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农民出身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消息，引起许多国人的关注。原因是他有洁身自好、质朴无华、热心公益事业名声，加上不与官府豪门苟同的“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他曾受邀在北大演讲，针贬时弊，就“三农问题”侃侃而谈，为农民讲话和呼吁，受到普遍的欢迎。他的言论得到很多专家重视，因此也颇有名气。

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国家，权大于法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在保证经济运行秩序的诸多经济立法和执法活动中，有法不依是十分普遍现象。有关集资的法律规定在适用上更是因人而异。在这方面孙大午不但不会得到方便，却遭到这样罪名的整肃。有专家评论说，在中国，许许多多的私营企业、乡镇企业都搞过非法集资，许多国营企业也搞非法集资，政府大都没有治他们的罪。一个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突然遭此恶运，原因十分复杂，决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一般来看，孙大午先富起来以后，不只满足于赚钱。他的思想、言行都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活动和企业家这个角色的限制。才发生这样的后果。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中国只要出现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那么，社会的政治进步就会水到渠成，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孙大午的案件告诉我们，中共决不允许这个通过经济改革而获利的阶层对现存制度提出任何质疑和挑战。

在中共掌权者眼里，权力就是一切，一切人的活动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原本不是为了人民的需求，是因受到外部世界迅猛的发展进步形势的挑战和威胁所不得已而为之。首先，中共利用中产阶级的力量促使旧的农耕社会彻底解体，推动现代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化社会结构转变，大大加强了中共的统治实力。其次，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是有利于统治秩序稳定的重要政治因素。第三、通常中产阶级往往代表着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有利于妥协，成为社会稳定的思想保障和基本经济因素。

本来社会的进步是每个成员积极进取的结果。而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时也取决于许多高尚个人的发展和影响。孙大午的所作所为就是上述现象，但在极权的中国，一切以维护中共政权的统治和稳定为核心主导的意识形态，把社会控制深入到每一个领域和角落，其严密性和彻底性前所未有。因此，象孙大午这样拥有一定自主资源和权利、有行动能力和思想并表现出一定社会责任感的人、甚至要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推崇一种儒家精义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理想！这当然会触犯中共的大忌而成为专政对象。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群体，基本由两个部份组成。一部份是中共政权体系中的掌权者和他们的亲属。其基本理念是视天下为私物，享受所谓 “革命先烈”流血换来的果实，从建政初期以“公产”的名义霸占全部社会资源，迄今仍然为所欲为。他们无比贪婪地坐享其成，将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纳入维持统治权力稳定的框架之内，而无顾社会良知，并缺少对社会大众的责任与同情。他们将人生的目标锁定在追求感官刺激和肉体的愉悦，根本不受道德和其它行为规则的约束。

另一部份则是依靠个人奋斗，取得丰厚的收入，享有现代社会富足生活条件的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作为中产阶级最独特部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源并得以自主处理和运用，同时在统率经营中，形成一种社会组织化过程，发挥一定的进步功能。这个过程必然出现新的理念，产生新的社会代言人，其发展将动摇极权制度的基础。

对中产阶级来说，现代教育和资讯流通的结果，使许多人克服中国本土教育的缺陷。他们当中许多成功者，除学院教育背景外，自身的感受力、悟性、较强的行动能力、部份人精神中的某种超然境界，都最终使他们拥有现代社会人的参与和表达的强烈欲望。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上资讯科技的发展，任何经济的不景气局面，都会使他们忧虑前途，进而对现政权丧失信心。

一般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大多有着个人艰苦创业和为求发展与权力勾结的二重性。其成员在提高自身的生活品质的同时，会要求一个以说实话和互相信任为基础的良善的社会环境。他们要在这种环境中追求自身的发展，而不愿意永远在一个以欺骗为主的的社会环境中，同腐朽无能的政府衙门打交道浪费时间，并希望在金钱和物质之外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但是他们的形成过程，又决定了自己在主动出击和避免触及中共权贵利益上不得不选择后者。他们中的较大一部份沦落为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进而成为极权制度的积极或消极同道人。

较高的期望之后是失望和反弹。孙大午案件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产阶级在中国，目前还处于无能为力和尴尬的地位，从整体上，他们除顺从和依附现政权外，几乎别无选择。腐化糜烂的中共执政阶层权力资本化的结果是社会的畸形发展。权力运作的互动，会破坏中产阶级健康成长的土壤，使这一新兴的阶层在看重物质、奉行实用主义理念下，滋生投机心理。为了适应了本国成长环境过分的依附于中共政权，他们不得不在总体上变得思维僵化、见识短浅、缺少开拓创新能力，从而降低了竞争力。

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在于制度。要看这种制度安排是扩张还是抑制甚至于剥夺民众的生活权利的空间，人除了天生的禀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能够激励人民千方百计地努力而为并发挥出自己潜能的机制。无疑，好的制度可以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下，即使是富人也会变穷。也就是说，中产阶级除数量增长外，要真正求得稳定发展，必依靠一套完备的现代化制度，保证人人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没有优良的制度环境，这将是中国中产阶级形成和壮大的最大障碍与困难。

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主要来自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确定。要消除对社会整体堕落的厌恶和降低人格的屈辱感，他们的根本的做法应该是使自身尽可能成为进步社会运动的原始发动者，即──在通向现代化道路上，推动民主改革事业的先导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