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七

    从去年九月香港特区政府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推出咨询档到现在﹐才短短九个月﹐香港已经被闹得满城风雨。7月1日香港还出现至少五十万人的大游行。之所以如此﹐除了条例内容本身的问题外，特区政府所使用的手法亦引起民众的强烈反感﹐甚至很不光彩﹐这也是触发民愤的原因。择其荦荦大端者﹐有以下七宗﹕
    一﹐对这个涉及香港自由人权的大事﹐可以说是香港主权转移后最重大的立法事件﹐如果按照中共的口吻来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否则回归有甚么意义﹖但是为何必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立法程序﹐为此而定下7月9日的“死线”﹖对照赌波合法化长时间的立法咨询﹐为二十三条立法不是显得太儿戏了吗﹖
    二﹐特区政府要匆匆立法﹐必然有不可告人的原因﹐主要应该有两个﹕第一﹐董建华为连任第二届特首的条件﹐已经向北京中央政府立了军令状﹐作为第一年必须完成的头等大事﹔第二﹐因为今年年底有区议会选举，明年有立法会的选举﹐如果立法拖到今年底或明年﹐势必在直选议席中影响保皇派的选票﹐如果今夏完成﹐事隔一年﹐善良和善忘的港人又会相信保皇派候选人的花言巧语而投票给他们。
　　三﹐上述两个原因中不管是哪一种原因﹐都说明特区政府明白此举不得人心。但是不论反对者的呼声多么强烈﹐当局也有一个永远不可以承认自己是少数的底线﹐也就是必须睁眼说瞎话﹐只有他们才代表民意。不但在香港内部说﹐民建联主席曾钰成最近给美国国会议员写信也这样写。仅就这一点来说﹐立法会议员的麦国风和涂谨申直斥他们为“骗子”于理有据。
　　四﹐如果当局认为自己代表多数﹐在为二十三条立法和一系列重大政策中代表了民意﹐那么不妨为立法开展公投如何﹖开展一人一票的特首选举当然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当局肯定不敢这样做﹐这显示了他们只是代表少数利益集团民意的虚弱心理。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甚至扬言﹐不论多少人上街﹐对他都构不成压力。她还预言7月1日的游行是市民的假日活动。
　　五﹐今年六月中旬﹐立法会的相关委员会通过了两个动议﹐一个是不许再审议国安条例的有关条文﹐一是不许再讨论有关特首选举的问题。他们都是选择在民主派议员另有要事而缺席的时候匆匆通过这些动议﹐说明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理屈词穷而只能使用这种下三滥的封杀手段。
　　六﹐为了不想让市民关注立法事项﹐除了叶刘淑仪曾经表示麦当劳的侍应和出租车司机不必与闻这等大事外﹐每次公布重要信息也都选择在重要日子前夕﹐以淡化民众的注意力。例如选定平安夜作为向公众咨询的截止期﹔一月二十八日特区政府提出国家安全条例的蓝纸草案﹐而三十一日是年初一﹔六月三日（六四前夕）再提出修改草案。
　　七﹐现在特区政府和亲共北京人士都不提二十三条而只提国安条例。除了便于向反对者扣上“国家安全”的大帽子外﹐也还因为现在特区政府的立法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二十三条的范围﹐其中最明显的是增加取缔组织部分﹐由同外国的政治联系推广到同国内的联系。当然﹐也可能因为二十三条﹐使人想起袁木说六四只死二十三人的袁二十三﹐也使人想到江浙人所说的“搞七一二十三”（“乱搞”之意）。从上述显示的情况来看﹐特区政府不就是在“搞七二十三”吗﹖
　　对香港的胡搞﹐北京也只能听之任之。一来董建华是江泽民钦定的特首﹐胡﹑温不便立刻改弦更张﹐何况董建华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还是一个不入流的角色。二来胡﹑温新上台，很多事情要做﹐对香港还理不到那样多。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让董建华搞七一二十三再说。但是董建华搞七一二十三搞出个五十万人到一百万人的大游行﹐把老共都看傻了﹐照理应该把一切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现在因为傻掉了而不知该做何反应﹐也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让董建华暂时先“高度自治”﹐然而董建华习惯听北京的旨意办事，要他高度自治偏偏就自治不起来﹐在宣布延后立法后就无所作为而等候北京的指示。形成暧昧诡谲的局面。
　　的确中共新领导人目前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衙门要为几个“七”伤脑筋﹐董建华的搞七一二十三仅仅是一个而已。
　　
第二个七
　　
    胡﹑温的第二个七﹐就是北京《工人日报》旗下《北京新报》六月四日刊登“中国七大恶心”的文章﹐被指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而遭到撤销刊号﹑停止出版﹑编辑部解散的厄运。
　　你道是哪七大恶心﹖一、公仆们的“指出”﹔二、艺术家赞美的歌声﹔三、可怜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协﹔四、弱智的旁证﹔五、共军打国军的影视作品﹔六、吹牛皮的水平太低﹔七、感恩戴德的百姓。虽然提出的都是日常见到的社会现象﹐但是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领导人的作风﹑中共的宣传政策﹑两岸政策﹑外交政策﹐以及百姓的愚昧。所以当局给予严厉的停刊解散处分。但是中国的媒体敢于如此直言不讳的向根本问题开火﹐显见当局对异见的镇压是越来越困难了。而选择在六月四日发表这篇文章有何特殊意义﹐我们当然也不必乱猜。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火山口底下的熔岩已经在滚动﹐民众的躁动日益浮上水面,中国已经处在大变革的前夕。
　　
　　
第三个七

    在这个情况下﹐6月21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社论批评中国政府最近对新闻记者与异议人士的压制，并以七件恶行来形容这些打压行动﹕一、北京新报刊出批评中共制度的讽刺文章而被关闭﹔二、中国官员下令记者停止报导“上海首富”周正毅案件而涉及的官场腐败：三、拘禁上海律师郑恩宠，并吊销其执照，因为他为被周正毅逼迁的数百名居民提出诉讼﹔四、国际社会谴责中国隐瞒沙士疫情真相，导致扩散到中国其它地区与全球﹔五、中国禁止媒体进一步报导揭发SARS疫情的医生蒋彦永，蒋想到美看女儿却无法获准﹔六、中宣部已命令出版业停止报导敏感议题，包括孙志刚3月被警察拘禁后离奇死亡的事件﹔七、最令人难过与厌恶的是，上述事件在中国极为平常﹐中国政府压制人民，而记者只不过是其中一类受害人而已。
　　《华盛顿邮报》的七宗罪显然是呼应《北京新报》的七大恶心﹐而焦点都放在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和镇压﹐这除了表现“全世界媒体工作者”团结起来﹐惺惺相惜﹑相互支持的心态以外﹐当然也知道中共对媒体的控制是他们的最后防线﹐只有突破这个防线﹐才能期望中国能够真正走上改革的道路。
    面对这三七二十一个问题﹐中国的新领导人能真不管吗﹖当然不能。胡锦涛就有改革媒体报导的设想﹐但是这些都是积重难返的问题﹐就是皮毛的改革﹐也会被认为牵动“根本制度”﹐所以进进退退难免。在香港大示威期间﹐内地也新闻大封杀﹐贴进这个﹑贴进那个﹐都不如贴进党的特权利益。但是本来生活在西方文明制度下的香港人﹐在实现了封建主义复辟以后的六年﹐终于发出夏日的闷雷。北京和董建华对民意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态度受到挑战，北京被迫眼看董建华在强大民意和内部分崩离析时低下他的头颅。这对香港不但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对中共何尝不是﹖当然﹐中共同董建华可能会找机会反攻倒算，但我们也在这里奉劝他们要与时俱进﹐不要继续做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