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发生在中国而引起国际关注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往是用简单的谩骂和“抗议”作为挡箭牌，这几年来，因为奢谈“全球化”，不能不用一些说道理的办法，虽然它的“道理”是极尽歪曲说谎和偷梁换柱之能事。北京已经先后发表过有关台湾和西藏的白皮书，因为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共统治过，“分离”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经四十多年，并且成立流亡政府，有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北京不能不与之进行沟通和谈判。新疆的东突厥斯坦分离运动是北京第三个头痛问题。在前年“九一一”之后，北京借配合美国反恐的机会妄图把“东突”的反抗运动全部打成“恐怖主义”活动，有些达到了目的，有些则没有。为了“乘胜追击”，尽管“非典型肺炎”在北京肆虐而恐怖当头，但是中共却趁国际注意力放在“非典”的时候，在五月二十六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并在二十八日由新华网刊出两万两千字的全文。
　　观看这份白皮书，虽然洋洋大观，但是同台湾、西藏的白皮书一样，都是中共当局为了证明自己“统一”的合理性而充塞大量的资料。但是如果稍微尊重一些事实，也不难看出中共对历史的曲解和对现状的吹嘘。因为有些资料似是而非，有些资料即使真实，却引出错误的结论。
　　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外，中间有十个部分。一、新疆自古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二、多种宗教在新疆并存与传播；三、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四、“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五、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经济的发展；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的进步；七、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八、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发展和作用；十、国家对新疆发展的支持。也就是说，第一到第四部分讲历史，第五到第十部分讲现实。因现根据这两大部分做出概要式的评论。

历史部分

　　中共鼓吹“统一”的最大依据是“某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是中国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所谓“自古以来”的“古”是从哪一年算起，算不出年，算哪一世纪也可以，为何说不出？还不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吗？新加坡自古以来就是马来亚的领土，一九六五年宣布独立；东帝汶自古以来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去年也独立了；还有科威特、捷克和斯洛伐克等等，都是上一世纪或本世纪重划“自古以来”的版图而宣布独立。可见“自古以来”并不是“统一”的铁定依据。
但是就是历史的部分，这份白皮书也站不住脚。例如说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并不能因此得出那就必然属于中国。世界上有许多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和国家。也恰恰是中共公布的数字，暴露出近年来中共的“汉化”政策，企图改变多民族的情况。白皮书在前言中写道：“据二零零零年统计，新疆人口为1925万人，其中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为1096.96万人。新疆现有四十七个民族成分
，主要居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根据一九八零年中共出版的《辞海》所提供的数字，维吾尔族占全新疆自治区区人口的五分之三，其它才是汉族和其它民族的人口。
也是根据二零零零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新疆全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749.77万人，占总人口的40.61%，各少数民族人口1096.49万人，占总人口的59.39%。也就是说，整个少数民族才占人口的五分之三，维吾尔族的人口比例已经下降。而与一九九零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180.23万人，增长了31.6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50.34万人，增长15.89%。少数民族不受一胎化的限制，汉族则要遵守；文革结束后还有一批支援新疆建设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到上海等地，可是汉族人口的增长还是大大超过少数民族，可见仍有大量汉人从其它地区移入新疆。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新疆的历史更是汉族入侵的历史。当地原来民族繁多，后来才逐渐被称为突厥和回鹘。白皮书说，“公元前一零一年，汉朝军队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点成为汉人进入新疆后最初的分布区域；公元前六零年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后，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进入新疆的汉人连续不断。”但是汉人进入当时称为“新疆”地区，并非说明那个地区就是汉人的领土，否则现在有华侨移居的地区岂非都成了中国领土？即使成立西域都护府，也只是说明汉人想把那里据为己有，但是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每逢中原出现乱局，西域就一定反叛，互相攻伐，战争连绵不断。否则没有公元七十三年的班超出使西域，使用绥靖和镇压两手，到九十四年才平定西域，公元一零二年班超回到中原，前后长达二十九年。班超成了汉人中的民族英雄，却是西域人的刽子手。
　　类似的战事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朝代。著名的有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公元七五零年击败石国（今中亚的乌孜别克、塔什干一带），但是第二年被石国联合大食帝国（阿拉伯）大败。宋朝根本无力进入西域，在西夏（宁夏、甘肃一带）就被挡住了。公元一二一八年开始，成吉思汗开始攻打花剌子模，三、四年后灭之，开始占领现在的新疆地区，直达印度边境。但是成吉思汗是蒙古人，被中国当作异族，所以新疆并非汉人统治之下。
　　明朝忙于应付瓦剌（新疆北部）和鞑靼（蒙古），无力在新疆拓展武功，清朝统一中原时，新疆地区的准噶尔也日渐强大，入侵青海、蒙古等地，康熙（一六六二棗一七二二）年间开始征讨，到乾隆年间因为准噶尔内乱才加以征服。但是一八二零年、一八六四年不断发生维吾尔人的叛乱，经过左宗棠的大屠杀，到一八七八年才压平叛乱。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设新疆省。
　　民国成立后，新疆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和一九四四年都发生过叛乱。其中一九三三年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一九四四年在伊宁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些分离主义活动后来也都遭到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极左政策，使分离主义活动死灰复燃，九零年代后声势更大，以致中共要以 “恐怖主义”为名，在国际上将之孤立，并且出版这本白皮书。
　　从以上重要历史事件看，新疆当地老百姓对汉人的统治一直是不服的，一有机会就反抗，因此一直是中国的“边患”。光绪年间设“新疆省”，“新疆”之名至今不改，正是说明它是中国新的疆土，根本不是中共一厢情愿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否则何不改名为“旧疆”、“古疆”或“老疆”？而汉朝开始在新疆的屯田，到中共“解放”新疆以后的屯田（新疆建设兵团），都是军屯的形式，更说明新疆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统一和分离彼此争夺的地区，因此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情绪并不奇怪。

现状部分

　　从第五部分到第十部分，是中共为自己统治新疆的“伟大成就”歌功颂德。虽然一系列数字证明新疆在这五十多年来的发展，但是不能因此说，如果没有中共的统治，新疆就不能发展。例如香港和台湾在一九四九年没有被中共“解放”，但是它们的发展显然大大超过被“解放”的中国大陆。中共以往把自己的所有成就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但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香港和台湾比中国大陆发展更快，所以吹嘘比不吹嘘更拙劣。
另外，中共还吹嘘中央政府如何支持新疆经济的发展，但是别忘记，新疆本来就是个好地方。一九五一年创作的歌曲《新疆好》就有所描述：“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麦穗金黄稻花香啊，风吹草地见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铁金银遍地藏。”因此除了煤铁、稀有金属、和阗玉等等矿产外，马、羔羊皮、羊毛、纺织用棉花，吐鲁番的无核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都是著名特产。一九五四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在《克拉玛依之歌》里被喻为“大西北的宝石”，是“解放”后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支援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还没有开采的时候。
　　在新疆的大戈壁上，还有一个著名的罗布泊，这是中共的核试验基地。可以说，没有新疆的罗布泊，就没有中共的核武器。而新疆承受了影响深远的核污染。中共只谈对新疆的贡献，怎么不谈新疆对中共的贡献呢？这种施舍的心态，是主人对奴仆的心态，怎么可能使新疆各民族心悦臣服？ 
　　谈到新疆的发展，要谈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中共媒体的介绍：兵团组建于一九五四年，是中央直属单位，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实行单列，享有计划单列市的各项经济管理权限。兵团是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林牧渔并举、工交建商服综合经营、科教文卫体全面发展的特殊组织，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和大的农工商经济联合体。领导机关设在乌鲁木齐市，下辖十四个师、八千余个企业和事业单位，总人口二百四十万。
兵团作为新疆的“国中之国”是显而易见的。从人口来说，已经占了全区人口的13%，而且还是人口中的“精华”，也就是强劳动力，因为平均每个家庭才2.93人。而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民族构成，据最新的调查，兵团中的汉族人口218.77万人，占兵团总人口的88.2%；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1.8%。也就是说，全自治区汉族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兵团里，那是一股抗衡“民族自治”的重要力量，不但平时发挥作用，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更是发挥“稳定”的作用，包括全部武装起来。
　　从调查情况来看，虽然农牧团场人口占到了兵团总人数的74.71%，为185.31万人，多从事种植业、畜牧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而非农牧团场人口只占25.29%。但是新疆许多重要企业和工业资源，却都为兵团所占。二零零三年新疆有二十三家上市公司，但以二零零一年计，兵团就有八家。中共不断为兵团注入新的资产来壮大这个“国中之国”，然而同其它国有企业一样，企业的效益低下，并不能达到投入的预期目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政府的包袱。
同中国大陆其它地区一样，政府资源的投入给掌握权力的贪官污吏提供腐败的资源，所以新疆的贫富分化就表现在维汉的分化；当然维族中也有受益者，那是极少数，而且必须是当局认可的，否则就如著名的新疆富商热比娅，被当作政治花瓶的全国政协委员，一旦发现她有离心倾向，便说她有财务问题，连同政协的职衔也被剥夺，最后判刑。
　　而中共在白皮书中所鼓吹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自治更是谎言。首先是民族自治，那些自治区的维吾尔领导人，只是中共享来点缀“自治”的政治花瓶。一九五四年开始长期出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主席的赛福鼎，原是苏联共产党员，后来转关系成为中共党员，但是一样没有实权。他的前任，后来长期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的另一个维吾尔族人鲍尔汉，也是中共党员，不知道在他心目中，上帝的使者是穆罕默德还是毛泽东？由这些人担任自治区主席和伊斯兰教的负责人，哪里会有甚么自治和信仰自由？也因此激发后来的分离主义运动。因此在他们之后，中共更要加强控制和加快同化，而新疆的文化、风俗、宗教更是被迅速侵蚀了。
　　例如“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学习班”前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开班，该班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纳入教学章程，是内地宗教界首次将江的“三个代表”理论纳入学习课程。“三个代表”是江泽民的经文，中共把它变成为伊斯兰教经文，这难道不是一种亵渎的行为？ 
　　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的新华社报导说：“新疆大学自一九九九年起，强化汉语教学，对全校性公共课、基础课、大学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实行汉语授课。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市场竞争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根据广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心愿和要求。” 
　　问题是少数民族为何有这种要求？因为经济命脉掌握在汉人手里，优先聘用汉人，少数民族非得要“汉化”才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学习汉语是被迫，不是自愿。在这情况下维吾尔文自然成了弱势语言而会逐渐被淘汰。这哪里是自治和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另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在同年六月五日的报导，官方的喀什噶尔维吾尔出版社焚毁了百余册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文学，以及三万余册《古代维吾尔手工艺》。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古代维吾尔手工艺》摘录有可兰经经文，被视为宣传分离的宗教信仰。当局否认烧可兰经，但是没有否认烧掉这些书籍，这也是消灭伊斯兰文化之举。
　　面对维吾尔人的自治和信仰自由的要求，北京没有任何反省，唯一的就是镇压，从而加剧矛盾。为了反抗暴力镇压，出现暴力反抗也不足奇。北京就把这种反抗称之为“恐怖主义”，暴力镇压反而成了文明行动！有的人因为寻找外援而加入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更被中共作为打击所有分离活动的借口，全成了“恐怖分子”。可是中共自己向塔利班政权提供导弹等武器，以及为他们铺设光纤电缆等设备，又该做何解释？中共“贼喊捉贼”，外界却有人相信中共的宣传，实在可悲。
　　对中共这个白皮书，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最高执行委员、东突信息中心副主席迪里夏提做出反应。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是维吾尔人在境外的几百个组织的最高机构，因此他的回应应该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这是中共当局为了转移世界对ＳＡＲＳ的视线。他也承认，有些维吾尔人的组织主张“使用武器”，但这不是主流。但他强调说：“维吾尔人的运动从来没有说过要使用武器，但也从来没有说过不使用武器。”还说，他们不会象西藏流亡政府那样无条件地跟北京谈判，必须在“双方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北京尊重新疆维吾尔人的基础上”，才能谈判。“如果中国同意跟我们对话，诚意地解决问题，我们会尽力解决境内的一些问题。否则我们就无能为力。我们也警告过中国政府，否则（新疆）可能会变成第二个巴勒斯坦，第二个车臣。”要解决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汉人和维吾尔人的争执，需要双方以宽大的胸怀来解决，特别是中共要带头这样做，要有对弱者的尊重和善意，才能解开这个历史和现状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