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问题研讨会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召开 2月17日下午，多维新闻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召开中国农民问题研讨会，与 会专家从经济发展、利益分配、人权、宪政体制和教育等方面探讨中国农民问题的 根源及出路，呼声最强的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农民依法组织起来，集体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会议由著名大陆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刘军宁主持。在开场白中， 刘军宁介绍了会议的由来。最近，明镜出版社出版了白沙洲关于农民问题的书，《 中国二等公民》引起人们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多维新闻社总编辑何频先生决定主办 今天的讨论会，推动各界关注中国农民问题。刘军宁提出，讨论应当沿政策与制度 两个平面展开。 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中国二等公民》一书作者白沙州强调，中国农 民问题的出路在于让农民成为公民，能够以宪法保障农民集体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应当帮助农民完成这一转变。他首先介绍了他写《中国 二等公民》一书的始末和反响。白沙州原为大教授宪法和行政法学的教师，1987年 在大陆参与做过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初步了解农民问题。1992至93年，他在北 京做《纽约时报》的记者，有机会接触农民和农村问题。当时，《纽约时报》老板 指示驻京记者，中国政治不在北京，而在农村，因此，他们每年三分之一到三分之 二的时间在农村调查，得以知道大量情况。《中国二等公民》一书就是根据那时形 成的直觉并总结公开发表的资料情况而写的。他讲到当时了解到的事例。湖北省监 利县自然条件不错，但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主要因为在发生特大洪水时，要 掘堤保武汉。当某农民在亲手挖开大堤时，全村人站在他身后，痛哭不已。他亲见 水退后的惨象。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不能站立，坐在地上一点点帮儿子刮去砖上 泥土，以盖房子。农民付出如此代价，国家补偿款却一分都没到农民手中。他深深 感到不公平。1997年，在《纽约时报》安排下，他来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天安 门纪念基金会找到他，请他写一本为农民说话的书。是基金会的秘书长马什明鼓励 他为中国最不幸的农民鼓与呼！现在，书出版了，他特别感谢天安门纪念基金会为 中国农民做的工作。其后，明镜出版社和宪政民主论坛资助他的书出版。他在书中 将农民问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民由农奴变为二等公民，第 二阶段应当通过宪政安排和法律结构使农民由二等公民成为真正的公民，让农民自 己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一般而言，看热闹者喜欢第 一部份，专家喜欢第二部份。无论如何，这是从法律结构方面看中国农民问题的第 一本专著。有位体制内高位农村工作官员对书评价也不错，只是觉得对现状描述太 黑，改革开放的成就估计不够。不过，白沙州坚持认为，目前，中国农民反抗层出 不穷；加入WTO后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问题会更突出。他强调，中国知识分子有 责任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依法维护权益。他也指出这方面的可喜动向。如：河南省上 蔡县爱滋病患者召开新闻发布会，写请愿书，都不是农民自己能做的，一定有高人 在其后指导和帮助。据他不完全的查看，目前已有专门关注农民问题的网站五、六 个。象温铁军、党国峻、曹锦清和李昌平等人的文章和书籍都引起强烈反响。农民 问题已经是热点问题。他还指出，允许农民组织起来不是不可能；农民组织化早已 是体制内农村研究的关注热点；朱镕基访美时也曾表示，中国应当学习美国农民协 会和专业协会的经验。最后，白沙州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讨论，能将中国农民问题 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现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吴稼祥认为，中 国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遗留问题，在这种制度中，农民身受三座大山压迫 ；深化企业改革、建立联邦制在内的新的政治体制和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农民问 题的必要出路。吴稼祥出身渔民，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有许多长期从事农业问 题研究的同班同学；1987年受当时中央领导之命，前往调查农村主要作物起伏过大 的原因；1989年后，他从事过多种职业，也接触过农民。吴稼祥认为，中国的农民 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三座大山。第一是国家为维持庞大的不以盈利为标 准而组建的国营工业体系而榨取农民收入以提供补贴。改革开放后，由于企业进入 市场，自负盈亏，这方面压力减少了。但第二座大山，庞大的官僚体系仍然在压榨 农民。他举例，县及县一下干部经常发不出工资，就到农村去吃喝。搬掉这座大山 应当通过实行联邦制来实现。这与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相通。根据老子，在一 定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只能养活一定的人，官员应当越少越好；因此，应当缩小国 家规模。在今天的世界，不可能将中国分为许多小国来减少国家职能，但可以通过 联邦制，减少许多国家职能和相应机构、人员，从而减少开支，降低官僚人员开支 对农民压榨的需求。吴稼祥先生目前主要研究如何以联邦制解决中国具体问题，上 述想法是他研究联邦制对农村影响的心得。第三座大山是各方面的寻租行为对农民 的盘剥，应当通过土地私有化和允许自由转让来解决。根据周其仁先生的研究，土 地权力包括使用权、转让权和食利权；其中的任何一项受限制都会影响土地收益； 因为土地不是私有因而不能转让，土地收益不能最大化，农民客观上减少收入。另 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后，土地产权不归农民，但使用权却可以有限转让；这使得 各界得以通过寻租行为，影响政府决策，在不规范转让土地使用权时攫取土地收益 ，从而减少农民的可能收入。大量的房地产投机生意就是这类事例。目前，政府不 放开土地私有和转让，一方面是通过坚守最后一道意识形态防线表明其“社会主义 性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政府留下最后的财政收入的可能来源以填补解决金融投 机等危机所需的资金缺口。这类寻租行为和政府转移财政负担给农民的措施，不仅 损害农民利益，而且极大地腐蚀了政府本身。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康州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认为，在讨论农民问题 这类大问题时，应当以理性解决感性痛苦，中国农业问题应当在发展的困境中理解 ，应当创造条件，让农民能自由迁徙，以分享加入世界体系后发展的收益。文贯中 长期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沿革，最近研究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他首先表示，对中国 农民问题应当以理性解决感性痛苦。中国面临许多问题是任何制度和政府及人事安 排都不能消除而必须面对的。农民问题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是中国长期疏离世界 而造成的过渡开发、技术落后、资源贫乏、生态恶化和人口负担重的恶果之一，这 些都不是短期的政策和体制变革能解决的。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最大限度发挥比 较资源和成本的优势，可以缓解问题，并在长期逐步解决问题。拒绝加入世界体系 ，只会浪费资源，加重问题。文贯中提出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的两项措施：第一， 发展高附加价值的农作物，以增强农业积累能力，采用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的技术 ；第二，将农民大规模转出农业，以使有效补贴成为可能。转移农业人口的出路有 ，第一，世界市场开放使其他国家进口中国农产品的配额下降，增加需求，中国农 民可以有更多机会。客观上使农民走向更广阔的空间。第二，降低某些作物自给率 ，这样能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第三，让农民转入服务业。发展经济 分析表明，服务业在提供就业和改善生活水平方面有显著的功效。而服务业需要人 口高度集中，因为服务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代价昂贵，只有到达一定规模并且相对 集中，才能降低成本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因此，中国应当有适度的城市发展战略， 改变城镇化战略，转向城市化；前者强调所谓大中小城市并进，人口不够集中，后 者则强调规模经济效应。中国应当改变人口因土地分布的情况，通过改革制度，鼓 励农民迁徙，离开穷乡恶水，奔向光明。事实表明，农民居住于穷山恶水，不仅生 活贫困，而且破坏生态，浪费财富。最后，他总结，只有让农民自由迁徙，进入城 市，才能发展服务业，从而分享加入世界体系后发展的收益并解决农民问题。 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访问学者候文琢认为，应当改变农民问题的观念，农 民问题不是贫困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废除歧视农民的户口制及相关制度，是解决农 民问题的关键。候文琢受过难民法教育，经年以国际法和国际比较研究迁徙自由问 题、流民问题和劳工权利问题。到哈佛大学后，她比较中国的户口与南非的种族隔 离制度和印度的种性制度后吃惊地发现，中国的户口制度在对被歧视群体的影响后 果上竟与南非种族隔离和印度种性制度异曲同工。例如，南非黑人选举权相当于白 人的五分之三，中国的农民只相当于城里人的八分之一。候文琢由此推断，中国农 民问题不是贫困问题，而是权利问题；解决出路不仅是发展政策，而且应当是创造 条件让农民能自我维护权益。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严萧指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性质已经蜕变为干部盘 剥农民的工具；应当加强对农民问题的深入调查，揭露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及官员对 农民的压榨；只有解决这类问题，才能减缓农民负担。严萧关注农民问题始于李昌 平的书。书中两点对基层政权和干部盘剥农民的事实令他吃惊愤怒。第一，中国农 村基层政权债务自95年起发生变化，此前，主要债主是银行，此后债主是干部和亲 属。这些债的年利率是35%，是高利贷，而银行的贷款利率是15%。一般村债务是20 万，乡镇是200万，县则上亿。干部和亲属以此获取暴利，而支付利息的是农民。中 国基层农村政权已经成为干部压榨农民的工具，其性质已经变化。目前国家行政能 力和财政能力尚可以在两到三年清理这些债务；如果再拖延数年，政府除赖帐外已 无别法，因为农民不可能再支付那么多利息。第二，是农村基层政权干部严重超编 。湖北监利县有个镇某部门有编制12人，但事实上有100多人，编外人员主要是农民 支付工资。干部膨胀动力机制源于城乡分割导致干部子女、大专毕业生和退伍军人 必须在城里就业。李昌平长期接触基层，对农村每笔经常收入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 。据他估计，上述高利贷问题和干部膨胀问题是农业大省普遍存在的问题。严萧还 从教育体制的问题解剖农民问题，他去农村发现，农村教育内容与城市一样，然而 只有少数农民升大学需要这些知识，多数当农民的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既不懂，有无 用。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王军涛认为，中国农民的问题不是仅靠政策和制 度设计能解决的，也不能只寄希望于官僚理性，而必须让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压力 ，然后使理性官僚对之反应，解决问题。王军涛曾插队两年，后在湖北省做过县市 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工作，80年代后期又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得与主要经济学 者讨论农业问题并到基层考察。王军涛在分析文贯中和吴稼祥等人的观点后提出问 题，谁推动政府立法和制定政策去解决问题？能想到的有三类：政治领导和官员， 各界力量，和农民自己。事实证明，靠官方不行。王军涛举例刚刚出版的蓝皮书讨 论农民问题的章节给出农民收入涨落情况，即使在由依靠农民、了解农民、同情农 民并担心农民问题的危害的领导人执政期间，农民也遭天灾人祸，收入也会下降。 其原因是农民压力不够。理性决策的官僚不仅从客观分析中制定政策，而且要考虑 政治压力。目前第三代领导人的知识结构和工作阅历使他们忽视农民利益，农民收 入严重恶化。当有农村研究人员撰文呼吁中央重视农民问题时，竟被撤职，甚至裁 撤机构。王军涛还提到他在80年代末期接触到许多专家为利益刚性无法实施公正有 效政策而苦恼。而农民利益却由于政治制度严重不公正缺乏必要的“刚性”。其结 果是每有危机，首先牺牲农民利益。甚至从容其他利益团体有盘剥农民的机会而换 取他们赞成改革。这使得各界力量也靠不住，正如吴稼祥先生所分析，各界都在寻 租以利用政府盘剥农民，这是正常功利理性的经济人所为，不应苛责。不能在迷信 所谓官僚理性的决策模式；所有决策都有政治过程在影响；官僚和政治领导都会对 刚性利益反应。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最可靠的方式只能靠农民自己，国家应当创造 条件允许和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不是鼓励农民造反，而是利 用合法渠道形成压力，最后在与理性官僚互动中，平衡其他利益团体的压力，确保 政策和制度对农民利益有基本底线。 多维新闻社总编辑何频认为，农村的矛盾不仅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分散 的农民无法与高度垄断资源并组织化的政府对抗，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如家族、村庄间冲突。多数人不会关心农民问题。从文先生的分析中看到 出路，但不能仅靠官僚理性。而是要解决产权问题，解决了产权问题就会有流动和 竞争，就会有资源重组，就会改善农民收益。 著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刘军宁则指出，在许多问题中，政府是 问题的一部份根源或是问题本身，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善意，而是应建立制度。尽管 解决农民问题有政策和制度两个层面的空间，关心制度建设更重要。刘军宁还认为 ，中国至今虽然已经废除人民公社，但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将农民当成牲畜的牧 民政策没变。必须建立制度，建立制衡，另一方面保障农民活动权利。 会议就某些问题展开了有益的争论。例如，文贯中先生认为，土地私有制 和自由转让之所有缓行是因为考虑到政治稳定的需要，随时在必要时让转入城市的 农民回到农村。严萧也指出，城市化虽然比城镇化更好，但当局为政治控制需要， 更愿意城镇化。 最后，多维新闻社总编辑何频感谢大家参加会议，表示类似会议还要继续 举行，如工人问题，宗教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还对天安门纪念基金会和宪 政民主论坛的支持表示感谢。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王丹、法学院工作人员沈远远及其 他哈佛大学的学生和学者也参加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