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悉尼探讨 “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稳定”
中国问题研究基金会2003年1月12日在悉尼正式成立，并在悉尼科技大学召开首
次研讨会议。该会由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自发组成民间学术团体，旨在着力研
究澳大利亚的经济、文化、法制和政治，总结可供中国改革借鉴的经验。
中国问题研究基金会首次会议研讨题目为“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稳定”。以下是
这次会议的发言摘要。
对中国形势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
冯崇义：对于中国当前的形势，有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判断是崩溃
在即、危在旦夕，这种判断所提供的中国图景触目惊心；另一种判断与此相反：风
景这边独好。中共十六大前后的传媒，到处“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派歌功颂德、
歌舞升平的盛景。这两种判断都可以找到很多数据来“科学”地论证其正确性，但
都有失偏颇。对中国问题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低估了中国多种经济并存
的活力、大国经济的周转能量、当权者的统治术和中国民众的耐性。第二种判断则
失诸轻浮。只要简单对照朱镕基1998年上台时那番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和这两年因
为一个诺言也兑现不了而深感英雄末路的悲哀，便可知赞歌掩盖不了的忧患。实际
情形是，改革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引发1989年那场危机的种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
，反而都普遍加深了。
李清：影响中国稳定的因素很多，我只对某些影响因素做一些简要的分析。①
农业问题。农民的穷苦、农业的危险、农村的败坏，不是因为农民懒惰无能，而是
来自无节制权力的压榨。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破产，由于中国
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以上，入世贸之后，中国农业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②失业问题。在中国，失业人数是专指中国城镇的“下岗工人”。而巨大的农村失
业人数，从来没人提。中国的农民没有下岗的问题，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上过岗。
据亚洲开发银行推算，中国农业从业人员4.99亿，2002年中国农村实际需要劳动力
1.9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在2亿以上。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如此巨大的农
业盲流人口将是中国的动乱之源。③腐败问题。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没有民
主的监督和制衡，腐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中共也实施了很多防治
腐败的措施，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
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胡鞍钢去年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介绍，在90
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
亿－12570亿元之间，占GDP总量的13.2%－16.8%。④两极分化。中国社会发展的两
极分化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据经济学家程晓农报告，中共已经放弃了全局发展策略
，对内地农村和大多数内地城市实际上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主要的
政策和仅有的金融资源都用来发展几个“橱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几
个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靠这些“橱窗城市”来吸引外资，而对其他地区则弃之不
顾。
什幺样的稳定 谁的稳定
陈红星：讨论 "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稳定”，首先应该思考的是 "什幺样的稳定
?",其次是 "谁的稳定?", "有否稳定的可能和必要?" 我认为，中国走向真正稳定还
是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的。 从两组数字看：中国历史发展的年轮规律性和上世纪后
五十年的民主进程（两个29年）。从春秋战国到共和国成立，一千多年的历史中，
几乎重复着一个三拍的大循环：大规模战争 ─ 喘息过渡 ─ 安定繁荣，然后再循
环。从循环规律上看，49年建立的共和国，应该是从安定走向繁荣的。建国后近30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弹指一挥间。只要中国出现有魄力的明君，有雄才大略
的将相，中国应该按历史发展的正常轨迹，即逐步走向安定繁荣。
“十六大”后的胡锦涛表达了重视宪法，回避权力斗争内耗等倾向。1992年10
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中央制定的战略是“稳定压倒一切”，试图以经济
增长换取政治稳定。遗憾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悬殊，工人下岗，农村剩余劳
动力涌向城市，贪污受贿，等等一系列问题，如今都从经济问题转化成了政治问题
，这些问题带来的矛盾，已经不能简单的用一般性技术性方法解决，而必须用政治
的工程性方法来解决。而这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城市失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
市无秩序的转移、权钱交易。这些问题，都是近1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没有配以
政治制度改革带来的必然产物。80年代末至今，中国在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进
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对权力和这一再分配过程的制约；没有公众及舆论的监督；没
有社会保障机制的配合，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工人和农民自然会成为这一巨大变革的
受害者。因而，他们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来源。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了百姓的稳
定，社会的稳定无从谈起，政府的稳定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稳定不应是统治者要求的一个社会结构，也不应是一小部份当权者和精英们感
到的稳定，而是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实实在在的感到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有这一切为
前提，中国真正的稳定就到来了。
繁荣背后的深层危机
丘岳首：今天,在我们聚集一起探讨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稳定的时候,我想起约二
十年前两位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对二千多年中国社会周期性动荡──回归原态──
动荡的状况所进行的历史沉思和深刻反省。我以为，尽管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二十几
个年头，两位学者概括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并未打破，今日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
仍然潜伏着可能动荡的深层危机。
我的危机感基于三个方面的思考：①执政党的极权性质未变。今天中国社会的
转型只是从极权社会转入后极权社会，即执政党为了渡过合法性危机，避免政权崩
溃失却执政地位，不得不在经济领域有限度向民众开放，不得不收敛自己以往无边
界扩张的权力行为，把部份私人空间和自由还给民众。但由于执政党不愿启动危及
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民众的私人财产权、选举权、知情权、结社权、言
论自由权至今无法以法律宪政予以确立保护，而且民众已经拥有的少量的自由空间
随时也可能被重新剥夺。近日，中国政府不断以煽动颠覆政府罪逮捕异见人士，正
说明中国社会仍远离法治，仍以执政党意志主宰社会的后极权本质特徵。
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这种后极权性质，还直接导致经济私有化进程中权力与资
本的相互勾结，进而对公有资产的大量侵吞。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为在不受反对派和
传媒监督的“黑厢”操作，同时，政府用强权继续剥夺公民民主监督的参与权与知
情权，控制垄断和封锁公共资讯，这就等于筑一条新路时在下面埋下了火药。只要
执政党和政府的极权性质不改，权力资本就将不断毫无顾忌地蚕食公有资产和纳税
人的血汗，蓄势待爆的火药就将越积越多。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或危机来临，一旦真
相无法掩盖遮蔽，愤怒的火药就将引爆。
②执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内在紧张”无法消解。在良好的宪政国家，如我们
身处的澳大利亚，政府和公民之间有一个由独立司法、自由传媒、民间社团、公共
服务机构和教会等组成的缓冲区（Civil Society），有效地缓和协调着政府和人民
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这个缓冲区的最大作用便是防止政府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机
器非法损害公民利益，同时也疏导民间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当公民利益被国家机器
非法侵害时，可以通过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通过传媒回应政府，向政府施加压力
，直至通过法院状告政府讨回公道。但中国的法院和报社、电台、互联网都在执政
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中，传媒遵照中宣部规定定调，法院大案要案办理以党的意
志为准绳，以党的批示为依据，民众事实上无结社的自由，连在网上发表自己观点
都会引祸上身，面对新权贵任意侵吞民脂而愤怒情绪无疏通渠道，积久便会以“恶
”的形式喷发。这便是中国进入建国后第三次犯罪高峰期和黑手党蓬勃发展的根本
原因。而在目前看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仍未能明白到靠强控制无法真正消解人民
和政府的紧张关系。
③后极权中国社会不具有应对经济危机的良好机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早期
都经受了多次的经济危机，中国也将不能幸免。问题是，市场机制比较健全政治体
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在选择和出台新的国家政策，甚至于部份或整个更换政府内阁
来应对危机时，社会也能保持大体的稳定。中国则不然。首先，极权统治排除多党
轮流执政，也就排除了不同国策政纲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其次，强控制下压抑着其
他诸多方面的危机，都将在经济危机的触发下一并爆发，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所
以，极权统治者应对危机和愤怒民众的办法通常只有一条，即出动坦克，铤而走险
，从而将国家民族拖向灾难。
“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是个伪命题
张晓刚：我认为，“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这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从来都是充满各种矛盾、纠纷和冲突的。就社会
矛盾和对立的存在、揭露和变动而言，谈论静态式的“稳定”是没有意义的。真正
值得探讨的，是一个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宣泄口，是否有合理的机制使社会矛盾得以
自然的纾解与消散，而不是积累与汇集。就以澳洲来说吧，象劳资纠纷、贫富差异
、城乡区别、种族偏见、党派分歧、政府更替、森林砍伐、环境问题、枪支管制问
题、机场噪音问题、中小学教育问题、船民和黑民问题、向土著道歉问题、毒品合
法化问题……，都是常常引起全社会争论的问题。而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更是司
空见惯，偶尔场面还会十分火爆，如有关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等。然而在澳洲，“稳
定”并未因此而成为问题，也不见人们因此而担心、呼吁甚或谈论“稳定”。这正
是因为澳洲的确存在化解冲突、危机的机制。
首先，公民社会自发自治的民间力量、社区团体为社会矛盾提供了释放和消散
压力的缓冲区，并完成大量的社会工作，而根本无需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例如，工
会的存在和劳资谈判，使劳资纠纷往往在“萌芽阶段”就得以及时宣泄、沟通和妥
协。还有，救世军等宗教、慈善团体的民间互助救济贫困等工作，也是一个例子。
同时民间百姓由于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寻求精神寄托或实质帮助，较少会因无助而
挺而走险。
此外，多元的传媒、独立的司法、定期的选举等，都是防止矛盾激化强化的因
素。如果没有矛盾宣泄、化解机制，却一味地片面强调“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
萌芽之中”，就犹如在高压锅炉上消灭一切排气孔，就犹如以掩闭双耳来消灭铃声
：所要消灭的，并不是“不稳定因素”自身，而是“不稳定因素”所引起的表面征
象。以强力压制来维持稳定，虽然能暂时地掩盖“不稳定因素”的表征和推延社会
危机的爆发，但同时也将使社会矛盾得以积累、汇合，从而激化强化，最终突破压
制的极限而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解体和动荡。而这正是普通民众
所担忧的那种“不稳定”。
冯崇义：中国人曾经庆幸没有遭逢苏联东欧那样的社会经济危机。但是，他们
经历了“休克疗法”的阵痛，已解决了深层次的体制矛盾，相继走出谷底，在良性
循环中稳步前进。反观中国，腐败成风、呆帐成山、失业如潮，特别是至今仍为转
型难题所深深困扰、捉襟见肘，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都令人忧心如焚。
平心而论，中共政权并非无可救药， 特别它近来又无不及时地提出了“与时俱
进”的口号。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临三大世界潮流：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
化。中共在“改革开放”旗帜下，市场化至少走了一半，全球化走得更远、正在全
面推进，最难的是民主化，因为直接危及既得利益。问题在于，中共能否真的“与
时俱进”，以大智大勇来履险犯难，完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大转型的重任。
必须清醒认识的是，中国的现行制度绝没有逢凶化吉的特异功能。从根本上说
，它是苏联东欧试行不通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从未有过成功的范例。匈牙利经济
学家科尔奈早就结合苏联东欧的实践从理论的深刻地论证了这种体制的内在危机：
半心半意的市场化改革破坏原来的“党政官僚调控体系” 和行政纪律；而原有政治
体制和官场的保存又使“市场调控体系”及其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基本的市场原则
无法贯彻到底。改革半途而废，市场纪律与行政纪律两杆子同时插不到底，混乱无
序的后果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新的领导班子是否有能力和魄力开创新局面，前景未可乐观。新的领
导班子依旧是几乎清一色的的技术官僚，理论修养有限，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开创
新局的治国能力和治国理念。而技术官僚以技术手段来对付和处理制度（体制）方
面的难题，江、朱等人可以说是走到了极限。就他们的教育水平而言，并不难认知
中国目前种种险象和乱象之背后，是体制上的深层矛盾。要化解矛盾、化险为夷，
只有硬碰硬一途可走。应急之举有两大项：一方面是义无反顾地将市场化改革进行
到底，最迫切的是彻底改造金融体系，避免金融危机，并使资金这稀缺资源得到合
理配制，创造就业机会来缓解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过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建
立真正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理由就在于唯有打破权力垄断才可以有效治理结构性
腐败、才可以实现起码的社会公正并平息怨愤、才有可能通过政治参与来换取民众
对改革代价的承担意愿。
政治改革不容拖延
李清：一般来说，他们不象西方有些民族那样，为了什幺民主、自由之类的问
题去担风险跟当政者过不去。甚至，即便穷一些，只要还能过得去，他们也不会轻
易反抗。但是，什幺事都得有个限度。近年来，从农村到城市，民众的局部反抗不
断发生，而且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引起他们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
不平等、极度的贫困和腐败。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
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为了缓解民众的不满，胡鞍钢、
王绍光等人建议政府应该设法减少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负责地解决民众的疾苦。而
康晓光则认为政府不会真正去解决问题，原因是由于中共政治体制的本质缺陷使得
这些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他相信，政府目前的理性选择就是精致地控制不满和
严厉地镇压反抗。因为，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的行动。这类反抗虽
然此起彼伏，但只能给统治者制造一些麻烦，却难以对政权造成致命威胁。康晓光
坦言，这样的统治是不义的，但是即便不义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只要以更残酷和
更精致的方式将所有的不满和反抗镇压下去。在康晓光的实证描述中，威胁稳定的
群体是中国普通的工农大众。维持稳定就是镇压大众。谁都知道他们不是坏人，他
们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为了政权的稳定，必须坚决予以镇压。要知
道，滥杀无辜，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种反人类的暴行。一切有良
知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普通大众真的需要这样残酷、不义的稳定吗？
丘岳首：我认为对中国可能出现印尼式动荡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为什幺说是
印尼式？因为极权统治者苏哈托犯过的错误，今天中国执政当权者也正在犯──以
为经济发展就能稳住政权，以为党产雄厚就耐得起腐败。苏哈托在创造了一段经济
繁荣时，其家族贪污侵吞了大笔国家资金，当民主浪潮席卷全球之时，缺乏民主传
统的印尼民众以暴乱的形式结束了苏哈托的极权统治，也给国家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
鉴于血的教训，我以为中国执政党无任何理由再拖延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中
国已经在改革的河里摸了二十几年的石头，后极权社会的所有弊端都已浮出水面，
再不从体制根本上整治权力腐败，印尼式动乱无可避免。第二，人民在拥有少量的
自主权后已创造了一定财富，已经大体上解决了温饱生存问题。国家外汇储备按官
方统计也达到了二千八百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经得起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第三
，一大批在旧意识形态中浸淫得太久的掌权者也已退出决策权力机构，从而减轻了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遭遇的阻力。
历史到今天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次挣脱“超稳定结构”的契机，就看中国执政
党是否愿意真正与时俱进，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党，果断
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我看来，改革就如修一条坑坑洼洼的路，一定在一段时
间内影响交通，但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交通程序就让这条路越来越烂下去。越早动
手，成本越低。
不还政于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王功标：中国稳定的问题，已经谈论许多年了。郑义从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入
手分析，结论是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毁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是中
国当下的体制。生态环境对中国的威胁，并非耸人听闻。中国要长治久安，其实只
有一条路，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句话，不还政于民，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的稳定。
巴顿：中国共产党以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推翻专制独裁，建立
民主共和为号召，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夺得了中国大陆的政权。然而不幸的是毛
泽东在建国不久便抛弃了人民，背叛了民主与自由，以自己狂妄的空想、专横的独
裁、欺骗与愚弄老百姓，最终将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残害之烈，超过了建
国之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随之启动政治改革
，以实现革命先烈们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本质追求：在中国实现民主
政治，还政于民，将中国建成老百姓的乐园。至今已经严重阻碍着各项事业的发展
。正如有人所言，当前的中国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活火山的喷口上。
有人会说，当年是以文革的惨烈代价使共产党终于接受了教训。那幺，是否在
今后也非得再来一次浩劫，才能使中国的执政党再次接受惨痛的教训呢？在座的诸
位都是澳洲的国民，已经享受到了丰盛的民主与自由，不愁吃、不愁穿，我们为什
幺还要苦苦地坐在这里讨论中国问题？是不是庸人自扰、咎由自取？非也。因为我
们在中国出生长大，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却始终热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
母亲。我们希望我们的同胞也能够和我们一样过着自由的、没有恐惧的、民主的、
可以任意选择公仆的、享有人权的、不必担心因为没有送礼就会动辄得咎的安宁的
生活。
秦晋：我简单说两点，第一，中国目前的稳定究竟对民众是否有好处？第二，
我非常赞同中国问题研究基金会要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沟通联系的真诚态度。沟通
才能有一种良性互动，希望中国政府能理解广大海外华人爱国之心。
丘岳首：最后，作为民间理论界的团体，我以为我们除呼吁敦促中国执政党和
政府尽快果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做更深入的调
查研究，以便于我们能有更强的理论实力去向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施加舆论压力，以
便于我们在未来某些重大事件发生时能有将局势引向理性发展的理论准备，以便于
我们能有可操作的实质构想去直接参与介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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