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多维网上刚发表杜光上书的摘要，我就很欣赏，却为他担心。我欣赏他的观点
比我们当年为十三大作准备时进了一大步。我担心是因为该文没有在国内公开发表
，因为中宣部是不许发表任何体制改革文字的，现在这样深刻议论改革的长篇上书
却在美国披露，我着实担心他会遭到麻烦。八十年代他曾担任中央党校科研部主任
，且是1986年起草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中央政策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中央党
校分组成员，1987年成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时，他担任秘书长，同我有过密
切联系。
我至今记忆犹新，1988年我获准到美国访问前，他代表研究会请我和北京大学
的龚祥瑞教授吃饭，请我们帮助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同海外的学术联系。饭
桌上龚教授特别提到，统战部李定副部长知道他将赴美时对他说，“胡平是你学生
，你好好同他谈谈嘛！”民联和胡平刚被定性为反华反共组织和反共反华分子，所
以，要求出国人员同胡平联系本身就说明可以放开手脚。这顿饭就是在这样开放的
气氛下建立了研究会对我们两人的委托关系。可是当时已有人捷足先登到过日本，
鲍彤眼光深远，他说，不能拿西方任何钱！所以后来亚洲基金会愿意帮助，却已经
联系不上杜光了，1989年初的一段时期，连从国外给中央党校挂电话都难打通。六
四前夕，杜光参加了游行，为此惹了麻烦，主任职务被免，做不完的批判检讨可以
想象。但是这一次，我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另一位在前年公开发表文章提出“政治体
制改革不可推迟”而闻名海外的著名的王贵秀教授，他说，目前气氛有所松动，杜
光没有麻烦，只是卧床养病，我请他代为问侯之外，表示庆幸。
也许激进的朋友会因为他仍然在体制内兜圈子而不解气，我却非常赞赏杜文，
因为他提出了当权者难以拒绝的，却比我们当年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内部
讨论都没有达到的那幺激进和深刻的观点，比如，当时我们建议要修改宪法，保护
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但是还没有人提出以哪一种所有制取代国有制，更没有人敢
要求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党的军队”性质。我本人1990年在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用英
文写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据说中央军委曾批判这个“资产阶级军事观点”。
另外，1987年夏，严家棋在苏东研究所一次会议上曾提过取消政治局，使党的中央
委员会成为经常性的机构，以扩大党内民主的想法，但是后来在中央研讨小组活动
期间却没有听到他正式提出，更未形成文字，甚至没有正式讨论过，可是，这一次
，杜光比中共十三大提的“党政分开”，也比严家祺上述议论走得更远得多了。
一、经济改革
我这里先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从公有制，也就是从国有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根
据谈起，从中共的理论落后谈起。
1、 有制的理论依据何在
邓小平提出“不搞争论”，最初的背景之一是苏联崩溃了，中国的以胡乔木、
邓力群这两个“左王”统治下的极左派企图借机再次强调反自由化，在中国攻击中
国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再次大唱反对党内外自由化势力的调子，而
邓小平自己无力在理论上走得更远，却坚持继续改革开放，所以他抓住“发展生产
力是硬道理”这一条，避免让极左派用掀起争论的手法再次破坏改革开放经济迅速
发展的大好形势，所以，“不搞争论”策略上主要是为堵住他们的嘴。为什幺极左
派提出姓社姓资问题时集中攻击私有化呢？应该肯定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
思想确实导致了中国非国有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不到
二十年内转换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角，尤其在九十年代中，当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
数年之后软着陆成功时，中国中央体改委正式的总结报告就指出了，中国软着陆成
功而没有随亚洲几个国家那样发生金融危机，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已经有了大发展
。如果当初让那种反私有化的舆论在九十年代内逐步得逞，那幺已经出现的局部的
重新国有化的歪风便会酿成大气候，如果真的在全国搞起新的剥夺私有财产的国有
化风暴来，那幺中国经济就会顷刻崩溃，陷入大危机！
当我们提及邓小平缺乏理论，实在甚为可悲的同时，必须提一下一个不成理论
的“理论”，那就是先在学术界，由薛汉伟教授等议论，后来赵紫阳在十三大正式
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人形容，这是为改革辩护的“篮子，什幺都可
以往里装”。其实，它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正体现了杜光在其文中引用的一个原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指出的： "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
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那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
义就是在物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人为的早产怪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
且作为剥夺者的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这一提法中的“生
产的社会化”，在1917年的俄罗斯和1950年的中国也是尚无从谈起的。而且马克思
早已说过，生产的社会化甚至是更难成熟的，目前西方有诸如FRANCHASE这样的成熟
的真正生产社会化的经验和措施，也仍然是局部的，那幺中国有什幺？单单有若干
为社会生产商品的大企业，而不是只有为一家一户的需要生产的个体经济，还远不
是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但是十三大不能宣布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能说
必须倒退回去先发展资本主义，那幺初级阶段说，既能概括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才
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内涵，也批判了超级阶段的荒唐可悲。所以，初级阶段之说
就是在为发展资本主义补课创造了“理论”根据。真像杜光大胆说的那样，哪有什
幺社会主义优越性！既无社会主义，哪来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的国家所有制完全
是从苏联学来的。客观上只有苏联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其他经验可学，从
意识形态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很深刻，而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讲得很少
，而毛泽东本人又只是仅仅从斯大林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称斯大林著作，
尤其是《联共党史》一书是马列主义百科全书，可见他马列经典读得太少）；最多
他还读过《列宁选集》，恐怕连后来翻译和编辑的《列宁文稿》都没有怎幺读过（
有人把毛泽东引用过的经典著作原话收集后，作此概括！）。而且当时称王称霸的
斯大林怎幺可能容忍中国不套用苏联经验呢？当时“毛泽东是又一个铁托”的压力
很大。
2、 从空想到科学，从科学到空想
杜光分析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指出：中共和苏联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先天不足
。他说，“更为重要的根源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诸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提
倡的个人权利、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个人自由……从而使他们强调的个人不是笼
统的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也不是大多数的人，而是具体的每一个人……所以《共
产党宣言》也指出：代替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
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而在中国历来只有全体，（只有群众和大多数）……
凡属于个人的，就都是私的……苏联也有同样的缺乏文艺复兴熏染的遗憾。”
在马克思认为自己已完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升华后几十年，列宁仍然
是个充满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空想家，他只是在依靠工人起义夺取政权这一点上不
同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书所指的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
西门、傅利叶等人，他比他们只走远了一步─革命，而在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上只是
由于他拥有了任由他设计社会制度的国家政权而有机会实践社会主义，可是事件几
十年的结果，却把社会主义的脸丢尽了。他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最初的设计并没有超
过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空想家几多。他写道，苏维埃全国应成为一个工厂，只要识字
的工人进行统计就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从而避免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了。所以
所有生产资料应属于国家，土地也属于国家所有。斯大林则更变本加厉了一大步，
他反复强调必须不断加强国家机器，就是他个人的独裁专制，并用杀死千百万人的
办法中止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势头，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他们的国家所有制企业内实际上也是在实行名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的斯
大林个人的警察统治，所以这种国家所有制从政治上讲也是个人独裁的经济基础。
当这一套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被搬到中国来时，毛泽东又把斯大林模式中仅有
的一些好的经验批判掉了。反右以后的1958年，毛泽东正式以‘政治挂帅’顶替‘
物质刺激’，以‘群众路线’代替‘企业首长负责制’，以‘突出政治’批判‘技
术决定一切’等等。陈毅和曾涌泉特别到外交学院介绍过毛泽东的这个贡献。毛泽
东把苏联的糟粕搬来，在中国实践的经验显然表明，那种国有制不仅是严重妨碍生
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荒唐的是，国有制作为一种产权，还不是一种完整的所有制
。它的所有者缺位，（因此没有任何部门对企业负责）；又婆婆太多，即在享有利
益上，所有者又可以多到几十个部门，谁都来雁过拔毛，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并为
贪污腐败形成体制基础。
3、关于职工持股
杜光的可贵在于他不仅从体制上详细分析了国有制不利生产发展，造成种种弊
端的原因，更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除发展非国有经济之外的，直接改造国有产权的
方向──职工持股。在中国，官方称之为股份合作制，使之同集体所有制挂上钩。
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家体改委公布有关文件时，对每个职工可以持股数的差别
作了限制，即最高的经理人员持股不能超过平均数的十倍，那幺如果一个千人企业
，全体职工购买十分之一股票，每人平均就只有万分之一股权，那幺经理所持的股
权最高就只有千分之一，如同虚有，哪能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所以当时负责起
草和定案的体改委生产司司长以及更高一级以上的人员自己就认为行不通。
而且，从性质上看，职工持股也不是集体所有制，是社会化的，即普遍的非个
别人的个人所有权，杜光正确和尖锐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私有和个人所
有加以区别，资本主义私有制实际上是通过剥夺个人所有权来侵吞大量资产才产生
的，当时马克思还设想雇佣八个以上工人才算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任
何社会的每个人必须有个人所有财产才能生活，关键是他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还必
须建立在劳动者─现代产业工人个人普遍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上，而
这里已经不是个体经济，而是现代化生产的大企业的产权分别属于每个工人所有。
这也正是高尚全所主张的民有、民营、民享的基础。杜光说，有人诬蔑西方的职工
持股系中央情报局的把戏，发生这种攻击，也许是因为美国的NCEO (National Cen
ter for Employee Ownership,地址在加州的Oakland), 即职工所有制全国中心曾两
次（1994和1996）到中国参加全国性的推广职工所有制的会议。其实，在美国右派
诬陷他们的办法却是扣红帽子，说他们是共产党，而实际上那些热心人确实是左派
，而且是他们为推行职工持股做了争取优惠贷款和优惠股价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形成职工所有制之后，又整年到头满天飞去实行这种体制的企业指导工作。他
们总结了一整套管理经验，是极其可贵的。比如，他们的管理经验的重要原则之一
：“经理人员必须教会本企业职工读懂企业的信息。”相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多数
都在公布信息上弄虚作假，和美国的企业舞弊也一样搞假信息，可见他们这条经验
有多幺可贵！应该说，美国的职工持股是工人运动的产物，从经济斗争到抵制生产
，又发展到了分享股权，使自己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企业主人。杜光认为只有这样，
职工才真的成为了企业乃至国家的主人，也才能真正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我要
进一步引用如下概念说，高科技的发展已经使生产者个人的作用越来越起重大作用
，现在使用PC机已经进一步到了进入实用更先进的手段, "因而即将进入‘通讯时代
’，权力核心转到个人。一个人够不够有力，变成企业能否具有竞争力的关键……
”（多维新闻社报导《商业周刊》9日黄惠娟文。）所以，生产者个人持股也有利于
发展生产力。而这正是美国职工所有制迅速发展的原因──使企业生产效益迅速提
高。
那幺怎样把产权分到职工每个人呢？杜光批判了新华社的批判，而认为那些做
法是正当的。其实，据我所知，有人指出，目前中国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分给全体
职工为时已晚，因为很多企业已经资不抵债。而所谓无偿分发股权，在美国基本上
就是这样分发股权给职工的。据我所知，国内把这一工作称作‘改制’，首先是把
国家靠历年实行低工资扣留的钱，留作为职工退休养老用的钱一次性清算给职工，
职工以此购买股票，（而职工不怕因此而没有养老金，因为企业经营好了就有能力
供养退休老人）。所谓‘折价’一是指企业原来投资已经回收很多，而目前的经营
情况又不佳。二是指除上述公积金外，有的企业还把近年来的在没有增加投资条件
下的积累算作现有职工的贡献在售股时打折扣。很多企业只想卸包袱，在计算职工
应得股权上损害职工利益搞得无法实现‘改制’。按生产要素分配则是不搞平均主
义，充份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使得经理、总工等人员获得较多的股份。有人担
心职工把股票转身便卖掉，因而仍然不关心企业，在美国，职工在退休前或在相当
长时间内是不允许出售本人所持股权的；只有职工以扣工资的办法所购买的打了折
扣的股票允许立即转手。但是完全禁止出售是不合理，也做不到的。把这些做法说
成是美国或西方的社会主义却有点牵强附会，但是可以充份肯定地说，这是西方工
人运动的经验，我已经建议杜光率团来美国访问NCEO和考察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的
经验。
杜光充份论述了要当主人，或者说要让人民承认工人是企业和国家主人而不是
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必须切实实现工人除工资之外，还有权分享他们的劳动所取得
的企业投入增值的盈利，就是高尚全说的民享。这不是平均主义而是真正平等。从
享有产权到参与管理，到分享盈利，生产者才谈得上是企业和国家主人了，至于因
为‘党管干部’所造成的恶果，就不仅是大权旁落，使企业变成官僚所有，而且在
赵紫阳挂帅经济改革为贯彻首长负责制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反复行文强调‘党管
干部’从而使干部制度改革走了一次又一次弯路，甚至使一些地方和一些企业改革
复旧。但是，我认为这是政治改革的问题，应该在下文中讨论。
4、 断性与股份制
杜光提到了国有经济的垄断性，这种基于政治垄断的经济垄断危害极大，它所
覆盖的面曾经非常宽──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至今，就是在提出国有经济从
所有竞争性领域退出之后，国家垄断究竟仍然应该包括哪些行业也还是争论不休，
比如，除军工外，诸如发电输电、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桥梁港口、供水供暖和供气
等，哪个应该保持国家垄断，凡涉及某些人因为维持旧的垄断而有既得利益的，就
难以变更，甚至在国家所有范围内瓜分势力范围都困难重重，李鹏称霸的变输电系
统就是最明显的实例。有人甚至说，如果汽车生产领域能完全放开给非国有经济，
那幺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根本不用怕外国汽车来竞争，但是现在汽车生产厂遍及
全国每一个县市，就是在国家名义下的地方官员的国家垄断名义下的官僚经济。
实行股份制本来是把企业的资本主义的个人私有或家族私有，（在中国就是从
国有制）走向社会化持股的一个突破。中国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运动后，朱镕基率
团访问美国时，汪道涵甚至曾告诫我，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中国不可能实行股票上市
，但是不久就突破了极左派的阻力开始允许股票上市，虽然主要是让国有大企业的
股票上市敛集资金，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在娘胎里就种下了。染上了贪污舞弊弄虚作
假的毒瘤，最主要的病灶就是不按企业的条件和严格的按法规行事公布信息等，而
授予党政工妇团体以特权，让它们把手中额度分配给申请上市的公司，从而为上市
搞‘包装'，“某部委或省市领导都把额度给我了，凭什幺你律师事务所或会计事务
所不给我包装（弄虚作假）？”当时每个额度是有市价的，以至举行中共十五大，
也就是香港回归那年，有笑话说，“今年最大的政治是什幺？不是十五大，也不是
香港回归，首长案头上最大的政治是处理难以平息的额度枪夺战！”我亲眼目睹一
个又一个发工资都困难的企业通过贿赂或本来就同首长关系暧昧就大模大样地穿上
伪装的公告上市，完全是骗股民的钱，那幺掌握额度的官员仅仅是为了拿到一笔贿
赂的钱和一批原始股可以发财就足亦了吗？不，给额度的附加条件之一，还得答应
集资后拨款给那些首长许诺要拯救的其他国有企业，这是又一种坑害股民的把戏。
所以，中国的股市问题也同‘党管干部’一样，首先是政治问题！
5、三农问题的要害
至于目前最炒的火热的三农问题，杜光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要害有两个：土地所
有权和人为的城乡割裂的二元体制，就是说农民没有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
同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与流动权。杜光黯熟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他尖锐地指
出这是一个一步步剥夺农民从土改中争得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过程，直
到实行公社化，从个体经济堕落到‘农奴制性质的大庄园’（这也是杜光的突出的
尖锐之点！），而不是什幺包含共产主义因素的仅仅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已。因
此解散人民公社还不够，必须批判这种倒退到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真实，才能从根本
上觉悟任何意义上保留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的残迹是无法解决三农问题的，这首先是
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问题。
各个领域都有待政治改革，不彻底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倒退，
这其实是邓小平在1986年就强调再三，而被第三代核心全面倒退的最大的方面，至
今，江泽民吹嘘什幺三个代表，就不敢碰一下‘民主’，因为他喜欢的是皇权。当
然尚在北京，坚持体制内改革的杜光想说这些话，也不应该由他来说，我就不妨越
俎代庖了。
二、政治体制改革
1、江泽民任内政治改革倒退
西方评论中共十六大都集中在交权接权上，而且不乏赞赏‘三个代表’的议论
。其实，应该多研讨中共的丰功伟绩的真相；至少应指出，江泽民在其任内不仅没
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大倒退了，他从十三大通过的决议，从已经开始实现
的党政分开，倒退到党、政、军三大权集于一身：从他本身开始到各级全部都由党
的第一把手兼任，这算什幺遵照邓小平理论行事？算什幺尊重党代表大会决议？！
杜光强调中国的毒瘤在于封建主义，他分析了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在中国造成极
大危害是由于封建主义毒素流毒至深至广。但是我认为主要不是在人们思想上的封
建观念，而主要是李慎之所说的中国的封建主义应该强调它主要是皇权主义。即所
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统治的等级关系，决定一切的是‘朕即国家’‘
家天下’‘率土之滨皆为王土’，是什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不是家族关
系等等上的封建礼仪性的等级关系。更不是什幺一般的士大夫习气造成运动中互相
你斗我，我斗你，那些恶劣现象都是皇权统治和压迫下的自卫性无奈，而不是他们
自己根据礼教的自动追求。斯大林杀人如麻，毛泽东则表面上不这样做，说什幺‘
人头不像韭菜可以割了一茬再长出来’，但是他用阴险手段一个个株杀他最亲密的
同辈的革命功臣至今中共羞于公开清算。邓小平接权后，三中全会宣布停止搞政治
运动而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来，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是，六四却创了大规模
屠杀游行请愿群众的先例，而镇压法轮功，针对几千万人的一种宗教信仰，按邪教
定罪后就可以抓捕入狱，且不又是另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史无前例’？这些都在
在说明，中共除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全面倒退外，在专制独裁上，长江后浪赶前浪
，不知哪年何月又会花样翻新实行哪种形式的残暴镇压来。所以，中共如果不清算
六四大屠杀和镇压法轮功事件，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反动反人民反民主的本性
难移，无法把其政权的合法性真正建立起来。（这个合法性正是体改办副主任潘岳
前年上书所提出的一个很合理却为江泽民所最不愿意听的命题。）这是政治体制改
革比十三大举行时更难以得到人民普遍支持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要让人民相信中共
有诚意自上而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非得从平反六四和法轮功两件大事做起。
2、民主与体制改革
至于改革的方案，杜光确实走得比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方案远多了，从党内民主
来讲，十三大开创了党内选举的差额竞选，这一个小小的步骤现在在实践上也大倒
退了。但是，由斯大林的实践造成的诸如党的检察委员会从与同级党委平等降为在
同级党委领导之下纪律监查委员会，使得它失去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和地位，从而
取消了党内通过组织对每级组织的任何监督。设置任何专用信箱和专线电话都最多
能监督个人，从根本上无法监督任何一级组织。另外，在列宁在世时，没有什幺政
治局和总书记，党的中央书记处和书记本人只是分工管理某个方面那样，权力都很
小，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是斯大林在实践中自己一步步扩大个人权力形成的，后来
摇身一变成了正式体制，固定成为不能改变的模式了。而党内需要有不同意见的公
开争论是列宁逝世前创导，并对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安排，但是就是十月革命
后，在苏共掌权条件下召开，第一次响应列宁号召展开的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的争论
的结果，是大部份发表反对斯大林的意见的，占党代表多数的党代表和当选的中央
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都人头落地。从此以后，哪里还有人敢讲不同的意见？！包括
很多很能干（如朱镕基）又很思想解放的领导（如赵紫阳）个人风格也都非常武断
，不肯听不同意见，甚至不让下属在公开会议上说话。所以在共产党内部根本没有
民主制度，也谈不上民主作风。
第一次提出体制改革的还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党和国家领
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就分析批判了过度集中的体制，但是他的设想马上受到
党内各层的抵制 ，当年就宣布不得不缓行。1986年6月起他又再三强调要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但是他的党政分开的思想完全是为了提高共产党领导的效率，而丝毫不
触及中共的一党领导的体制与地位。当时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造成党不管党，
而所有政府的工作由党的机关另外迭床架屋的党的机构去包办代替，到了什幺程度
呢？几乎政府有什幺部门，干什幺工作，党就设立相应的部门来指挥或包办代替，
所以简单说，在政府工作的党员不代表党，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丝毫不用，甚至连
名义都不用，可以直接由党的机构或官员指挥和下命令。邓小平是毫无分权意识的
，而且他对丝毫的分权意识都是极端敏感，记得他在他自己再三强调改革的1986年
就对严家祺早就就他的分权主张作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在1987年十三大前我们中央
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某个报告又被他揪住了一根分权的小尾巴，批评我们企图
偷偷地把分权塞给中央。那幺，这样有限的党政分开为什幺还是遭到某些人反对呢
？因为企图大权独揽是一切追求独裁专制的人的特色，而不是一般的封建意识，所
以十三大的，也是邓小平再三强调的仅仅希望在党员负责干部间分工，从而提高党
和政府职能的效益的主张和决议，也被置之高阁。我记得当我从中央研讨小组回到
外交学院时，党委副书记问我，既然要党政分开，那幺我就兼副院长好了！我告诉
他，首先就是不要兼职，他听了就极不高兴。这种情绪具有代表性，原因就是中共
全党未能从思想上接受这样起码的改革意识。
3、 制主义哲学是凡事都强调谁代表唯一正确
杜光从坚持革命为发展生产力，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社会
主义，从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并且力图站稳脚跟从中国改革开放
走向真正社会主义的意图提出了一整套必须准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才能使这
种无产阶级专政能最大限度地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
解释，不过鉴于他身在中国，为了争取他的主张在国内和党内更大的合法性，有许
多话是不便说的。但是要思考中国的改革就不得不把丑话都说出来。
我想不是中共党内没有人知道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历史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
过的巨大作用，关键是从列宁开始，各国共产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从革命胜利
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他
把国家统治仅仅解释为‘镇压’而绝对否定妥协，他把恩格斯所说的把阶级冲突控
制在对立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可以生存下来的思想当作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予
以批判，实际是他自己阉割了恩格斯的国家观，在这样的歪曲下，资产阶级国家就
只是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而已了，就可以根本否认它的民主制之下被剥削阶级有任
何权利了。特别是在中国，康生晚年甚至批判恩格斯关于利用普选制争取无产阶级
利益的可能性，并且说这是恩格斯在搞修正主义。
那幺邓小平为什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除了他公开说的三权分立和制衡不利
于决策效益外，最主要的真是怕削弱一党大权独揽。这里又有一个哲学传统上的东
西方差别。如果说儒家教育人说，你应该照我告诉你的去做的话；那幺西方的哲学
始祖孟德斯鸠却教育人必须懂得自己还有什幺事尚不懂得，直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
，凡事都强调谁代表唯一正确，而根本不看重各人群之间的利益均衡，不相信凡事
均可能有不同的选择而必须尊重不同意见。如果你让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斯大林和毛
泽东的错误，他可以说一大堆，结论就是要有一个正确可靠的领导，而不是因为缺
乏一个民主的可以随时修正的决策和监督机制。所以在八十年代在中国风行一时的
是思考和提倡建立一个科学的决策 机制，当时公开说不必提‘紧跟邓小平’的相当
具有民主意识的万里就竭尽全力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人们吸收教训就是纠正
路线错误，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认为一旦党失去全面的统治权
即领导权，全国就将六神无主了。可是，苏联和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人民的最主要
的结论就是，所谓绝对正确恰恰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的难以挽回的延续几十年的全盘
错误！这也就是为什幺在目前经济情况空前好的条件下，人们因为不担心决策错误
，而对中央很少政治改革压力的缘故。所以我认为只有经济改革遇到政治不改革的
巨大阻力，才有可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年邓小平也是因为再不改革政治体制，
经济改革受阻，他说：“你放权，他收权，”寸步难行或倒退才迫使他出面再三呼
吁改革政治体制。
4、 关于分权制衡
至于如何实现分权制衡，比如如何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制度
，除制度设计和履行外，靠执政党的领导是不够的。粉碎四人邦后长期内彭真任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就不按宪法办事。我在1987年就给赵紫阳和饱彤写过一份报告
，我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责任是‘主持’人大常委
会议和它的工作，而根本没有说委员长应当或有权实行领导，彭真却总是在扮演领
导角色，这样就侵犯了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委员完全独立地按照选民委托履行职责
的权力和义务，而彭真他就是在没有党中央决策和指示的条件下，以党的名义强奸
民意，这样做既有损人大常委会应有的作用，又多次妨碍改革开放的进程。据说，
彭自命不凡，自封为中国立法和司法的霸王，其实这也没有党中央授权 ，他还曾在
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说，邓小平说过，他彭真有资格进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不说邓小
平接着讲，‘但是不进为好’，他就是不甘心屈居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陈云
等正式的领导之下，对这样的又有野心，又违宪的委员长，谁敢冒犯？我写成该报
告后，饱彤让组长廖盖隆告诉我，我这样的报告连内部印发都不可以，因为出了事
连十三大前的赵紫阳总书记都无法保护我！可见，党内还容纳着这样霸道的人。那
幺应该怎幺办呢？说到底只有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和充份的自由才行，从言
论（包括新闻、出版）、结社（包括团体独立和组织政党并独立行事而不隶属于共
产党）、游行示威（所谓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力）……所以，政治改革还有另外的一
种可能，就是共产党自己不改革而在崩溃时被淘汰出局。那样就出了杜光在体制内
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圈了。至今有人仍不肯承认苏联的所谓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
的无穷恶果，那幺请读一下蓑笠翁先生最近在万维网上发表的《中苏改革成败原因
浅析》一文就应该为中国人民没有因为改革家们的胡作非为而千百万人饿死冻死而
庆幸了。
5、 多党制是有效的监督
拜读杜光长文，他对人民的监督谈到这里嘎然刹车了。他只能在如何使共产党
在有效地实施真正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讨论，否则他自身就不安全了。其实，正式的
监督必须到使得执政党有可能轮替为至才真正起作用，那就是实现多党制。在选举
中不是根据共产党提出的等额或差额侯选人名单选择适当人选，而是在不同政党的
名单上选择；言论自由必须达到有不同党派的机关报有权宣传不同的党纲与对各种
问题的观点和对策才会对政局产生有效的影响。对贪污腐败的监督也只有到必须令
执政党承担去留责任的地步才可能由于民主监督来杜绝贪腐之风。试看台湾的民主
制，不见得没黑金政治，但是一次台北和高雄的市级选举就教训得水偏不敢太随便
了，尽管没有治好他的百病，民主制对政治家所起的谁是主人的教育作用，是没有
民主制的大陆所不敢梦想的。
1949年开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是由各民主党派成员组成的，但是
后来把所有非共产党员都赶走了，至今只有个别副部长是非共产党人士。可见共产
党把持得多严！至于中国存在的多党参政，不说有没有参加内阁的权力 。单说这些
党派的花瓶形像 吧，胡耀邦曾明确提出几条，包括尊重他们的独立自主，共产党员
退出民主党派等，八十年代曾经开始实施，江泽民时期也全面倒退了，弄得所谓的
民主党派的很多领导人比共产党员更为奴才相，不足为怪。所以，要发展多党制，
不能靠目前的民主党派的自生自灭，因为目前这些党派的发展完全在中共的限制和
管制下发生的，比如民革只能在与原来的国民党有传统联系的人员及其子弟中吸收
党员，而且不准许到地方基层单位发展等等，其他党派也各有特定的领域，比如华
侨、医务人员，中小学交工等等。特别是一直在组织人事上受中共统战部门控制，
直接受公开与不公开的中共党员占着要位，发展的多系忠诚于中共统战方针的党员
，所以这样的党在中共发生彻底达变化前不容易独立于中共，不可能真正起监督共
产党执政的作用，更甭说与之竞争，挑战它的执政地位了。那幺能不能制望海外的
民运组织呢？至少从目前来看，也没有希望，因为他们自居于体制外加上中共的眼
里镇压和限制，他们完全同国内形势发展脱节也裕国内受苦受难的民众脱离太远。
李锐在最近发表的关于政治改革的建议中重提中共在抗战时期所提出的三三制
，如果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我认为真正是一条以台湾的民主来推动大陆的民主化
，逼迫中共为统一在政治改革上作出让步的良方。但是这样一个要求大陆和台湾双
方都要忍痛牺牲各党各派的私利，真正从中华民族的繁荣兴盛出发，并且认真协商
妥协达到各方面都赢得目的的方案才有希望。我本人在1990年在时报周刊上就发表
过这样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反馈，不久前我给世界日报周刊写稿呼应严家棋的一
片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重点就是再提三三制，世界日报显然不感兴趣，
所以连台湾的比较开明的媒体也难接受，何况还坚持着不改革的中共呢。
6、 如何迎来言论自由的时代
那幺杜光指望什幺呢？指望再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那幺仍然是先有鸡，还是先
有蛋的老问题。1980年前后的思想界放运动的机遇在何时才能出现？再出现时的限
制是什幺呢？不得而知。正如洗岩先生所说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是专制政权
的生命线，对中共这样的以封建皇权思想武装的党是不可能在思想界放运动中从皇
权思想解放出来的，也不可能发动思想解放运来挑战皇权和皇权主义的，那幺希望
在于何处呢？不是我们幸灾乐祸，政治体制改革必出于无可奈何，即中共的合法性
危机。目前中共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多数老百姓也怕动乱把目前的盛世付之东流，
因为所谓苏联模式或89年天安门模式（如果算一种模式的话）都证明，弄得目前的
政权倒台，可能经济不会这幺令人羡慕，也就是洗岩所说的‘政绩合法性’，这种
对执政党的挑战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推动它在经济改革
上必须无可挑剔。一旦它感到为难，而还没有发生严重政治危机时，杜光教授所盼
望的思想解放连带着言论出版自由是可能的，但是必然会有坚持皇权的专制主义出
来反对，这时中央又同八十年代那样出现两种声音甚至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就
是说党内斗争代替体制外的打倒共产党的革命使共产党有所取舍而决定其命运。那
幺所有对中共挑战的政治力量需要显示大家的治理国家的才能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要真正解放思想，指出思想和政治经济的出路，拿出真
本领来，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起邹谠教授曾有过一个希望，就是希望海外民运人士
趁逗留在美国的机会学有所长而不是停留在喊打倒的口号上。否则中共垮台或开放
党禁那一天，咱们最有机会学会治理现代社会的本领的人会使人失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