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即开始推动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大陆也出现了自
动自发的民主运动，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王军涛、任畹町等人士纷纷创办刊
物，(如《探索》、《学友通讯》、《四五论坛》等)，鼓吹政治现代化。在此一运
动的初期，中共展现了相当容忍的态度，但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即开始镇压行动，并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逮捕魏京生。    
    自一九七九年以迄于今，中共拘捕了无数异议份子、民运领袖、宗教界人士、
学运和工运领袖及法轮功学员。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则发生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
运前后。各方估计因天安门民运而被拘捕者可能高达数千人(北京当局迄今并未公布
数字及名单)。    
    然而，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并未因中共的拘捕及镇压行动而停止，反而迅速成
长，时至今日，中国各数省市均出现不同形式的民主运动。    
    一九七八年后的大陆民运也迅速展延到海外。八零年代初，自北京医学院毕业
的王炳章在加拿大奈克吉尔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即转来纽约，并于一九八二
年创办第一份海外民运刊物，定名《中国之春》。稍后，王炳章又与其他海外民运
人士于一九八三年创建第一个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并担任第一、
二届主席。    
    自一九八二年以迄于今，王炳章积极参与海外民运，颇多贡献，实为海外民运
的先躯。他至今并未放弃中国国籍，而是以美国永久居民及中国公民的身份参加民
运活动。
     一九九八年王炳章从澳门进入香港时曾遭拒绝入境，并被扣留六小时。
     二零零二年中王炳章偕同友人岳武及张琦赴远东旅行后即告失踪，全无音讯，
但十二月二十日，中共新华社突然发布新闻稿，透露了中共逮捕三人的行动，其要
点如下：    
    六月二十七日王、岳、张三人在越南广宁省被“绑架”，因无力支付赎金而被
转移数地。    
    七月三日三人被中国广西警方“解救”，并于十二月五日由广东公安机关逮捕
王炳章(岳、张二人已被释放)，理由是王涉嫌“‘间谍’及‘暴力恐怖’”活动。
广东警方对王案现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上述中共的官方说法颇多疑点，难以自圆其说：    
    一、“绑匪”为何要越过边界把人质送到中国境内？中共公安如何又立即获得
信息“解救”三人？为何中共半年来对越界绑匪的犯罪行为不置一词？最近岳武自
大陆获释后返回巴黎侨居地，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访问时说明被捕经过，与中
共官方说法颇多差异。因此他们三人被“绑架”及“解救”极可能是中共公安一手
导演，越南当局不可能予以配合。    
    二、中共指控王炳章接受台湾情报机关资助，为台湾收集、窃取、提供中国“
国家机密”。王炳章主办的《中国之春》及他领导的中国民联因鼓吹民主运动，获
得台湾各界的同情，因而获得台湾有关单位的经济资助──这些资助的目的并非要
求王炳章担任间谍来为台湾收集情报，而是支持《中国之春》的出版及民运活动的
展开，因为台湾当局认为，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大陆是不可能以武力来威胁或攻打台
湾的。此外，王炳章身在海外，如何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    
    三、中共指控王炳章参与暴力恐怖活动，并无证据。事实上，王炳章只是公开
主张以武力来推动民主革命运动，因他认为“革命本来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主
张暴力革命与参与暴力活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合法的，后者是非法的。试想，
王炳章人在美国，只可能主张暴力革命，不可能参与暴力活动。否则，他早就应被
美国当局逮捕而公开审判。身在海外的王炳章又如何“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除
非王炳章有三头六臂及惊人的高科技设备可在美国“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中国
公安当局也以“国家机密”为理由而拒绝公布王炳章的“间谍”活动。虽然旅加拿
大的王炳章父母致函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及胡锦涛，希望中共不要制造“冤案”，尽
早释放其子王炳章，并要求允许亲属赴大陆探视，但中共当局也以“国家机密”为
理由而拒绝亲属前来探监。    
    因此，中共逮捕王炳章的真正的原因应非“间谍”或“暴力”活动，而是以此
二籍口来打击镇压海外民运，以免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结合，威胁中共政权。    

    此外，中共也没有公布王炳章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并非“国家机密
”应可公布。事实上，王炳章只是主张暴力革命──提出某些主张是言论自由的一
部份，中共的法律也同样允许言论自由。    
    王炳章与其他民运人士被逮捕及工运领袖姚福信与萧云良被起诉等事件，在海
外引起强烈反响，引起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和人权团体的严重关切，损害了中
国的国家形像，影响中国的国际交往。通过制造冤案来打击民运是背离现代文明的
拙劣的行为。中国以“间谍”、“暴力”、“颠覆”等罪名来逮捕或判处民运、工
运、农运人士是得不偿失的，造成中国的人权记录更形恶化，丧失广大的海内外人
士及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支持，只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伤害。    
    事实上，中国当局也认识到逮捕民运人士的政策之错误性，先后以“保外就医
”的名义释放了不少民运人士(包括王丹、魏京生及最近的徐文立等)，也获得美国
政府的某种程度的肯定。    
    因此，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制造任何冤案，立即释放王炳章──为了中国
的自身利益，中国政府应以人道为理由，在农历新年前将王炳章“驱逐出境”，让
他与父母团聚，并减少对中国本身的伤害。    
    胡锦涛出自形像开明的共青团，应知王炳章为一介书生，不可能从事暴力或间
谍活动，故应以理性的精神来处理王炳章及其他类似案件──胡锦涛如采取真正务
实、理性的政策，必可获得海内外各方人士及国际友人的肯定。□
    (作者为美国西东大学亚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