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换届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李肇星“当选”了中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实际上是中国的“门面”，而中南海太上皇出奇的要面子也是举世闻名的，结果偏偏选择了这位在国际外交界有“铁嘴钢牙”之称的李肇星，虽然事前已经有媒体帮忙吹风，但他在形象感觉上不可能加分只可能减分，确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引起了外界的议论也是十分自然的。或许李肇星的强硬和干练，与中南海新的实际掌权者--曾庆红张扬跋扈、心狠手辣的行事风格“猩猩”相惜，但在总体上与传统上讲究“面子”的上海帮，多少有些不和谐，更不用说与胡锦涛、温家宝的刻意表现的温和形象形成极大反差。
    中国历任外长从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吴学谦、钱其琛、唐家璇到如今的李肇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与中国日渐提升的国际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外长的权力事实上处在不断的萎缩之中。原因固然是前六位外长基本上都是中共元老，属于党内第一、二代政治家，他们各自的特殊从政资历建立了他们相对厚实的权力基础，尤其是周恩来在世的时期，一句“外交无小事”，既帮助他把整个外交决策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同时把外交部享有的特权推倒了顶点。
    然而，周恩来、陈毅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以意识形态为依托的“革命外交”，虽然有当时冷战的世界格局因素，但是也同中共建国初期“一边倒”向苏共的政治战略有关。文革结束后，自吴学谦接任外交部长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与开放改革的整个局势保持了同步，即开始了向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转变，中国似乎要努力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路线，“革命外交”开始逐渐让位于“职业外交”，这个路向发展到钱其琛出任外长期间，获得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虽然有大家长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框架的紧箍咒，他还是抓住了六四事件为他提供的历史机会，把中国的这种务实外交推到了一个高峰。
    既然是高峰，就难免会出现一定时期的回落，另外，当务实走向极端就变成了丧失原则的国际机会主义。如果讲上一届政府的总理朱镕基是一位“超级财政部长”，那么江泽民就是一个不放过任何一次做秀机会的“超级外交部长”。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中国的所谓“大国外交”看上去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外交部长（尤其是上届的唐家璇）只是成了江泽民的跟班，整个中国外交“战略”一直陷于被动反应的初级阶段停滞不前。当然，“革命外交”向“职业外交”转型的过程中，也暗含着消解外交部特权的内涵，所以外交部长一代不如一代并非坏事，这需要另外撰文阐述。
    李肇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台的。眼下伊拉克战争和朝鲜危机，以及SARS疫情对中国外交关系的冲击，对他的考验也是十分严峻的。一方面人们从来就不知道李肇星有什么中国外交发展的战略主张，另一方面江泽民曾庆红对外交决策的实际掌控，也决定了李肇星行使职权的余地极其有限，“铁嘴钢牙”充其量也只能是装装门面而已。不过，李肇星要是真能在度过这些危机的过程中开拓新局面，同时确立中国明确的外交战略，那他就有机会促使中国外交转型最终得以完成，其功绩就有可能超过钱其琛。李肇星有这个能耐吗？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中共政治体制维持不变的现实政治机制中，李肇星又有多少施展自己能耐的空间呢？
    中国需要的是职业外交家
    还是“诗人外交家”？
    李肇星据说还是一位“诗人”，他曾于1999年出版过个人诗集《青春中国》，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李肇星因此“在中国享有‘诗人外交家’之美誉。”在一首名为《外交官》的诗里，这位又被恭称为“职业外交家”的诗人写道：
    胜过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像士兵匍匐在阵前，卫护母亲的尊严。
    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恕我才疏学浅，实在不敢恭维，读这样的中国文字倒是有一种感觉：中国曾经有过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全民写诗”年代，在李肇星身上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工农兵诗人的基因得到了承传。
    从中国的历任外交部长从的才学来看，可能要数周恩来、陈毅和乔冠华莫属，多才多艺、八面玲珑的周恩来就不用说了，陈毅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素有“儒将”之称，诗作相当丰盛，并与毛泽东有工作之外的“诗交”， 毛泽东曾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毛泽东还为陈毅改诗，相传他们二人多年间诗词唱和，……恕我孤陋寡闻，好像并没有听人称陈毅是“诗人外交家”。乔冠华也是中共党内文采飞扬的一位大才子，当年他也是为中共新华日报写社论高手，要说他是享誉海内外的政论家，想必不至于会有人提出异议的，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被称作是“政论家外交部长”。如果以李肇星的诗作看，其才学实在无法与陈毅、乔冠华同日而语，他们之间如果一定要比，那也差着好几个等量级。李肇星竟然可以有一个连陈毅都不曾有的“诗人外交家”桂冠，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里，这就不是不够谦虚，而是有点狂妄的嫌疑了：简直就是在耻笑近日中国诗坛无人！
    一般来讲，诗人的特质是富有浪漫情调，富有想象力是他的优点，但是也比较容易患持才傲物的毛病，对现实事务的判断有失准头，相对而言那种“诗人”特质反而比较容易影响职业外交家的专业素养。周恩来、陈毅、乔冠华代表着中共建政以后的“革命外交”时代，虽然他们在外交舞台上为个人留下了有鲜明特征的印记，但是作为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人民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最近把联合国搅得天翻地覆的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也是一位诗人。也许，诗人和职业外交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真正的诗人本来就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职业外交家，反之亦然。
    中国外交目前正处于传统的“革命外交”朝向务实的职业外交转型的过渡阶段，李肇星如果真想当诗人，那就最好别当外交家了，如果要当外交家，那就不要再以诗人自居了。真正的诗人与职业外交家，在本质上好像是很难兼容的。李肇星在担任美国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任内，经历了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美军机相撞事件等中美关系大起大伏的危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00年，就《加强与台湾安全法》他同美国联邦参议员赫尔姆斯展开公开交锋，已经失态到不顾外交礼仪的地步，其“造反派”的形象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铁嘴钢牙”。如果以革命化和职业化为两极来审视今日中国的外交光谱，李肇星的行为方式表现得更倾向于前者，就不知道这是不是和他写诗有某种内在的关联。
    中国现在是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国度，人们即便不怀疑李肇星是一个冒牌诗人，但在共产党腐败染缸中爬上来的李肇星，什么好处都不放过，却是不争的实事。比如在他的简历中有一项是从1993年开始迄今担任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人们似乎并没有看到他在自己的专业里有什么著述，也不知在一个几乎没有休假制度的体制中，他这个专职外交官有什么闲暇时间到这两所名校去教课？兴许他诗人不象真正的诗人，客座教授又不用学术成就或到学校授课，搞外交又不是纯粹的职业外交家，……这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恰好体现了中国过渡时代的特征。但现今中国外交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诗人外交家"来当家，那很可能是中国外交转型的一个反复。
    值得一提的是，中南海政坛当今流行一种风气：用“吟诗”来炫耀自己的“真才实学”，江泽民、朱鎔基都学老毛在自己任内公开发表自己的诗作；在这次两会上，曾庆红参加与东北代表一起分组讨论时背诵了工人诗人郭小川的诗句，新总理温家宝也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露了一手：背诵了林则徐的诗句。李肇星被称为“诗人外交家”，也许就是中南海时尚在外交部的延续；在中南海尚未开始崇尚职业政治的时候，要求李肇星成为一个职业外交家也许过于奢侈，这就是目标与现实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