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共“十六大”闭幕以后的一篇政论文章中称：中国进入了“后改革时代”。“后改革时代”作为一个分析范式还缺乏精确的论证，但在时间上，大体是指“胡温”当政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1989年以后，江时代可以定义为“后1989时代”，198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从不同方向上深受1989年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治恐惧制约下的政治守权主义和以新兴利益集团为单位的经济分肥狂潮，而政治恐惧就成为政治合法性本身，党变成“秩序党”，以及以“秩序”名义进行按权分利的帮派体系。“胡温”当政以来，“新政”还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幻觉，但至少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变化：随着江李等人淡出政坛，主宰中国政的“1989情结”开始消解了，在这种背景下，“新政府”必须为党寻找新的合法性——我以为这种合法性努力的方向性之一就是以“民粹主义”取代“政治稳定”并重新被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而这一政治象征符号的转换，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将产生相当复杂的影响。

中国的“跛足改革”（经济改革内部诸项目之间的不平衡，特别是经济改革和政治不改革之间的冲突）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从经济生活方面、进而从司法实践中突显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这是“政府民粹主义”产生的宏观背景。如果说江时代关注“弱势群体”主要还属于政治表演项目的话，而胡温的“新三民主义”（胡绩伟语）则似乎开始从这些口号进入了政策和生活。于是中国意识形态似乎划了一个圈：今天的“执政党”开始重拾过去自己作为“革命党”时期拿手的“思想法宝”穷人和大众的代言人——重建合法性。

然而问题是，现在它发现，这样一来它似乎开始反对自身。如果它拒绝接受这种自杀式的政治后果，那么这种新的政治努力就可能转向新的目标：反对作为穷人或大众对立面的那个新阶级：中国资产阶级，而这个新阶级确实存在各种“道德缺陷”。这种政治努力将不断发现经济利益而自我强化：为市场建立许可证制度不仅可以获得权力租金，还可以获得权力对资本的进一步控制。因此，“后改革时代”就存在这样一种政治风险：官僚资本主义（类似晚清和民国）可能卷土重来，只是民粹主义（包括民族主义）的理由取代了当年的战争理由成为权力资本主义的政治象征。

当然，对“政府民粹主义”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还为时过早。至少到目前为止，以关注弱势群体为内容的政治象征事件似乎取得了很多人（包括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好感。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为例，这个部门近年来所发布的一些信息似乎在为政府重返市场铺垫了越来越多的理由，虽然这个部门的工作多少也为人权事业提供的部分资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去年和今年发布的一些报告说明：中国市场失序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生产不安全”几乎成为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新网2002年12月3 日的消息说：2002年1 至11月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信息指出，1 至11月份，全国共发生各类伤亡事故886041起，死亡112562人。同比分别上升5.9%、5.2%. 其中，煤矿、道路交通特大事故多发。1 至11月份，煤矿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1起，死亡1064人，分别占全国特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的44.3% 和50.4%.1 至11月份，道路交通发生特大事故46起，死亡664 人，分别占全国特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的40.0% 和31.5%.今年10月份《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消息称：今年1 至9 月份，全国共发生各类伤亡事故712968起，死亡95612 人，一次性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数及死亡人数都有所上升。

这些死亡事件是触目惊心的。上述资料说明：中国平均每月因“生产不安全”至少死亡1 万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911 ”惨案遇难者总数是2752人（2003年10月29日《联合早报》），那么中国每月就发生4 次“911 ”惨案。如果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被杀害，那么在今天的和平岁月，甚至还不包括政治迫害在内，中国人“平平常常”地就可以两年多完成一次同等规模的“自我屠杀”……问题显然相当严重，这也是当局被迫重视“非正常死亡事件”

的原因之一。然而仔细分析人们不难发现，政府对“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重视更强调“领导关怀”这一面，这是对“恩人执政”（参见《灾变论》）这种传统意识形态的回归。民间立场与政府立场显然存在分歧，民间关注的是人权本身以及这些悲惨事件背后的体制原因。问题更重要的是，类似“生产不安全”这种新闻事实蕴涵的政治寓意究竟是什么？

简单结论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是要为政府管制企业说项显然是缺乏论据的。但是，“政府民粹主义”的政治转向确实值得警惕。由于市场累计起来的道德灾难可能使很多民众支持政府管制生产和市场。甚至奉行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从而使中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资本主义事业夭折。这种危险在思想领域开始表现出左派思潮与“政府民粹主义”的合流，一方面，“农民问题学者”和体制内的学者开始纷纷向左转，另一方面，文学左派开始和自由主义愤青一起在“神五”等事件中鼓励为国家利益投资。因此，重申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警惕官僚资本主义在“胡温”时代卷土重来是非常必要的。

人们必须清楚，公正的前提是自由而不是管制，而绝大多数悲剧事件都起因于权力的滥用而不是资本力量的崛起（前面的新闻报道也说明，煤矿事故上升主要是国有重点煤矿和乡镇煤矿）。人权运动对公正问题的关注绝非支持政府恢复恩人角色并进入市场，而是要求给公民以基本权利——不是呼吁政府控制市场，而是要求市场自治，要求进一步控制国家。永远控制国家，这对于中国自由主义来说——考虑我们的传统——是自己的第一政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后改革时代”的转项就尤其值得深入研究棗必须警惕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首要社会目标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近代以来的最大悲剧是：“官督商办”

（晚清）和“官僚资本主义”（民国）制约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其后社会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这一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这种文化处境至少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两个强大的敌人：一是权力经济，一是资源匮乏导致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种思潮在极端的年代产生毛泽东主义运动（由于政治控制的程度使强制农业积累和无偿使用农业剩余劳动力成为可能），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就会产生国民党1928年以后的官僚资本主义运动（由于脱离了对地租的绝对控制，权力就强制市场积累和建立市场霸权）。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著名的体制内的学者开始重新谈论“新民主主义”政策，他们认为毛的根本罪行就是抛弃了延安时期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棗在50年代初，毛撕毁《共同纲领》这一宪法文件而毁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是党内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他们希望中国政府返回新民主主义路线，重新“补课”，这也是很多人对“胡锦涛新政”的盼望。

不论这些观点如何，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还是存在基本共识的（左派思潮除外）。但是，如何处理国家政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这方面，一些分歧还是存在的。关于这些分歧的争论是非常必要的，但至少到为止，争论还没有展开。而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支持市场价值的学者们却不得不生活在“国家经济”的供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