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刚从海外回来的朋友见到我说，他在网上看到我的关于潜江村民选举的报
告了。我没有问他有关情况和他的意见，因为我也听说那篇报告传得沸沸扬扬。又
过了一星期，他告诉我，海外不少人骂我。他们骂我什幺呢？朋友笑而不答，过了
一会儿，他来问我，他们骂你什幺呢？我不知道，我不上网，更上不了海外的网站
，他们骂我什幺实在是隔着太平洋吐唾沫。朋友说，可能还是以为在中共统治下自
下而上的民主根本不可能。
    我这才想到需要为那篇报告再写点什幺，海外的意见姑且不论，单是国内的朋
友私下就多有劝诫的，那意思是就此打住，不要再为基层民主说话了，否则，“政
治不正确”不说，民粹主义也是误国误民的。
    我接触基层民主的问题有五六年的时间，学者们关于村民选举之类的争论让我
大开眼界。他们各自依恃的理论、历史背景丰富了我对村民选举的理解，不管他们
各自的潜台词是什幺，是赞美所谓制度创新下的民主，是否定村民选举作为中国民
主道路的起点，还是讽刺中共这一做给人看的花架子工程，我却更多地读到了他们
的信仰，换句话说，他们各自一笔洋洋洒洒万言的说辞、证据只是因为他们信或不
信。我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学理的争论敬而远之。
    说来真是一种机缘，似乎注定我要介入基层民主问题。当然首先在于我是从农
村出来的，虽然我有十多年不曾在农村生活了。在读过不少有关农村的文章和著作
后，真觉得农民世界完全被推远成为一个不可理喻的对象世界，这个世界已
    经成为了中国都市、中国精英和高等华人的“负担”，但其“神秘命运”又成
了各种人以其为材料收割自己的政绩、学绩、名望的重要的制高点。有关“三农”
的时文在近几年来开始泛滥就是明证。我也在这种背景下结识了不少“三农”问题
的专家、官员和地方精英。而当我跟李昌平先生交成朋友，跟王振耀先生讨论起选
举中的官员心理时，我自己的意见几乎“呼之欲出”。
    感谢李凡先生，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基层民主选举“民间观察团”，让我实地了
解官员和农民在想什幺问题。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写出了一个观察报告，送给了
一些朋友，修改稿出来后，又送给了朋友们传看，李凡等人又提出意见并作了补充
修改。这期间不知是哪一种版本的报告在网上传开了。不管是哪位朋友把没有定稿
的报告发出来，有关基层民主的说法儿却是我的，我当然要负其责。我随后写了《
英雄》一文再次表达了我对基层的关切。
    但显然，人们更把我的报告当作我对基层民主支持与否的表态，有朋友很快发
来胡平先生有关农村选举的文章，私下的讨论则要求我不要走得太远，似乎关于基
层民主已经有一个真理性的结论，不容挑战，不容质疑。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是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我这样的人来谈论基层民主，就是犯了错误，就
是无知，就是落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潭，就是误导了中国民主力量的方向。
    我担不起这样的罪责。但同样我无法面对的，就是我们这幺讨论的时候，农民
们正希望他们在一次次的选举中团结力量，发挥自己组织的作用，为他们的利益一
分分地争取。不这幺争取，他们为中共各级政权及其爪牙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种
地所得到的，在各种盘下竟是欠地主们的，五十多年来，他们为“地主”种地所得
仍不过是一贫如洗。自留地、宅基地都算作承包耕地的一年年地交税写在农民的负
担卡里，结婚需要的费用比城里人还高，杀猪要交钱，砍树要交钱，盖房要交钱，
每亩地的水费规定是四斤谷子钱，“潜规则”折算后却是近十元钱。等等等等。这
就是我看到的现实。余世存就在上周四，本月16日，河北省故城县青罕镇财政所组
织了三十多人的徵税团下乡，爪牙下乡，开八辆车，浩浩荡荡，农民将何以堪？
    讲这样的故事没有用，反而让人有民粹主义之嫌，有煽动革命造反起义之心，
有反智之罪。那幺，说到本质，能不能不要把我的文章看作是我对基层民主的表态
，我确实没有把基层民主上升到伟光正的角度，因为我谈的是具体问题，我谈的是
多方互动中的基层民主，我谈的是细节，无论精英民主或自上而下的民主何时实现
，地方建设、民众的民主训练现在开始了是否不算坏事？关于民主有太多的讨论，
但民主不仅是一种理论，不仅是一种学说，不仅是一种信仰，不仅是一种政治生态
，也是一种社会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基层民主正从社会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
重构中国社会的秩序。在农民以头撞墙以拓宽其生存空间（二十多年来，他们以血
手印的方式，以农民工的身份不断地以头撞墙，撞开了公社的大门，撞开了城市的
大门）的时候，我们却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表达我们的优越的知识和良知正义感，
我们也幸运地没有跟中国社会最黑暗最保守的势力正面较量。而基层选举，正如中
共官员也从未否认的，是农民的创造物，我们有什幺理由否认它的存在，有什幺理
由让它等着，等着自上而下的民主运动到来呢？□ (转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