发那样的历史玄思，本文的探源就是要实打实地追究罪责与过错。比如说，能不能另作选择，避免掠夺和暴力，以更有利于发展农业和维护社会生态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呢？台湾在五十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便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和有说服力的参照。台湾在土改前的土地不均及地租之沉重绝不次于大陆，政府判断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该不该重新分配的标准也以是否自己耕种为准，而是否分予农户土地也同样基于该农户是否自力耕种。但台湾当局没有搞群众运动，没有在政治上打倒地主，而是从三七五减租入手，采取了国家有偿征收（而非没收）地主的多余土地，然后放领给贫困农户耕种的和平渐近方式。更重要的是，政府实行了"以农业培养工业，由工业扶植农业"的政策，引导地主从事工商企业，辅导中小地主转业。不只是台湾情况如此，战后的日本土地问题也极其严峻，地主对佃农所收地租之重甚至更甚于中国。五十年代在美国占领军的推动下，日本也实行了土改。政府也是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大量土地转放给佃农，使自耕农大量增加，从而消除了战后的社会危机。台湾和日本都没有用强硬手段彻底消灭租佃制，但由于实行了各项保护自耕农的措施--如维持农产品的合适价格，鼓励农民合作运销以减少中间剥削，合作耕种以减低成本，推行农业保险制度，减轻中小自耕农的税捐负担等--，从而有效地发展了生产力，最终巩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台湾和日本的成功在于，政府所推行的改革只是为了消除垄断土地以剥削贫苦农民的不公平社会现象，而非消灭收取合理租金以出租农田的土地所有人。土改的出发点是平均地权（equalrighttoland），而非一刀切的均田--由政府操控的平均分配土地。

穷有穷恶

中共的土改对农村的社会生态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毛泽东数十年前纸上所搞的烦琐分类如今公然在全国付诸实施，曾经在苏区搞过的种种倒行逆施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重演了一番：同为一村的农户，仅仅是多几亩地或少几亩地，雇没雇过帮工，以及耕地自种还是出租的差别，便由工作组操起判决的大笔，划分成不同的成分分类登在户藉上，从此这成分即成为一个人铁定的身份，给该人打上了或荣或辱的标记。在人均土地已经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依然把从前曾经富裕和贫穷过的两类农户继续人为地对立起来，把后者对前者的打击完全制度化，以致使一方的寻衅施暴和另一方的横遭欺压成为村民日常的生活状态。这是几千年来的农村从未有过的情况。在过分夸大地主阶级的罪行之同时，革命话语恰恰掩盖了贫穷者身上的某些恶德。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穷人都是受富人剥削和压迫的结果。龚楚在苏区看到的情况并非个别地方的特例，可以说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农村：农村中大量的流氓无产者往往就是由于好逸恶劳，不善经营，沾染恶习，甚或先天痴呆，整体弱智，由负债、破产而落入赤贫的。穷人并非个个都是无辜的好人，而是善恶混杂，有一定数量的劣质人口掺在里面的。其实很多本分的贫雇农反而不具备党所期许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勇气，反而是他们这些人说的大实话最能说明从前的受"剥削"和后来的得"翻身"到底是回什幺事情。但每个村大都少不了那幺几个对邻里心怀不满，嫉妒心强，老盼着占别人便宜，且爱寻衅生事的人物。正是这类人出于他们好起哄的本性，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扮演了积极分子的角色，在下边把分财产、斗地主的事搞得过了火。此类人若放在任何讲一点公道和廉耻的社会中都会受到人群的唾弃，绝无出头猖狂的机会，唯独碰上了那个大量产生新名词的"解放"初期，他们就仗了贫农的成分，或党员的资格，再加上运动中突出的表现，遂轻易捞取革命的油水，摇身一变，竟沐猴而冠地成了基层干部。穷现在成了光荣的根据，政治的资本，富被不加区分地扣上了剥削的帽子。比如罪过仅次于地主的富农，还有在中共多次变换的土地政策中险遭打击的中农，都不过因家产较贫农稍富一些，土改后或遭受压制，或被工作组另眼看待。

剥夺的升级：兼并富农和中农

在西方国家，土地政策属于专门的学问，它不只涉及到地权的分配，还涉及到增进土地的保养和利用等一系列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建设性举措。因此，政府仅仅调整地权以照顾贫困农户，并不等于就一劳永逸解决了他们脱贫的问题，政府更应该实行各项有利的措施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有效地帮助穷人逐步致富。如上所述，台湾的成功便与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较好有关。
可惜善于搞群众运动的共产党恰恰在统筹经济和技术服务上缺乏能力。从不少资料可以看出，土改后农业生产并无明显的提高，由于各地的农业技术服务跟不上去，分得土地的农民不但没完全摆脱贫困，有些方面还不如土改之前。接着就出现了令政府担忧的两极分化：部分不善经营的贫农卖了地，富裕农户中出现了兼并土地的的趋势。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这叫做
走资本主义道路，地主阶级已经打倒，如今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的打击对象便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户。党给贫雇农分土地既
然是为了让他们致富，真不懂毛泽东根据什幺老担忧一部分人变富了再剥削另一部分人。据说毛怕再次退到土改前的贫富不均，于是他号召建立合作社阻止富农和中农致富，强迫全体农民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两极分化到底普遍和严重到什幺程度，或它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就算这新出现的分化属于非推广合作化不可的原因之一，那至少也从反面说明，中共政府所搞的土改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成果，用合作化的手段进一步补救土改的不足，正表明平均分配土地并不能解决由人多地少和剩余劳力无从转移而造成的贫困问题。
应该如何理解新出现的问题呢？通常的解释是，贫农虽分得了土地，但因底子太薄，仍远不能与富农和富裕中农相比，因此他们最需要集体互助。实际的情况是，这些被称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合作以获得他们自己并不具备的物力和财力，具体地说，即把富裕农户的骡马、车辆和大型农具都变成社员共有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穷过渡"，"穷是动力"的出发点和群众基础，怪不得他把革命依靠的对象只下限到下中农。中央一声令下后之所以能在短期内一哄而上，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从初级社而高级社，再跳到人民公社，显然与较贫的农户中一部分缺乏经营能力或条件的人更喜欢合起来共他人之产的心理有关。他们似乎并不满足土改的成果，经过了土改，仍有占百分之五的富农和占百分之三十的中农在土地、工具、资金、人力上都比贫农优势得多，推动合作化，显然有利于把仍然存在的差别彻底拉平，这才是毛泽东欣赏的"穷棒子精神"的本质。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的唯物角度透视中共的革命话语，则所谓贫农的入社热潮即可被理解为变相的再次土改，即通过合作的渠道剥夺富农和中农多于贫农的土地和农具，最终实现绝对的平均。等到公社化期间，大家都吃起了食堂，连富裕户较好的家具和炊具都被共了产，不但没有私有财产，连私人生活的缝隙都被集体填满，中国农村中最具有发展现代农业潜力的富农和中农，至此便从经济上被"穷棒子精神"彻底淹没。现在看来，曾经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实际上正是这些富裕农户代表的致富的生产力，正是这样的经济实力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为地少人多的农村开通一条出路：如让善于种地的农户经营更多的农田，让有更多资金的农户发展乡镇企业。但是以代表贫下中农利益自诩的共产党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一方面则由其极权的本质所决定，不但看不到这一发展方向的优势，反而用"资本主义"这个类似于"土豪劣绅"的毒化语言将一切可能尝试的活路完全封死。最后就只剩下了中共照搬苏联，从上往下硬推行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幺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到底是什幺呢？说穿了，不过是损别人的多余以补自己不足的狂热，它恰恰属于农村最落后的生产力。可惜合作化一搞就搞了近三十年，地主早已消灭，勤劳、精明而有发家致富野心的富农和中农受尽打压，最终被彻底拖垮，致使五十年代初中国农业可向现代化经营转化的有利基础丧失殆尽。 

合作化真正的经济目的是什幺幺？

实行公社化之后，土改时所划的成分已毫无意义，只剩下把农户分为不同等级的政治性标志，因为所有的社员都同样失去了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穷人革富人的命，革到后来，竟革得自己原有的土地连带不久前所分的土地统统失去所有权，最后害得全中国农民集体当了党和政府的佃农。这真是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翻身果实丢了，丰产田放卫星攀登的共产天堂落空了，就剩下原来的破木盆真实地梗在饥饿的眼睛前，只配贮存运动留下的脏水。但对于政府，维持这生产队尚有不少好处，从此以后，公粮和购粮的征收再无需挨家挨户麻烦地催交，自古以来朝廷或
简陋不堪的今日农村小学


地主最头痛的问题终于在共产党手中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七十年代我在生产队落户当社员时亲眼看到：每到麦黄时节，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便亲自来各队的麦地里估产，等麦子一上场，根据收成情况确定的公购粮指针随即下达到小队。我们社员扬了场、晒了麦，还没等给自己分粮，就先按下达指针把新麦装满麻袋，派劳力装车送到公社粮站交差。经济学家扬小凯说的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目的是减少收税的困难。"由此看来，上边一再压着下边逼农民合作化，恐怕就不只是为防止贫下中农"吃二遍苦"而着想了，真正的和首要的目的，显然与当年苏区的情形一样，都是为党和政府更多、更方便地征购到粮食。
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仍然走的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的路子，他以为只要走了合作化的道路，就可以达到富民富国的效果。毛的讲话和文章中常有痴人说梦之言，其反经济的理财论显然说明他当年热心研读严复那几本西籍中译时根本就没读懂亚当．斯密论国富的著作。按这位经济家的说法，人民的经济活动是政府成立的目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用政治的方式保证经济的良性运转，用配套的政治为经济服务。然而毛则要让政治统帅经济，最终把政治经济学搞成了以政治管死经济的歪学。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毛想当然地断言："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毛的期望只实现了一半，众所周知，合作化搞了近三十年，搞得农村山穷水尽，农民不但一点也没富裕，六十年代初还饿死了两三千万。但毛所期待的后一个目标却实现得确实不错，据黄仁宇提供的一个统计数字，中共执政三十年中，政府从农民手中隐蔽捞去的总贡献高达六千亿以上。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整个过程中，用曹锦清准确的概括来说，都是"通过供销社低价收购各种农副产品，确保了城市原料和城市居民的低价供应，而低价工资和低价工业原料又保证了企业的高利润和国家的高积累。"国家在城乡经济流通上施加的这一操控，就是与合作化同步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

合作社的变质

让我们先从"合作社"这一组织的发生谈起。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南方闹农民运动时，《中国农民》上所刊的国民党决议就要求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来抵制高利贷和奸商的剥削。曹锦清把由西方引入的合作社办社原则概括为四条：一为自愿互利，二为平等民主，三为对内服务，对外经营，四为重视教育，留出专门基金提高社员的文化水平，扶助贫弱者联合对付富强者。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为配合救灾和发展农业，曾利用行政力量推行过农村合作社，在不同的省份内一度发展到相当的规模。曹锦清特别描述了晏阳初和梁漱溟从教育入手，搞民办合作社的成就。从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合作社本来是改造旧农村，组织农民发展生产最切实可行的选择，它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让农民自愿地自下而上地组织起供销、消费、信贷、生产等合作社，然后逐步形成各类合作社的全国性组织网络。"如果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政府放手让农民自己自下而上搞这一形式的合作社组织，国家仅从中提供促使其良性发展的好政策和好环境，"穷棒子精神"绝不至于泛滥成灾，把农民拖到自己害自己的田地。但中共政府干任何事都要坚持从上向下强力推行的做法，在处处防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意识形态作祟下，生动活泼的民办组织很快就被收编为官办的机构。在1953至1956之间，国家权力直接插手农民自办的供销社之后，很快吞并了私商，组成了农村地区垄断市场的国营供销社。新型的"供销社实质上是国家设在乡村的一个商业机构，其职能是代理国家收购农副业产品，销售工业产品。"在采用野蛮手段强行征粮，甚至动用严法酷刑镇压农民抵制行动的过程中，这一新兴的国营商业单位合法地欺行霸市，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始积累不知从农民手中做了多少占尽偏宜的生意。起先，政府说建立供销社是为了杜绝"奸商"从中盘剥，实际上却给国家这个大地主把全国佃户直接抓到手中提供了方便。一切经济运作都简化为下达指针和硬派任务，以方物进贡的方式低价收购各具地方特色的土特产，把农民本可以在自由市场出售的东西全纳入了国营的大算盘。剪刀差由此而形成。用"工农联盟"来界定这个国家的政体完全是宪法的门面话，工农联盟的实质是："通过农村的供销合作社组织而控制城乡的流通渠道，从而截断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农村的联系，从经济上逼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资产阶级接受'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由于经济领域内不再有任何私人经济活动的空间，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甚至倒退到不如1949年以前的地步。这一点从费孝通"重访江村"含蓄的感叹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那时候尚未吃尽苦头的中国人还相信党的许诺，常说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之类幼稚水平的豪言壮语。毛主席恨不得把穷人一步带上天堂，他嫌"资本主义道路时间长，且是痛苦的道路。"为了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党就决定继续牺牲掉农民的利益，拿农业的粒粒米、缕缕丝给发展中的城市和缺乏基础的工业作长期的输血。

民间社会的彻底破坏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读到新收到的《读书》中几篇谈论三农问题的文章，我发现国内至今还有些驯良的读书人以"做稳了奴才"的心情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生活。在一本题为《高家村》的书中，作者不仅以体谅国家的口气提到因发展工业而对农民造成的剥夺，并进一步赞赏昔日的政策遗产，把八十年代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原因归功于公社化时期的种种贡献。由此可见持黄仁宇"恶因或出善果"论者还大有人在，因而对此类说法还有进一步驳斥的必要。在为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余英时早已针对黄的历史观提过含蓄的异议。余以为，以暴力建立并永远以暴力维持的所谓"革命社会主义"，绝不可与自然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所以他一贯立场坚定地剖析其反文明的本质。他说："以暴力革命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结果是所有生产资料都控制在一个最具独占性而且全面专政的'党组织'的手上。这个'党组织'不但是唯一的封建领主，并且是唯一的大资本家，由于这个'党组织'垄断了所有的财富和权力，于是形成了一种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局面。"在中国，余特别指出，其结果是消灭了"民间社会"。如果早期的民办合作社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发展，其存在本身不只有益于小农脱贫，且有助于民间社会的健全成长，及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其实国共两党当初的重大分歧即起于对待民间社会的态度不同：国民党未必即代表所谓"封建地主"的利益，它只是不赞成把起农民武装起来暴力搞土地革命，而是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乡绅治乡的民间社会。国民党没来得及实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构想即撤出了大陆，但至少从台湾后来的土改可明显看出，正由于国民政府用债券股票收购了地主的土地发放给耕农，才得以逐步转地主为乡镇企业主，为后来台湾的经济起飞打下了良好的本土基础。台湾的民间社会不但没有在土改中遭到破坏，而且为民主政治的建立蓄积了起抗衡作用的地方力量。但大陆的土改及合作化运动却破坏了这些本来就很薄弱的生机，致使此后新农村建设的大业走上了完全错误的方向。
在土地私有的旧中国，人不分贫富，至少人人均有人身的自由，连柳宗元《捕蛇者说》中那个捕蛇专业户交过差都能独处虚室，有其暂享的悠闲。但在"三级所有"的生产队管制下，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与农民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村不再是农人生养栖息的乡土环境，它被改造成承担和完成国家农副产品任务的生产基地。农民则从各自的家庭和乡社中割裂出来，成了每天在队长的吆喝下上工下工的社员。那是华夏乡土上从未有过的生存状况，大约只有在那些反面乌托邦（counter-utopia）的作品中描写过。他们外出时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流入城市后若受到盘查而无法证明个人的身份，就形同擅离生产队的逃犯，随时都有被作为盲流关进收容站，再遣送回原籍的危险。城市不只不容农民迁入，国家还把不愿负担或负担不起的人口遣散到农村，到生产队分农民的口粮，农村简直成了国家的藏污纳垢之地。截止七十年代末期，广大的贫下中农过够了翻身的干瘾，也出尽了革命的虚汗，等到了到处叫嚷着"农业学大寨"的年月，他们的革命干劲已成强弩之末。他们终于看透了社会主义道路再没有奔头，这才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

五、终于允许致富了

我们可以把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称为土地公有私用制，它对原来的土地公有公用制仅做了部分的修改，结果，土地所有权仍高度集中于国家大地主之手，个体农户虽获得了自主经营的好处，土地的使用状况却变得空前地分散化了。我们知道，农业的现代化标志是，沟通城乡的经济交流，改粮食的自耕自食为商品生产。换言之，即收获的庄稼若主要供自家现吃，而不是全部拿到市场上出售，则亩产量再高也只能解决温饱，绝谈不上致富。这正是承包制的极限。当初政府之所以允许农户承包土地并非基于承认合作化的失误，而是生产队的效率实在低下，劳力松懈，无人负责，已到了很难混下去的地步，政府不得不采取承包制来暗中修补合作化破产的局面。当然这也和政府的实利打算有关：生产队征收的手续虽然简单，但因粮食产量常年上不去，就好比地主向佃户分成收租，国家纵收走除社员的口粮和生产队留用粮以外的所有收获，但土地总产太少，结果国家所得不但难以增多，甚至还有可能递减。承包后国家的所得好比地主向佃户固定收租，公购粮已按人头摊到了各户的地亩之上，家庭承包的土地总产减去了固定的公购粮数字，剩下的都是农户自己的所得。两相比较，自然后者既鼓励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也对保证政府的税收很有好处。
经过了几十年穷折腾，政治对经济的妨害和摧残有目共睹，各级领导也就不复顾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障碍，在全国推行了土地承包政策。毛泽东的死毕竟让中共的高层人士松了一
今日山区小学的条件

口气，邓小平公开承认，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到头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胡耀邦也倡议不必再计较姓社姓资的问题，应该尝试搞市场经济。邓又发出公开的鼓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党的最高层终于松了口，这至少说明连他们自己已厌倦了几十年来领着穷人斗富人的革命壮举。户藉上取消了家庭成份的栏目，地富份子的帽子也全部免除，穷斗了三十年之后，脱贫经济学已被实践证明彻底破产。谢天谢地，共产党终于决定带领农民致富了。

暗修补，不认错

但中共并没有公开认错，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本是一个总结教训，痛改前非的好机会，然而由"文革"幸存者老人操控的这次会议只是为了清算文革十年和确认毛泽东的罪责。在《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前此的所有运动皆文过饰非，空泛地自夸成就，又空泛地陪衬些不足。这些坐在委员会座位上的高层人士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过错，而是根本没打算认错，甚至死也不会认错。死只是他们之中任一个体的灭亡，而认错则必导致中共整体的垮台。因为中共的成长历程本身就是不断犯错，错上加错构成的，承认任何一个错误的环节都可能拉出一连串错-错-错，且牵扯到活着的负责人来。从根本上说，中共及其军队的产生便是农运和土改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杂交的孽种，承认农村工作上的错误，就等于否定了此一孽种出生的必要。所以中央明知道合作化大错特错，却无法一下子退回单干的状态。就好比脱裤子没脱得下去，只好半提着往前走路，从生产队只退到包产到户的政策便存在着如此尴尬的局面。首先，承包的农户无权出卖或转让所分的责任田，要实行规模经营，或搞地产投资，便碰到土地所有权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人多地少的宿疾日益变本加厉，再加上种田成本逐年提高，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的税费负担不断加重，各种土政策反复干扰，个体农户的分散经营硬撑了二十年之久，现在已露出了难以再撑下去的窘况。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和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两书向我们揭示的便是这样的困境。

曹锦清与李昌平

曹是个脚踏实地的学者，为了向公众提供一个"从下往上看"的视角，他借助基层干部中的私人关系，对河南十数县及其数十个乡镇和行政村进行了基本上算是保存住"现场"的调查。曹以具体的统计数字让我们看到小农户种粮食无利可图的普遍事实："如此低下的农民素质，如此狭小的经营规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组织，要快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温饱基本解决，发展后劲乏力。"总之，曹总结说，承包制已走到尽头，一是该考虑如何推行土地私有化，二是得促使部分农民脱离土地向农业转非农业走了。在长达七百多页的观察与思考中，曹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上面下面都看在眼中，却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与曹的冷静旁观不同，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置身其中，亲手抓地方工作，每一天都和上下官员打交道，都让父老乡亲的怨诉灌满了耳朵。农民负担太重，没法子过下去的村民纷纷出外打工，他管辖的村子农田都大片地抛了荒。于是他提笔向他敬爱的朱熔基总理写信，在信中对总理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认为责任制是束缚生产力的枷锁，说吃税费的干部多如蝗虫，他特别反映地方上的干部不按中央的政策办事，希望总理下来看一看，下道命令减免不断增加的税费。到底是乡党委书记反映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上边派人来调查，立即惊动了县上市上的领导。结果种种阻拦和遮掩相继展开，李本人在地方官场招来抱怨，中央似乎对地方的防卫无可奈何，李所反映的问题不但没得到彻底解决，还新出了几起催交税费欠款逼死人命的案件。他所反映的上司没被告倒反升了官，他自己则被迫挂冠而去。最为讽刺的是，他也步了那些他曾阻拦的外出乡亲的后尘，跑到深圳打工糊口去了。

总理不相信眼泪

李不愧为一个眼泪奏折家，他反映了乡亲们含泪的乞求，他声称他流着泪向总理上书，还说他的文章见报后人读人哭，他的书传到哪儿读者
就哭到哪儿。中国的公众到底受过中共良好的阶级教育，对穷苦人受难的同情和义愤自然先天地
深厚，围绕着李昌平的信和书，一时间俨然形成了悲哀的大气，社会上纷纷为农民抱起了不平，作者和读者都以为，发往中央的信必收到九重天上催泪如雨的效果。我承认，李昌平的正直和真诚确实令人感叹，他的热肠和勇气在党官中尤为难能可贵，但他渲染悲情的方式和依赖、寄厚望于中央的想法却是可疑的和缺乏实效的。写信和出书至今时日已久，李昌平如今想必早懂得了经济学的无情：朱总理不相信眼泪，党中央也不相信眼泪，整个官场和市场都是不相信眼泪的。总理不是不知道他反映的情况，总理知道的肯定更多、更全面，无奈总理和中央都束手无策。
这一非感情用事所能缓解的局势，有最近"两会"总结的记者招待会可作说明。不管朱熔基近年来的表现多幺叫公众失望，他回答记者的几个问题还是显示了他这个人敢说些实在话的直愣子脾气。他说：1998年至今，如果中央没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已崩溃。这当然不是说农业，而是指最令他头痛的国企，是必须"保七"（所谓7%的增长指数）的挣扎，是他执行的宏观调控如何使尽了手段，是如何拆东补西地要激活可怕的通货紧缩。总之，这都是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事情，是关乎中央部委级财政集团能不能维持下去的关键问题，所有这一切涉及党国存亡的大事，农村那个没底穷坑内传出的呼救声岂能与之相比。朱的潜台词是：农业那边根本顾不上了，而且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腾不出手去全力去照管麻烦的三农。因此，地方上想靠中央拨款是不可能的，即使农村教育的开支占了税费收入一大半，要想叫国家包下农村的九年义务
教育，更不可能。自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的趋势也不可避免，中国政府没有美国政府那幺多的钱扔出去补贴农产品的价格，在朱总理的全盘考虑中，为了稳住城里的物价，为了收入低下的普通市民吃喝偏宜，农产品的价格也许还要低压。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四年中，农民减收了一万六千亿元以上。这就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整中所作的牺牲和贡献。"剥夺还在继续进行，农民怎能不穷！从人口数字上说，农民占整个国民的主体，如今他们却成了弱势群体。朱总理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非官方用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定位。就像美国所说的"少数族群"（minority），该词是意味着少数权益的保护，也突出了关注少数的姿态，但这样的划分同时还有承认你少数退守在你的居留地（reservation）或搬不出你的族群聚居圈（ghetto）那样一种听凭现状维持下去的意思。弱势的农民毕竟弱在他们的农村，只要责任田还能种下去，且如数纳上百分之五的农业税，按无奈的总理及其政府现在的意思来看，也只能暂且让他们这样弱下去了。

党国体制涮了农民

记者问总理："总理最头痛的问题是什幺？"答曰："农民收入不能增加。"接着总理又说他对此没有办法，进而肯定地指出：农村收入低落是长期政策造成的结果，除非调整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结构地位，否则是没法解决的。好了，李昌平同志可以休矣。总理的表态如此明朗，你这爱民的好书记还能对党中央抱什幺期望！所以，李昌平书中不断重复的一个信念现在必须纠正过来：他老说中央的政策很好，都怪下面执行坏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歪曲的根子本来就出在中央身上。
中央向来站在全民所有制一边，守护在城市利益的防线上。这城乡对立的权益划分早已从苏区时确定：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一方为主，根据地的老百姓一方为辅。延安时期依然。建国后中共把战时的供给制带入城市，因为要安插大量的转业军人及其家属，因为要把党的领导派进任何一个从旧政权接手的机构，城市和一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成员于是跟上党政军沾光，被纳入了有一定保障的党国体制。保这一边的利益首先是基于保党政军的利益，而从此这体制就逐年繁衍，无形膨胀，至今成了改革的大包袱，乃至经济的大肿瘤。总理及其政府明白，农民即使再有十年或几十年脱不了贫，继续弱势下去，只要他们能维持温饱，就出不了什幺大问题。总之，不管你李昌平怎幺说，农民的弱势状况，政府是暂且无法改变了。但全国的下岗工人若像大庆最近那样大闹起来，社会就要乱套。所以总理及其政府仍然得全力以赴填塞党国体制内部的大陷裂。过去中共以穷治党，也以穷治国，穷是一面红旗，拉展了则大红被面一样宽广，可捂住任何面上的寒伧私处的丑陋。农民虽吃尽了苦，尚有受难的圣像祭在大家的头上，就算他们都挨苦肉计，也有足够的气氛维护住受苦人的政治虚荣。现在被面索性袒开，红旗早已落地，在无耻也可能显得诱人的趋富潮流面前，贫穷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没落。昔日的农民党如今在准备接收资本家入伙，它已把自己拴上致富的战车，往下只会越走越远，因此只能横下心置农村于脑后。不信让我们再引总理的另一答复。有记者问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总理爽快地承认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相对于从前的忌富，掠富，杀富，承认并允许富的存在，党与政府毕竟算有了进步。但由于中国的穷人太多且太穷，又惯于持穷把富拉平的心态，于是民众在容忍"富"的问题上尚远远落后于其成员多优先致了富的共产党。所以，如今最让共产党绞尽脑汁的是，如何搞数学逆表达式的所有制还原。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还原都能还到原有的得数上。你家原来的房或地怎幺给你退？公有的财产如何分开给私人？让谁主持分？拿什幺做公平的标准？这一切全部乱得一塌糊涂。破坏曾经很残忍，但破坏后企图复原，其扯皮的过程更充满了不公平的痛苦，且是长期的痛苦。而且在过程中会掺进杂质，等你还原过来了，谁知会落到什幺样扭曲的地步...

反读法：江主席"三个代表"新解

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共总是做不自然或反自然的事情。过去地主的地分光了，人也扫地出门管制起来了，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却整天闹着搞阶级斗争，说地主家有变天帐，挖地三尺去搜求。台上那样演是叫人看戏，看了戏现实中竟照样真做，把恐怖与伤害当戏耍，轰轰烈烈，好不热闹，意气风发斗了几十年。其实哪里来的阶级敌人，都是贫下中农自己激自己，拿着死猫当活老虎围打，直到把大家都整穷。毛泽东太相信社会发展史中所划的阶段和历程，自以为把资本主义消灭于萌芽状态，就能把穷人带入共产主义天堂。毛泽东没来及反省自己的愚执就去见了马克思，邓小平害怕分担毛的罪责，始终不敢点破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道路上共产党所领的弯路、退路和死路。比较起来，还数江泽民比较灵通，他一面硬撑住现存的台面，尽力维持这后毛邓的僵局，同时试着把党国逃不脱的葬礼做成借尸还魂的蜕变。比如对他的"三个代表"的提法，我们就不妨来一番反读，庶几可读出其正面表述背后偷梁换柱的玄讥来。既然说这共产党现在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岂不表明江主席公开宣布，共产党一直代表的都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文化！打土豪分田地，掠夺残杀，那都是学太平天国的做法，无疑属于前现代农民暴动的野蛮手段。接着实行合作化搞统购统销，隔绝城乡，使农业停滞于小农生产，以官商抑制经济的自然发展，又重复了帝制王朝一贯贪得却又无能的敛财手段。结果把中国的农村发展进程耽误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不是落后又能是什幺！现在江主席终于号召共产党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了，如果中共代表过或者已经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何必还要再行号召？首先，它自然说明中共从不代表百分之七十农村人口的利益。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想不通的悖谬，一方面代表了农民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化，另一方面却不代表全体农民的利益。五十年来，党只代表党国体制的利益，一个一直代表了落后生产力和文化的执政党之所以至今还在台上，且还会继续执政下去，就是因为它已经包养了它的相当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且这不得不维持下去的体制仍牵扯到此体制内所有成员的吃饭问题。这里面不只包括党政军、事企业，就是吃惯了铁饭碗死抓住公家不放手的下岗工人，以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依然留恋的一切体制内在编人员，都与这个党的退却与挣扎形成了一定的共谋。唯独非城镇户口的前现代农村腹地人口与此关系不大。他们固然多数穷困，被遗弃在城市的社安保障之外，但他们本来就在底层，相对于城市，将较少遭受那个正在崩溃的体制内所有人员随时都会碰到的凶险。


中共已将灵魂押给了魔鬼

转向市场经济和进入世贸组织的党国体制犹如浮士德与靡非斯陀搞上了交易，为开那洋荤，党国体制已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市场的美妙及其险恶是市场这把剑的双刃，没有好吃的烤山芋是不烫手的。现在只是初期的挑战，更大的、更深刻的冲击尚在未来，党国体制的庞然大物已在一层层剥落，哪一层脆弱哪一层便首当其冲，哪一部分赶不上发展的步伐，哪一部分就会从看好转为衰败、现在是工厂，明天就会轮到公司，后天则为银行，以至文教、科研、卫生，直到党政机关，凡与体制有关者将无一幸免。在效率、竞争的挑战下，一切都得服从存优汰劣的机制，到那时候，中央想护也护不住，而且中央本身即是泥菩萨过江。共产党遗误了党国体制的从业人员，同时也娇惯了寄生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现在中共有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中共的臣民却或多或少仍难同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化脱清干系，其中有些个人，甚至比中共还更落后，正是他们这些人构成了中共左派势力的群众基础。
如果我们退向十几年或几十年以后，从未来的瞭望点上拉一个倒计时的长镜头，那将是这样一种蜕变的场景：从今日的下岗工人开始，十几年后则轮到下岗教授，几十年后更轮到下岗官员，直到下岗的党委书记以及政协、人大代表。新兴事物如新建楼群一样矗立起来的同时，种种陈旧的体制犹如豆腐渣工程一般轰然塌下。红尘阴霾中熹微闪烁，社会的躯体上有的部分在流脓，有的部分结了痂，有的部分长起了新肉。这是一个新生与毁灭的大混乱，党不可避免要剥落下去，一切依靠党的势力和个人都要剥落下去，直到中共层层涂抹包裹自身的杂质废物剥落尽净，全体人民才有可能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

展望未来的乡绅

没有救星为农民谋幸福，农民必须自助自强。今日受城市歧视的民工们，甚至受城市凌辱的打工妹们，以及拥挤在浙江村新疆村等等村摆摊设点的外来户们，所有混杂在城市边缘和乡镇交界灰色地带求生存的二等公民们，他们之中必产生出取代没落的全民单位人员而入主城市的后起之秀。总之，与中共既得利益中心愈近者，必被淘汰愈狠，而距离愈远者，反而愈具备后发的优势。谋生还会更艰难，竞争将逐年激烈，太多的过剩劳力还会使更多的弱者、劣者变得更贫，但会有日益健全起来的社会保障机构解决救济的问题。宁可由国家对贫困作特殊处理，也不要大锅饭再混下去一起吃，继续扩展全面的平庸了。到了那时侯，才有真正意义的老板与雇员的纠纷，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才有玩够了阶级斗争的老一代人想象不到的阶级斗争。会有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会有你死我活的较量，但都会为各自的权益据理以争，会建立共同的游戏规则，会借着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张力造成社会的活力，最后形成法律和制度，从而维持不断调整的公正。
那幺对曹锦清、李昌平反复指陈的县乡村镇大小官吏该怎幺说呢？他们是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外围，分享了中央省市财政集团的部分利益，同时又被指使向其周边所管辖的村民中吸取补给。他们在和平时期还沿用着红军战时的某些粗暴做法，他们的办公、办事及营生，让人联想到历朝县衙的官吏和差役。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就是羊毛的捞取人，为完成上边的指派而捞毛，也为了他们自身的好处而捞毛。土改时他们从积极分子中提拔上来，公社化期间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后加倍增长。我相信酒席上那些讽刺腐败的顺口溜多是他们信口编成而随意传出的。比起中央或省市官员的千万上亿的搞，他们觉得自己捞这幺点好处又算什幺，所以他们在讽刺那些大巫的同时流露出小巫的艳羡，自嘲的口气中还故意带出占了些偏宜而沾沾自喜的味道。这就是他们贪馋而难以餍足的嘴脸。曹锦清称他们为"职权收益者"，他们从各个方面收益，特别从普通农民中办工厂开公司而发了财的大款手中收得最多。这些与党国体制关系最远的白手起家者也许是半城半乡开发地带最有经济潜力的人物。尽管他们曾经或正在通过交结职权收益者以打开权力之门，尽管他们穿行腐败地带的边缘，但他们与那些寄生在腐败体制中的官吏不同。他们的经营中可能有黑的因素，但绝不可能没有白的成分，把他们全打入何清涟所说的"地方恶势力"或"黑色经济活动"，那未免过于义愤，是既不全面也缺少分析的。这里面肯定有没被毁灭尽净的地主活力，逐渐复苏的富农、中农精神，还有受了教

训的贫农焕发的生气。在一块如此古老的厚土上，我就不信没有伺机复活的民间精魂，我们期待由此形成抗党棍地痞化感染的民间力量。等他们有了钱创成业，他们自然要组织自己的团体和会社，占自己的地盘，去向地方的人大、政协争自己的地位和权益。对比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成长的历程，英国乡绅入国会而挑战王权的历史，辉格党人（Whig）以带剑的自由参与立法的事例，就很值得未来的中国乡村实业家
感到鼓舞。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央到各级官吏自动放权，也不会相信膨胀的机构自我裁员，但我们相信他们的人员最终会被挤走，权力会被买去，机构会走向萎缩...这一切均取决于民间社会的茁壮成长。君子道富了，小人自然就会势消。

走向富善的前景

在传统的中国，人们都相信"富有"和"积善"是同步发生的人的活动，我们的先王尧就说过"善人是富"这句话。华夏的基本人生价值是嘉许善人致富，同时鼓励富人行善。那种打着替天行道招牌而自称打富济贫的，向来都被斥为反社会的行为。它也许济过贫，但从没有根本解决贫困的问题，更何况大都是抢窃，都是愈益加深社会贫困的破坏力量。中共正承传了这一流民的反社会言行，且将其破坏力量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富善相得益彰的传统价值践踏到几于毁灭的地步。现在中共终于认识到带民致富的紧迫性，但无论是中共本身，还是急于脱贫致富的民众，对于我华夏厚土民德数千年之崇善根性，全都缺乏应有的体认和追思。这将是未来致富道路上更大的危机。《周易．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必有具此盛德而成此事业之志气，方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文化之可能，然后才有条件领导全民实现国人整体的福利。一个高高在上空喊着要代表这代表那的个人或政党，他或他们只配代表他或他们自己而已，人民是不需要他或他们代表的，他或他们也确实难以再这样空洞地代表下去了。
200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