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周最难 

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

相比之下，评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在当年的中国，唯有毛一人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意志、思想和个性。所以，晚年毛泽东的形象是清楚的，明确的。我们对之既不难解读，也不难评判。

晚年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终是前台人物，表现很充分。但是，人们有理由推测周在后台还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现。因为我们对周在后台的表现不甚了了，所以我们心目中周的形象就是残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变形的成分，此其一。

第二，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针对着中共在讲述文革时扬周贬毛的倾向，毛的后人就发过“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的牢骚。

第三，再说周在文革中的违心的表现，违心，为什么要违心？都是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吗，抑或有的仅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

第四，毕竟，周在中共党内树大根深，颇有实力，照理说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对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为什么要一味顺从毛呢？所谓“相忍为党”，“照顾大局”，在什么时候是一种自觉遵守的更高原则，在什么时候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在什么时候只是一种屈服的借口？

第五，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

感谢高文谦先生写出这本《晚年周恩来》，为我们解读与评判周恩来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文本。

高文谦先生曾经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由于工作职务之便，高文谦得以披阅大量中共内部的历史文献以及对若干当事人进行采访谈话。八九期间，高文谦带领同事上街游行，热情支持学生运动，还起草公开信，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六四”后遭当局整肃，虽然被单位领导保护过关，但高文谦从此下定决心和中共专制体制彻底决裂，再不充当御用文人，再不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后来，高文谦来到美国，耗时五载，历经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万言的《晚年周恩来》。

二、“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

《晚年周恩来》主要写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写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江青等“四人帮”的关系，和林彪的关系，和邓小平的关系；写到中共上层权力斗争。其中，毛泽东的专横霸道，奸诈残忍，固然令人愤慨；而包括周本人在内的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投机怯懦，苟且偷生，更令人摇头叹息。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的那样：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

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而且今天头顶上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么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乾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1）

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

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搬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搬，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怜，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在读过这封信后，谁还能说周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三、明哲保身岂是愚，违道顺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厖”。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于是许多人便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李志绥当时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一样呢？”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当然，说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过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场。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长君之恶也罢，逢君之恶也罢，周不是忠臣，这一点总是肯定的。高文谦引用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里的一段话，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言之，周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四、为什么共产王朝无忠臣

如果周算忠臣，那么试问，彭德怀算什么臣呢？算乱臣算反臣吗？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敢于就大跃进的错误批评毛泽东，彭德怀才算忠臣。

不过严格说来，彭德怀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因为第一，彭德怀的万言书只是私下里交给毛的一封信，不是准备在会议上公开发表的，而过去忠臣给皇帝提意见都是在朝廷之上当着文武大臣公开提出来的。第二，更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大发雷霆，纠集其追随者对彭德怀猛加批判，硬是要给彭德怀扣上反党的罪名时，彭德怀很快就举手投降，全盘放弃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最后还签字画押，承认了自己的反党罪名。我们知道，古代的忠臣是宁死也不放弃原则的，彭德怀当忠臣但没有当到底，所以我说他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

周恩来不是忠臣，彭德怀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实际上，共产党里没有忠臣，起码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没有忠臣。因为共产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许有忠臣。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区别。

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其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来自它所宣称（同时也被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君主的权力来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来自血统（王位世袭），他人不得觊觎。君臣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并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的。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合法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行道，见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时候提出批评。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为君主所独享，在君臣之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可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制约），君主在贯彻其决策时，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拥护的假象。这种制度无疑是专制的，但由于它承认“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认君主可能违反“道”，因而给为臣者批评君主和坚持异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便遇上残暴的君主，当忠臣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无上光荣；忠臣则从强大的传统资源中获得精神支撑和傲对权势的勇气。

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它坚称共产党垄断了真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领袖英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线）；这就是说，在共产制度下，党和领袖都是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称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

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共产制度（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国家制度）毕竟是现代的产物，它不是以公开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和代表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例如代表大会，选举，表决等形式；以及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还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规定。这就使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多数人不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不认为领袖英明正确，从而选出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或者把伟大领袖本人选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对毛揣摩多年后总结出一条心得－－“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担这份心）。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它就必须釜底抽薪，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因为只要你成立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意味着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所标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占权力的挑战。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因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我们知道，忠臣的定义是违上顺道，是承认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产制度却坚称唯有伟大领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产王朝不允许有忠臣。

共产党禁绝不同力量和不同声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数派撤职、开除、监禁，并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在这里，持异议者甚至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被迫要“承认错误”。最令人费解的是，刚直如彭德怀者为什么也会“低头认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伙的张闻天到底是理论家，他在检讨书里阐明了他们低头认罪的理由－－因为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如张闻天所说，毛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段话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说（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损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过前三句倒有它的逻辑：因为在共产制度下，领袖的威信据称是源于领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承认领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错的。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错的，彭是对的，那么凭什么还该毛做领袖？那就该让彭做领袖。问题是毛一向被认为代表党，毛错了，就是共产党错了，共产党错了凭什么还垄断权力领导一切？那是不是该让别的党上台了？这个逻辑结论是彭德怀张闻天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的，所以他们只好低头认罪。

回到周恩来的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周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顺上违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历来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预算时，周不赞成毛的急躁冒进，曾经当面抵制过毛的决定。周甚至对毛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可见，周也有过违上顺道的表现。后来，周为了这次“反冒进”而遭到毛的严厉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想来在那时就吸取了“教训”，明白了共产党制度下当不成忠臣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制度、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棗除非你与制度决裂。

五、另一部分事实

如作者所说，《晚年周恩来》“评述了周氏其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侧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揭示周的处境、心态、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观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周的活动舞台在高层，所以作者的描写主要集中于宫廷，对社会则着墨较少。因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在叙述周和毛以及其他高层人物的关系时，作者主要描写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较少写他们的共识和一致。这种特定的视角和侧重对写作来说难以避免，无可厚非。读者阅读时务必留意，否则容易产生错觉。这是我要提醒的。

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来》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组织‘五一六’的名”。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说，“五一六兵团”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彻底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将清查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清查运动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据十分保守的估计，在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的群众多达几十万，致死致残者也有数万之众。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论我们对所谓造反派作何评价，这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其莫须有、想当然，其株连深广、卑鄙残暴，都是不可宽恕的。周在文革中作过不少违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应不在此列。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

还有遇罗克的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于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决定的。

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

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六、为周辩护无法自圆其说

为周恩来辩护的论调很多，但都是浅尝辄止，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经不起分析和追问。

1、有人说，周恩来紧跟毛泽东，是因为他把毛视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错误决策、甚至对自己也猜忌整治时，周仍然认为毛的领袖地位是无可取代、不应替换的，因此只能在维护和服从的前提下徐图改进。简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他看来，是在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尽管我们今天对这些作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周在晚年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无论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按照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革命理想都无法为之辩解。且不说周在其他“老一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时落井下石（起码也是同声附和），连邓小平也要指其“违心”即违反道德良知－－这还是根据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道德准则；甚至就连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视为德政善举之事，其实往往也经不起推敲。

试举一例。《晚年周恩来》里写道，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许多高级统战对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此举历来被人称道。但是，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

一般人在评价他人时，免不了以己度人。作为毛时代的过来人，我们当年都热烈地崇拜过毛，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追随过毛。于是我们很容易假定当年的周氏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理想主义。然而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和周的处境迥然有异。在极权主义的洋葱头中（借用阿伦特的比喻），越是处在核心者越是犬儒，越是处在外围者越是轻信。我们以前拥毛拥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蒙蔽”。万里在1979年一次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讲到农村的贫穷时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不消说，“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是极权制度谎言体系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构建者。两者岂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顺便驳斥“人民的好总理”这一神话。只要我们想到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浩劫都发生在周的任内，想到这两场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痛苦与牺牲，所谓“人民总理为人民”之说就不攻自破了。辩者会说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终维护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担罪责。我们可以承认周并非不想为人民谋利益，问题是，在“人民的好总理”那里，人民的利益从来不占据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补救和修正的工作。所谓“顾全大局”中的“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党的大局。所谓“相忍为党”，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让位，不能不靠边，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牺牲。

2、邓小平说：“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这话的后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毛大发雷霆之怒。本来站在反对者一边的周立即转向，并劝说那几个老帅副总理低头认错。于是，“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为周辩护者每每强调周的尴尬处境。他们说，在当时，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对毛是不行的，毛发动文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实上，顺之者也可能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非上策－－何况毛还要硬拉着周下水，君命难违；所以，周只好积极投身其中，在顺从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力图起到某种缓冲或制约的作用。所谓“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并非放弃己见，一味顺从，而是避免正面冲突，以柔克刚。

这种辩护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辩护者未曾意识到，当他们在如此辩护时，他们已经承认了毛是暴君，承认了中共制度的高度集权，高度独裁，承认了在这种制度下，连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都毫无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辩护：“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可是，地狱是谁们建造起来的呢？

赵无眠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给周恩来辩护的那套理由和逻辑，也完全可以用来给汪精卫辩护。汪精卫也可以说他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为汪辩护者也可以说，没有汪伪政权作缓冲，沦陷区的人民会更受苦。我还要补充一句。有一点汪精卫可以比周恩来更理直气壮：毕竟，日本军国主义不是他汪精卫扶起来的，日本人入侵中国不是他汪精卫领进来的，大片国土也不是在他汪精卫手中丢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泽东暴君地位的确立，周恩来却负有极大的责任。

当然，为周辩护者可以说周当年为中共打天下和拥戴毛成为最高领袖都是出于善良的理想主义；等到日后清醒过来发现事与愿违，自己已经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顺守之道，勉为其难。问题是，周对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彻的觉悟？

大陆学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战期间发表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上的一批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汇编成册，重新出版，取名《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李慎之先生在这本书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写道：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李慎之承认自己骗了人（严格说来，李要算受骗者，以他当初的年轻与天真），可是谁骗了李慎之呢？难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难道能不包括周恩来吗？微末如李慎之等，对中共暴政的建立无关紧要，或许是不配忏悔的，周恩来也不配吗？

李慎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1987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经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眼里噙着眼泪。”
我并不怀疑这段回忆的真实性，只是，它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早在1966年12月，有的联动分子就公开否定文革，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早在二月逆流中，几个老帅副总理就大闹怀仁堂，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造文革的反，然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仍然是中共的党天下。问题不在于否定文革，问题在于用什么标准、什么原则去否定。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无疑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不同的路线确有高下之分，绝非半斤八两；但不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周的路线或刘的路线，都和自由民主的理念相距甚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恩来象陈独秀或李慎之那样大彻大悟，回归基本人权，回归自由民主。今天仍为周辩护者，不可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七、周恩来为什么不留遗言

记得在76年“四五”悼周运动中，一份题为“总理遗言”的传单流传甚广。这份传单的文字不长，其中要紧的话只有一句，那就是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汹汹，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份“总理遗言”表达了人心的不满，可惜只是伪造。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周恩来临终并未留下遗言。但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留下遗言呢？

古人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西方有句谚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写道：周恩来卧床不起后，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邓颖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都知道最后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两段记叙表明，周恩来死前没留遗言绝不是因为没话可说，更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说之人，也不是因为没有倾诉衷肠、一吐为快的充裕时间和安全环境。象刘少奇、彭德怀，象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临死前连留下遗言或遗嘱的机会都被剥夺，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聪明，在被抓进监狱前就感到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写下一封《致未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记在心里，总算留下一封遗书。周恩来临终前的处境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偏偏是一句话也不肯留下来呢？

这件事反过来想想就不难明白了：你叫周恩来留下什么遗言才好呢？

叶剑英希望周恩来能说出“对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来的圆滑或曰圆熟之处正在于，他从来就是脚踩两只船；虽然是一脚重，一脚轻。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政治倾向性，但是你很难从他那里找到可以攻击的话柄。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们当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道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不能让自己站在毛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他要给自己留下余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确的语言说江青和张春桥们的坏话，以免留下把柄。

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讲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来有什么委屈可讲？所谓委屈，就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不公正对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种公正观或正义感之上的。没有了一定的公正观或正义感，连委屈都无从谈起。罗瑞卿长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整彭德怀时跳得很高，后来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关在秦城监狱和彭德怀住隔壁还委屈地说：“怎么能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罗瑞卿一介武夫，头脑简单，总以为别人挨整都是对的都是该的，只有自己才是给整错了冤枉了，所以他要鸣冤叫屈。周恩来不同。周恩来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这中间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来早就接受了这套野蛮残酷的丛林原则并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这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因此当整到自己头上时，他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他连抱怨都没有资格抱怨。（1）除非从头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时首先要忏悔。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风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虽然反右这一段留下一节尾巴，硬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邓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里头未必不明白。邓小平能想到的问题，周恩来就想不到吗？只是周恩来没有机会纠正毛泽东的罪过并顺便洗刷自己的罪过，所以他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思绪中无法解脱。

另外，我们也可以怀疑周恩来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再说，周恩来临终前，毛泽东还活着，周恩来还恐惧得很，唯恐自己死后毛还不肯放过，唯恐别人在自己脸上画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还能留下什么遗言呢？正因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所以到头来只好选择沉默，选择无言。

也许，周恩来临终前并不曾有过比较深刻的反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长期陷于繁琐的事务，更由于长期身处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周恩来早就费尽心机，精疲力竭，无暇也无力再进行超越性思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紧锣密鼓的情势下，周恩来很可能忧谗畏忌，被恐惧所压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国人不满于文革、甚至不满于毛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周恩来多半没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会点起一把天安门的熊熊大火－－否则他就不会在临终前还那么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寿终正寝，临终前嘱咐将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经是什么年月了？他还以为大寨红旗不倒，真的会飘扬千秋万代呢！亏得郭老还是历史学家（？！），对当时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大人物的与世隔绝，闭目塞听，实在不可低估。

《晚年周恩来》里还写道，周明知江青一伙炮制的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起初他也对之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但是后来禁不住压力，担心毛不会放过自己，还是在材料上签署了附和的意见。九年后，周的遗孀邓颖超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作过这样的开脱：“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厖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厖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这意味着，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状多么虚假不实，其他同志举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则皆然－－“顾全大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