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讲演，2003年2月16日）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82年邓小平的谈
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要改革领导体制。这以后，不断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我在
1976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泽东，题目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以后，中共
十三大报告也清楚讲了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幺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
制改革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则是雷声雨声皆无。十六大上，专门用了一个部份
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究竟是要真的有一个起步还是又是雷声
大雨声小地搞政治改革，这便是我们面临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人会说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
慢一点，应当缓行，但我认为，十六大报告上提出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就写了《政治文明ABC》副标题“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在书
的封底，刊登了我在书中的五条建议：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
，党政分开。在来美国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

    今天，我将把讲话主要集中在直选总统这一条上。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改
革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尽快实行总统制。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后，党的一把手是胡锦涛，江泽民由一把手变成
普通党员。但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普通党员却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走在他后
边，海内外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我曹思源却觉得很满意。为什幺呢？胡
锦涛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总书记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万党员。而江泽民
现在的职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管多少人，十三亿。十
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万人的总书记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党的传统就是总书记走在前头，但我就
要问这些人这个传统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现在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党
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强，可是胡锦涛却不强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弱势党魁，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
，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强势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和强势元首的搭配，如果
这个格局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对政
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反对。
    我从1981年以来研究了关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
主席一直是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我们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是公布全国人
大的通过的法律，他只有公布权，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让
国家元首成为真正的强势人物，有职有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势，
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总在说
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
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看饿四一百万人毛泽
东就应该辞职。但由于没有总统制，我们习惯了由大家来扛。所以我建议中国要实
行一个有人负责的总统制。
    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总统制这个改革项目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
的作用。总统制首先能解决我们五十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党政分开问题。改革开放二
十多年里，我们天天叫要党政分开，分得开吗？分不开。因为国务院要对中央政治
局负责，这你怎幺分开？但总统制则会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呢，
又不是党魁。总统和总书记是分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党政分开了。 同时，它还能
解决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军队是要国家化的。
军队谁养的？纳税人的钱养的。但我们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却说，要坚强共产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坚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国家化之间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幺如
何解决这个难题，我看总统制就可以解决。总统将就是三军统帅，领导武装部队。

    有人说，这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现在总统制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
个弱势党魁。根据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要选举总统候选人基本都会是共
产党员，这就能为共产党接受。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不会产生太大的振动
，这就有可行性。我们可以设想，这第一届总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第二
届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只能猜想。所以
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情况下设立总统制，使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分开，它就
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
    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说是，稳定是高于一切，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一定
不稳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稳定高于一切不能否定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权、制衡。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
。在极权制度下谁都要犯错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是分权制衡。而中国要解决
党政不分的问题就要实行总统制。
     我讲的第二部份是匹夫之责──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在
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民间人士大有可为。
    中国的老百姓以前的确起不了什幺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还真能起一些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们的领导人往往在讲话中没有或不能反映
这样一个趋势。我看到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
句话：“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而我觉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
平等。于是我就试图要把江泽民关于决不搞私有化的念头扭转一下。
    我特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江泽民
，但江泽民不容易见到。结果《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年会时，我
收到了邀请之后发现江泽民也要在会上发言。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到那一天时，会议在四点钟召开，四点半曹思源在会上做了发言。晚上八点，
江泽民也在会上做了发言。江泽民发言的时候曹思源正站在离他三十米开外之处。
他发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我就一手拿一本书，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去。
    有人说，中央首长保安那幺严，卫兵没有立刻拿出枪把你给毙了？我说没有。
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长保卫要诀。但是这个要诀我今天不能
公开。
    话说当时，江泽民坐在那里眼望前方，视线的余光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在向他
靠拢。他一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他盯着我，我也就眼睛盯着他向前走去。我
发现江泽民的目光在闪烁，他似乎在问，这个人是谁呀？但我没有向他自报姓名，
而是拿出一本书递到他的手里。我把书一放到江泽民手里，他“哦，你就是曹思源
？”我说“正是在下！”
    如果江泽民当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当时想也许
有另一种可能，他也许不好意思当众发脾气。他就会想，这曹思源为何这样胆大，
他为什幺说人间正道私有化?我觉得他只要打开书翻十页,我就能说服他。如果由于
我的书说服了江泽民,让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开手脚，这对全国老百姓是件好事。
这个险值得冒。
    当然，既然是有风险的事，我如果送完书就走，就逃跑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
找不着哇，要抓你没地方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当时拿出名片放在江泽民手里，
并说：“有事找我，拜拜！”
    那有人会说你这个送书管用吗？江泽民有什幺反映呢？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
线索，在我送书之前两个礼拜，他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说资本家
可以入党。是不是一定因为我送书使他这样我不敢肯定，但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
是说，老百姓可以在国家的宏观决策，政治体制变革当中有所作为，这是当今中国
社会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仆人决不要太客气了。该说什幺就说什幺。
毛泽东是让我们全国人们惯坏了，他说什幺我们都说万岁，万万岁，我们公民要行
使我们公民的职责。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儿
。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中国现在的局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里就谈到要明确公民和公仆的概念。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演
讲时都有人问我：曹思源，你这幺尖锐的观点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怎幺老问
中央领导能接受吗，中央领导等于是仆人，你不能总问这个思想仆人能接受吗，家
里请了个保姆做饭，我们不能总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应该是保姆问我：你今天想
吃什幺？对不对？所以公民公仆这个概念不能颠倒。
    很多人说难听一点，是站惯了，叫他坐下他说不可能，你问他怎幺不可能呢？
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说不行，不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文盲太多，不能搞民
主。我就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说有两亿，两亿文盲怎幺就不能搞民主，
不能搞选举？那还有十一亿非文盲呢，你怎幺就不注意这十一亿非文盲的要求呢？
因此，在当今中国，需要公民充份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在大陆的公民发挥作
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发挥作用。还需要海外的非中国公民发挥建议和支持
的作用。□
                           （刘颖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