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天安门危机后，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
期望共产党制度将很快朝着更民主的方向发展。但是，威权的政党--国家制度却再
次稳住了阵脚。根据西方的政治科学理论，威权体制因为只有微弱的合法性，过於
倚重强力，决策过程过度集中和专权，以及个人性权力超越制度化的规则，所以，
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很脆弱的。但是，这种威权的体制目前已经被证明是具有回弹性
和修复力的。
    这种威权体制之所以具有弹性和修复力，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有能力使得权力理
替程序化和制度。对任何威权体制来说，权力更替都是最艰难的挑战之一，因为一
旦权力是个人性的，那幺一切会受其影响，几乎没有任何威权体制(包括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法团主义和个人独裁诸种形式)能够勉为其难来完成有序、平和、适时
和稳定的权力更替。相反，在权力更替之时往往是威权体制危机多发之秋。它们要
幺爆发在形式性的权力交接之前或之后，采用清洗、逮捕、派系斗争，有时甚至暴
力等诸种手法，为大规模的民众介入政治程序或军干政打开大门。
    但是，当下中国的权力更替却展现了制度化的许多特徵，这在威权制度史上不
同寻常的，也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台湾近期民主选举
的制度化以外，这次权力更替是一次最有序、最平和、最周密审慎、最守规则的权
力转移。如果不出重大意外，这一进程持续到2003年3月并最终完成有序的更替。届
时，胡锦涛将执掌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两个要职，其它的国家领导职位将交给年轻
一代的领导人。
    对照历史来看，当下的权力转移创造出了许多个“第一”，显示出制度化的发
展趋势。
    第一，江泽民能在其位上生存下来，并能完成安排的任期。江的庇护人邓小平
尽管在1992年曾萌发此想但并未免去江泽民的职务。另外，尽管江被招来坐上北京
的高位，凌驾于他的两个竞争对手----李鹏和李瑞环----之上，并形成一种竞争关
系，但后两位却没有试图去取代江。同样，当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妙施计
谋在1992年将杨尚昆和在1997年将乔石拉下马之时，杨和乔都没有试图将江拉下马
。
    第二，当游戏规则要求江泽民应该离职时，江并没有恋栈。1997年，政治局达
成共识，产生了一个新的非正式规则，即高级领导人年满70岁后不应继续留任下一
任期。江当时是71岁，江作为一个特殊例外而留任，但他保证将在2002年退休。在
有关他的党内职务方面，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我相信，江将在2003年3月也会履行
承诺，退出其所担任的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第三，江是中共党史第一个没有选择自己接班人的领导人，毛泽东为自己选定
了几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邓小平也这样做了(他选择了胡耀邦、赵紫
阳和江泽民)。作为对比，胡锦是由邓小平在1992年以当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党委而安
排接班的。在过去胡锦涛作为非正式的接班人的十年间，江泽民并没有对胡的地位
有所挑战。而且，下任总理温家宝是由朱镕基推荐的，绕过了江泽民所中意的总理
人选----吴邦国和李长春。
    第四，退休的元老(1997年后包括万里、乔石、宋平、刘华清等)，这一次并没
有试图干预权力的转移，或事实上并试图干预任何一项决策。三元老(邓小平、陈云
和李先念)干预决策的特权是在1987年政治局的一项秘密决议里确立的。邓小平担任
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使得这一特权更加无可置疑。1997年，随着三大老之中仅存的邓
小平去世，乔石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党委的退休，一个新的元老集团开始建立。但是
，1987年通过的政治局秘密决议并未继续适用于这一新的元老集团，而且他们也没
有在中央军委保留位置。这批新元老尽管也能收到文件，偶尔表达他们自己的一些
观点，但他们并没有参与政治局会议，或者行使任何决策权。这些惯例可能会在20
03年3月江泽民在退休后，将在幕后施加巨大影响力的说法。我相信，江将得到礼遇
和尊重，但不会有干预决策的权力。 
    第五，军方在这次权力转移过程中，并没有施加影响。尽管军方一些元老将领
积极表态希望江泽民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但他们的声音并没被理睬。除此之外
，军方将领并没有在涉及权力转移的其他问题上发表过任何意见。在军委中，穿军
装的军人的权力转移与非军方的权力转移相一致，即与江泽民关系密切，并且年龄
在70岁以上的傅全有和于永波都在十六大上退休，而且被更年轻一代的军官取代。
这次十六大还没循了1997年形成的惯例，即没有任何一名军人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党中央内的军人代表只在政治局占有一席之地。
    第六，新政治局委员的选择安排是在旧政治局一致同意下进行的。当然，挑选
的过程是由资深的成员主导，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并成功地将自己的亲
信安插进新的班子。但是，这些派系利益的考虑都是在满足了高层领导人须有共识
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一个高层领导(包括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能够强大到迫
使对方违背意愿接受某个候选人。
    第七，与过去的几代领导人相比，在第四代领导兴起的过程中，英才政治发挥
了较大的作用，而派系政治的作用则相对较小。这一发展可追溯到1980年邓小平向
党的高级干部提出的领导干部的“四化”要求，即发现和培养年龄在40岁左右、具
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因此，在1982年，胡锦涛被当时
他所在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连提几级，温家宝也成了甘肃地质局的副局长，今日新
的政治局中的成员大致与胡、温的经历相同。
    如今，九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早在1982年时，就已经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
员。这表明了中共权力接班过程的深思熟虑和规范化。这样，政治局常委的选择范
围就可缩小，集中在经历了二十年的优胜劣汰而生存下来的候选人中进行，由此成
功地限制了派系斗争在2000-2002年可施展的空间。而江泽民之所以能够举荐黄菊和
贾庆林、李鹏可以举荐罗干、朱镕基能举荐温家宝，也完全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年来
他们在具有挑战性的技术和行政岗位上表现出个人政绩，而不是因为象征性的摆设
(如毛泽东提拔陈永贵)，或意识形态上的正宗(如毛泽东提升四人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权力交替能够像这一次，权力从
上一代向下一代移交的各项安排能够预先敲定下来，结果如此明晰化。这次较少的
派别色彩和较多的正常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集团：他们有较高的
士气，在代表党内各派别力量和各种意识形态倾向上达成了政治平衡，而且领导层
内也缺少一两个强势人物，并由此受到结构性地限制，从而建立了集体决策的机制
，而且因为所有政治局常委都经进了类似的提升过程达到高层，在他们看来这一过
程也是相当公平的，这一领导班子也求得了最大程度的相互平等和尊重。
    尽管这次权力转移能否成功未来的样板依然是未知数，但只要现阶段的权力交
替能遵循业已确立的一系列规则(事实上现在正是如此！)，这种可能性是在看涨。
其实这些规则已得到了精英们的支持(例如70岁退休的规则)，有着深远的历史基础
(如英才统治的提拔机制)，而且还在派系平衡的非正式政治结构中得到了结构性的
强化。
    中国威权体制具有的回弹和修复能力有着复杂的理论意义。就极权体制是否能
够适应现代性的问题，西方社会科学家已展开李长期的争论。对此，目前中国案例
对这一理论论争着双重涵义。一方面，为了适应和生存，该政府不得不采纳许多经
由帕森斯提出并由其他许多学者详述的措施：威权体制不得不放弃乌托邦的意识形
态和魅力型的领导方式，强化一个技术精英型的领导集团，引入官僚体系的规范化
、复杂化和专业化，减少对私人言论和行动的控制。用学者理查德.罗温绍的话来说
，这是“从空想到发展。”
    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能力作出这幺多事情，却并未引发民主转型。
虽然这种民主化转型也许会存在於未来的某处，但过去十三年的经历表明，这不是
不可避免的。在如此情形下其它国家或早已经发生民主转型，但中国却是从极权体
制转型到了典型的威权体制，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一体制是稳定的。由此它
提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可能性，那就是，即使在先进的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条件下，威权体制也许是一种可行的体制形式。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对那些关心
人权和民主的人们，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此篇短文的详细英文全文将在Journ
al of  Democracy的2003年第一期上发表。
    *此中文译稿未经作者审阅，请读者以英文原稿为准。任何需要发表此文的媒体
，必须得到作者本人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