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选出的新领导班子，在2003年元月上旬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做了几个重大的决策如下：
对来自农村的一亿二千万进城农工采取开放政策，允许农民工可以留城工作，
在就业、户口、小孩教育和社会保险等方面不再继续受歧视，取消对农工和城市居
民的政策区别。
决定在5~7年内逐步取消乡村两级政权机构，实行农民选举“自治”管理，县以
下6000万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要“下岗”分流。
实行新《农村土地承包制》，其中承包权可以私人占有、使用、转让、继承等
。
计画将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重点从工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转移。
农村９年制义务教育经费改由中央和省级政府预算负担。
如果中共领导班子真的实际执行了上述字面上的计画，则整个中国农村将发生
巨大的变化。
为什么中共新领导班子要制定新的“三农”政策，是他们发善心了吗？不是的
。自1949年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户口和乡镇户
口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把农民强制依附于土地，成为中共政权的新农奴。实行以农
业养工业、城市，党政机构和两军队的政策，建立了中共王朝。这种城乡二元化的
政策执行了五十多年，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再继续
执行这个政策就将根本危害到中共政权的生存。农民的反抗迫使中共企图从根本上
解决“三农”问题。
笔者很同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法学博士于建嵘先生的观点：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政治危机。换句话说，中共政权在农村的政治统治已
发生了严重危机，已失去了相当部份的控制能力，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政治统治，在
相当数量地区的农村中实际统治权已转移到农民的自发性组织，或农村中的黑道组
织手中。因此，中共领导才决定要撤销现有的乡村两级政权，这是一次大规模政权
清洗和改造工程。
在农村中已经发生了如下情况
一、 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农民反抗内容有：反抗苛捐重税，农民负担太重；反抗中共乡村干部的恶霸行
为，贪污行为；反抗村民“自治”选举中的腐败，中共乡镇干部和黑道组织勾结控
制“自治”选举。这一类反抗大的有上万名农民冲击和包围乡镇党政机构。目前农
民反抗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数省，而这些地区在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由
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农民起义反对国民党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可见
，现在中共政权在这些省份的政治统状况已经和上一个世纪国民党在农村统治状况
已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这些农村已具备着革命的火花和土壤。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
二、农民反抗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
笔者在2001年8月，在中共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写过一篇文章《中共政
权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其中提到中国的百姓正在从中共大肆纪念推翻国民党的
一系列回忆录和电影电视片中，学习如何组织自己的队伍，学习中共的斗争策略，
以此来和中共政权斗争。这些已经在农民反抗中逐步体现出来了，这是中共政权教
育和训练中国百姓们如何反对自己。
农民在反抗中有少数觉悟者带头秘密组织“减负组”、“减少负担委员会”（
减负会）、“减少负担监督小组”，这些农民骨干担任领导骨干等等。这一些是表
面的组织，事实上这些组织内部很明显是有组织者的领导着。他们是通过“打着红
旗反红旗”的方式，以宣讲中共党政机构下达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档和指示，以此与
中共政权构作合法斗争。
三、在农民反抗运动中产生了一批农民领袖
这批领袖土生土长，大都是退伍军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纪30岁到45岁之
间，有的来自中共党员和农村干部，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在中等以上水平。这批人
有相当文化知识，有阅历，有工作经验，能接受新知识，基本上能看清中国社会城
乡二元化的矛盾，也亲身体会到农民是二等公民、是中共政权新农奴的现状，认识
到“三农”是体制问题。认识到只有反对现有体制才能改变自己的切身现状。近年
来中国知识界中对“三农”问题的探讨文章已经传入了农民反抗组织中，产生了共
鸣。
四、农民反抗逐渐升级，出现了暴力倾向
中国农民是一个非常温和保守的阶级，不到被逼得不能生存是不会采用暴力反
抗的，实在是“逼上梁山”。农民反抗的形式最初始是个人上访，进而集体上访，
几经失败后，就把上访的精力转向当地中共乡镇政府和党委，从说理诉苦，到愤怒
斥责政府党委，在实在忍无可忍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为了求生存而包围冲击乡政府
和乡党委办公室，最后招致中共政府军警镇压。在大批农民为了生存而反抗的情况
下，靠少数军警镇压是无济于事的，是改变不了中共政权的统治状况。
五、农民反抗事件的扩大的趋向
当一个地区的农民反抗获得成功后的事例，立即传遍四乡八方，其他地区农民
也仿而效之，也形成新的农民反抗事件，也要求减轻负担，要求公平对待，这就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扩大效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每天有300起以上的工
农民众抗议示威的原因了。
以上农村的政治状况不是一、二年形成的，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为什么中共领导不早去处理？笔者认为，以江泽民和朱镕基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几
乎没有一个来自农村，没有农村的亲身生活经历。江泽民的官僚生涯是在上海、北
京，工厂和研究所中度过，他没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农村与农民共同生活的经历
，所以他很少关心农民和农村的生活。而朱镕基虽然是从湖南的平民百姓中出来，
但他也是在城市生活，在上海和北京开始他的官僚生涯。虽然他被打成右派，但是
他很幸运没有被押送到农村劳改或劳教，对农村生活几乎也是一窍不通。在担任总
理期间，他对农业和农村的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中国农村的落后和政治腐
败状况，除了中共的体制原因之外，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对农村的无知，对农民毫无
感情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十六大选出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作为新的领导人，他们对“三农”问题关切
，是否和他们曾在大西北生活过一段期间有关，这还有待于观察。
中国农村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前夜，这是中共统治五十多年以来在农村中面临的
最大危机。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已不可能用小补小修的方法来
治理了，一定要动大手术，从根本上，从政治统治机构、金融支持、税收政策、改
变农民的农奴地位等根本问题上来治理“三农”问题。
中国农村的基本矛盾就是统治农民的官僚太多，农民要养活数千万北京中央政
府不发给薪水的官僚集团。同时，北京中央政府又不对农村给予财政金融支持。这
就造成了中国农民要养活整个中共官僚机构一半以上的官员的局面。
按中国农村9亿人口计算，要养活县乡村三级官员6000万，这就是说每15个农民
（包括老人和小孩，按人口计算）要供养一个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
从历史上看，满清末年是300个百姓供养一个官员，国民政府末年（1949年）是
50个百姓供养一个官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是30个农民供养一个官员，现在是15
个农民供养一个官员。这是中共五十多年最伟大的成就。
中国农民是中共政权建立的创业者，在战争期间有无数农民的生命鲜血换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农民被沉重的工农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削，供养了中共
政权、军队、建立重工业，也供养了城市居民。
中共答应给农民土地，之后又被剥夺了，用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口号把
中国农民欺骗了50多年，中共欠中国农民的大笔血汗债。
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农民阶级是最大的牺牲者，城乡差距、沿海和内陆差距、
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差距愈来愈大。
三农”问题如不逐步彻底的解决，中共政权能维持多久就成了中共政权的心病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中国历史朝代的替换，最主要的社会力量是农民的造
反起义，这些社会条件在目前中国农村已经存在，并仍在继续扩大之中。
北京中共政权看到了这些严重的矛盾，开始打算着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
题。从北京公布的资料来看，中共当局打算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农村改革
。
一、 农村的政权结构改革
现有县乡村三级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多达6000万人，计画在5年至7年内将乡村
两级政权取消，估计至少有5000万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要下岗，这批中共官员和工
作人员的每年开支估计在7000亿人民币。
这7000亿人民币的开销是这样估算出来：
1. 薪水：每人每月人民币500元，一年6000元，官员人数5000万（乡村二级）
，共计人民币3000亿元；
2. 汽车费用（购车、养车、司机、气油）每年1500亿元；
3. 行政办公费（包括盖办公楼、保养、水电费、电话费、出差费）每年1500亿
元：
4. 各种名目的补助费每年1000亿元。
以上各项合计7000亿人民币，这些开支将达到2002年北京中央政府全年财政收
入17000亿人民币的40%，北京中央政府无论如何也供养不起这批乡村官员。因此，
这7000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完全来自于农村。
按农村人头上缴的农业税只有850亿人民币（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5%），而余
下的6000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都落在中国农民的头上，每一个农民（包括大人、
小孩和老人）每年要上缴政府700元人民币以上，农民怎么负担得起呢？因此，农民
只有外出到城市打工、当土匪、做妓女或偷渡移民外国。
中共政权当初建立时，展开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农村中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和
农村知识份子。现在中共不可能再用杀人和劳改的方式来对付中共自己的农村基层
干部，所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乡村两级机政权构解散，用农民“自治”的方
法来改换基层政权。这样做的好处可以把土恶霸，新的中共的“黄世仁”连根拔掉
，但不用杀人的方式，并且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自治”，自己管理自己
，这可能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开通一条道路。但是，这个撤销乡村两级政权的方式
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很可能会产生“夹生饭”，这些新恶霸会在农民“自治”机
构中死灰复燃。因此，这个政权大改革的成败决定于两个关键问题的处理。
首先5000万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乡村两级）的出路安排是否合理，这是改革
成功的关键。这些官员和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都是不太低，这些人可以
安排自己创业，开创农业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进入农村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和
农业研究部门，以及商业部门等等。
其次真正的办好农村“自治”选举，并且让农民成立独立的农民协会，这是中
国农村社会和中共政权（县一级）联系的桥梁。
二、土地改革
笔者长期以来主张，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中国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以
有效和合理的运用土地资源，能吸引投资者的资金，并能把众多的农村人口自然的
转移到西北和西南人口稀少、土地广多的地区。
现在中共新领导班子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提出了改革方案。不久前，中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其中心思想是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界定为物权，
而不是债权。在一定的范内，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排它占有，把对土地的占有、使
用、转让和继承等权利都交给农民。
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土地改革，仅是做了一个过渡。现在是“两权分离
”（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即现在是将土地所有权暂时的放在一边，而是
把农民的经营权权力扩大，可以让农民占有、使用、转让和继承土地经营权。如果
现在这样“两权分离”的做法成功，则为了下一步真正的土地改革做一个过渡，或
者是一个伏笔，首先来处理土地经营权，然后再来处理土地所有权，这是分两步走
的土地改革制度的方案，但这也仅是中共新领导班子的设想而己。是否能走得通，
还是个未知数。
温家宝在元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不少地方乱占滥征耕地，随意圈地
，有的地方则征地规模过大"。他公开批评地方政府说，目前不少征用土地的专案不
给农民合理的补偿，不妥善解决农民的生计，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危及农村社会稳
定。他警告说，如果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退路，社会就很难安定。
可见目前中国农村的现状逼迫中共新领导班子要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否则农
村会出现大乱子，社会将不稳定。
中共50多年来的土地政策是走上了“否定之否定”的道路，现在又准备回归到
中国历代的土地制度──私有制。这真是走了一个大冤枉的路。如果以上中共对土
地制度的设想能够逐步实现的话，那中国农村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笔者现在要问，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及人民代表大会中，由谁来代表9亿农民
讲话，为争取农民利益而奔波？没有这样的代表人物。至今在中国农村还没有任何
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替农民讲话，为农民服务。
中国自称是工农民众的代表，但50多年来中共代表了农民利益吗？没有。8个花
瓶党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所以农民应该有自己的代表组织──独立的农民协会
，由全国各省各县的农民“自治”机构中选举产生出中国农民自治委员会，它的功
能是代表农民利益。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应该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有一定数额，
以便和全国其他阶级的人民协商，争取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和政府机构协商的桥
梁和管道。
农民“自治”委员会不能成为另一个中共的乡村政权机构，它应该是一个地方
自治机构，遵守宪法。它或许能成为类似于美国小城镇的市议员委员会，由选民选
出，对当地选民负责，和州政府联系，维持当地的社会治安和秩序。
温家宝的报告讲的大都是对农村和农业的改革计画，最后强调要在农村再次建
立中共党委的作用，而通篇报告中看不到要建立农民自己组织----独立农民协会。
这是温家宝的报告最大的缺陷。
美国农民只占全美国总人口的2%，它有一个全国农民协会，为争取农民利益和
发展美国农业起了极大的作用。笔者希望中共新领导班子去详细阅读《美国的农业
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一文，作者：张光，刋于 《世纪中国》。
并且只有当农民在中央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真正有了自己的利益代表，确实
争取农民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才能根本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等问题、农民是二等公民的问题。否则中共的“三农”改革仍然会倒退
到农民是农奴的老路上来的。
2003年2月10日 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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