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是最重要的一门课之一
。而在政治课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产生等，是政治课的基本的内容之一。在这些政治课的教科书中，在老师授课的课堂上，
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不论是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都是工人运动
产生了“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组织工会，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当然，中国今天的现实每天都在一千次地驳斥这些片面的，早已过时的“理论教育”。
自1980年代以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重新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并将国营企业“股份化”
，其实也就是私营化，并制造了大量的新的资本家。而且，中共执政的各级政府的领导，几
乎都一屁股坐在企业老板和领导一边，压迫工人。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还
会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从青少年时受的这些教育，却仍然是我们理解独立工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障
碍。我们生长在中国，所以，中国的现实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关于中国现实的谎言我们能轻
易地识破。但是，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那些关于历史和外国的谎言，却多少还在我们的头
脑里起作用。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很多人仍然以为西方的真正的工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
命组织，否则就是“工团主义”，替资产阶级服务的“黄色工会”，就不是真正的工会。按
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推下去，那就是，如果在中国成立独立工会，也会是以改变中国现实制度
，推翻政权的政治组织。在下面我们对国际工会的简单的介绍中，我们会告诉大家，这种将
真正的工会看作是“革命性的政治组织”的看法和逻辑，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全世界范
围内，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性”的工会，现在几乎完全不存在。而那些曾被我们认为是“
工团主义的工会”，才是真正的工会，它们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主体，在国际劳
工运动中，在这些工会的所在国家，它们在保护劳工的权益方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西方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历史趋势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由于当时的资本
主义制度的野蛮及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更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工人的反抗运动的镇
压，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曾经非常激进，也就是高度“政治化”。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
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当时的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派别的行动纲领，它同时也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宣言。也就是说，当时为保护工人权益为基本目标的工人运动，也几乎
就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后来，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非
人道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其不屈不挠的抗争，使它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强大
的，派别众多的工人运动终于促使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十九世纪70年代
，在工人阶级和关注贫困等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压力下，法，德等国制定了允许
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的法律，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劳资冲突中也日益中立化
，即越来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其结果就是我们
现在在欧洲各国所看到的情况，即，一方面，这些国家在保护资本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注
重工人及其他工薪阶层的利益和权益，建立了全面的劳资对话等社会协商制度和发达的社会
保险，退休等劳动保障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工会和工人运动
为了保护工人和工薪阶层的利益，随时保持对任何执政的政党的压力，即，主要的工会和工
人运动是独立于国家和任何政党的“非政治化”的组织和运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基
本制度的改变，议员和政府领导人的选举等政治活动是政党的事情，而工会则独立于任何政
党，工人运动的纲领和目标，它实际的社会效果，根本不同于影响，改变国家权力的政治活
动。工会和工人运动实际上早就没有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质，它以保护工人和
工薪阶层的权益为全部目标。
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过去的革
命性的激进，到现在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温和的演变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政治化的"
过程。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抗争，在这些抗争中，无数的
工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流血抗争，一八四八年，
一八七一年法国巴黎工人的起义等。正是工人的鲜血和抗争，唤醒了全社会的良知，得到了
其他社会阶层的钦佩，支持和同情。为数众多的记者，写作了大量的关于工人贫困的生活和
艰难的抗争的报道，维克多·雨果，埃里米·左拉，狄更斯等最优秀的作家创作了关于工人
等“弱势群体”生活的，有巨大震撼力和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
在社会各阶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也频繁呼吁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并
组织起对贫困人口的救助，乃至以基督教的互助精神，帮助工人组织起工会。马克思，恩格
斯，普鲁东，考斯基，饶勒斯等杰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则深入地研究了工人阶级受压迫
，生活日益贫困化的原因及其社会后果，他们的研究首先改变了他们的生涯，使他们最终成
为组织工人和其他社会底层反抗压迫的革命者或鼓吹社会改革的政治家，同时，也唤醒和系
统化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唤醒了全社会，包括各种派别的政治人物严肃地面对社会不公
正，贫困问题的政治意识。实际上，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工人运动最发达的法国和德国，在工会合法化的法律被制定和通过的
1870、1871年以前，派别不同的工人组织已经很多了。
在它们之中，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组织的工人组织只是众多派别中，人数和影响力都
很小的一个派别，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根本都不知道马克思。这种历史事实是和我们中国过去
的教育宣传完全不同的。
国家在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
这一切，形成了超过工人阶级力量本身的强大压力，逼迫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政府和
立法机构向工人阶级让步，从而决定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在本国的劳资冲突日益中立化的过
程，推动了这些国家在治理，防止社会冲突的理性化的过程。面对工人的抗争和来自社会各
阶层的压力，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逐渐放弃了对工人运动进行压榨的政策，接受了工人的很
多诉求，先后制定并通过了自由、独立工会合法化，限定工时，禁止童工等重要法律，政府
也开始以调停人的中介角色，参入和组织和平处理劳资纠纷的劳资双方的谈判，并最终将这
种谈判形成了为法律规定的制度。
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抗争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的支持和同情，有利于工人权益的法律的
制定，及国家在劳资冲突中的角色逐渐中立化，使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层，即资产阶级之间
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对工人的诉求作出让步，不得不遵守关于劳
工权益的法律规定。这样，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繁荣，不断得到改善。工人和其他劳工阶层生活水平，购买力的提高又促进了国内
市场的不断扩大，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社会冲突便得到缓和。
我们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和所享受的权利，以为那
是西方工业、科技和经济发达的结果。这是十分片面的看法。其实，在今天中国的沿海城市
及世界上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工人和其他的工薪阶层的生活却始终得不
到改善，甚至越来越差。在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被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拿走了。如果
说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在一个世纪以来有很大的改善，那么，应该说，这
些国家的工人和工薪阶层的抗争，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国家政府及政治家上述的对工人阶级的抗争的让步和处理社会冲突的理性化，即是
工人抗争的结果，也是工人抗争运动越来越温和，越来越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难理解，
如果这些政府象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政府，及今天的中国政府那样，
坚持对工人的抗争进行压制，其结果，当然就会是工人运动越来越激进化，越来越将指向资
本家的抗争的矛头转而指向政府，指向制度本身，工人运动就会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西方国
家的政府和国家机器逐渐地接受了工人抗争的基本要求，并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在不拒绝和代表工人的工会对话的同时，以中立的角色促进劳资对话，这就使工人们
觉得，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要求，他们的这些表达是能够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
反馈的，他们在现有的体制内，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的抗争是能够取得成功的，这样，工会
和工人运动的主流就能始终将自己斗争的目标确定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上，而不是要去推翻社
会制度。工人运动中那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主义派
别，他们主要是各种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力，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完
全边缘化了。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总的来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西方各国，是工人自
己挣得了自己的基本权益并迫使国家理性化，而得到的权益和国家的理性化又使工人的抗争
始终是坚决而又是理性的。这就形成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工人和其他劳工，资方，
国家三方基本是良性互动的局面。这种总体说来的良性互动取代了过去激烈的，甚至是暴力
的阶级对抗。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的罢工，游行示威
等抗争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它们最后都基本上是和平地结束的。这些国家仍保持着基
本的稳定。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如
“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定取代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实现？不但这些预言没有
实现，而且在我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给取代了。这是为
什么？在这里，我们不能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
阶层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抗争，使他们挣得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迫使他们的国家政权
在阶级的利益冲突中中立化，从而迫使资本家对工人的让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及工人等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的稳定和提高。
这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至今没有崩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西方国家的独立工会和独立工会运动，改变和拯救了工人自身，也改变拯救了他们的国家和
社会，包括资本家本身。
关于工人阶级抗争的这种成果，西方国家机器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内的这种重要转变，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在其生前完全没有预见到。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历史上，对工人阶级
的苦难最了解，最同情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
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冲
突的分析，十分深刻。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其他的著作中，说西方国
家政府等国家机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暴力工具，这在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基本上是符
合事实的。但是，他们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没能预见到，西方国家机器能在工人的抗争
和全社会的压力下，其性质发生了演变，可以成为中立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的
调停人。这样，工人阶级可以不打碎国家机器，就可以挣到自己的基本权益。他们更没有预
见到，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被在他们的思想“指导”下的共产党推翻后，工人阶级又
重新丧失了自己的权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会，居然会成为镇压工人运动
，频繁地将工人代表送进监狱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有深远和无所不在的影响，所以
，对我们中国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及关注劳工命运的知识分子说，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十分
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号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
坏事和错事，就完全怪罪马克思，就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马克思
主义神化，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过时的，被人歪曲了的教条作为我们工人运动的“指
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要走出马克思。我们所有的工人和劳
动者要的是公正和做人的尊严，要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中国独
立工会运动要从中国的实际和保护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权益出发，工人运动就是工人运动，
独立工会就是独立工会，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工会”。
当然，这是对工会和工人运动整体来说。至于作为一个工会成员的个人，他可以是
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员，也可以是佛教，天主教徒，是什么民主党，自由党党员，更可
以是没有什么固定信仰的无党派人士。他除了是工会积极分子外，还可以在工会以外扮演其
他的社会角色。工会只有独立于政治党派和任何意识形态，才能将尽可能多的人团结起来，
它的力量才会大。
中国应吸取的经验
上述对西方国家的工会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演变的议论分析，是很简单的，而且，主要谈
的是积极的方面。实际上，在他们这些国家，贫困和不公正的现象，工人的权利被侵犯的事
件，仍然是很常见的。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国家机器在劳资冲突中的中立化，也是
相对的，主要是相对他们一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过去而言。我们不能将这些国家的状况过
于理想化。也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各工薪阶层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主要谈这些国家的积极方面，是着眼于中国，着眼于中国工人运动的需要
，是希望中国人能从中学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中国工人和劳工来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清楚地说明了，没有工人的持续的
团结和抗争，没有工人自己的组织，经济再怎么繁荣，工人什么也不会得到，得到的东西，
也会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丢掉。尤其是要看到，工人抗争和的独立组织的存在，不但为
工人自己挣得了权利，而且，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国家制度的不断创新和现代
化，使之更具有人性；并改造了，和仍在继续改造资本家阶层，使这个阶层的人学会了，或
正在学会该怎么走出强者吃掉弱者的“热带丛林”，去做一个人，而不是只做一个丛林里的
动物；也保障了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平衡的发展，国民财富较为合理的再分配，并最终在根
本上保障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对我们中国劳工来说，看到工人运动的这种伟大的历史作
用，就会在抗争中充满信心和自豪，并理直气壮地驳斥那些说工人的抗争是“自私”，是“
保守”的指责。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阶层人来说，从西方国家上述的历史中看到工人阶级抗争和
独立工会的伟大的历史作用，也特别重要。它告诉我们，没有像雨果、左拉、狄更斯这些作
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普鲁东，饶热斯等知识分子的介入，没有各种教会及其人道精神
的作用，工人的抗争的道路会更曲折，牺牲会更大，走向成熟会更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尤
其是，认识到工人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会使关注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最终
放弃那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使他们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必需的角度，从自己的存
在和寻求生命的意义之必需的角度，而不只是因为道德上的同情和怜悯，去关注工人及其他
劳工的生活，去介入他们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工人运动需要知识分子，同时
，工人运动也象创造了历史一样，创造了知识分子，创造了知识分子的作品，人格和其社会
的、历史的价值。
在中国，传统的工业和工业基地正在或已经解体，大量的国营企业在倒闭，大量的传统
意义上的工人已经或正在退休，或者被解雇。同时，大量的农民已经或正在加入工业和新型
产业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在重新形成的劳工阶层。它既年老又年青，它因产业的分散而
彼此分离，又应彼此来源的不同和彼此的竞争和分裂。中国工人和其他劳工同时受到政府和
制度的压迫，老板的剥削、压制和自身的竞争、分裂这三重痛苦，他们比西方工人更需要知
识阶层的帮助，鼓励和支持。而如此同时，曾给中国的知识阶层带来地位、光荣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等，已经是越来越没有了市场。这个阶层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理
由和意义。在中国工人的抗争受到压制，工人代表被送进监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生
活在已浸入骨髓的恐惧之中。他们要没有恐惧的自由生活，需要其他阶层的呼应，他们需要
中国的工人运动。
而对中国政府和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可以吸取的经验是同样的重要。在上面的论述中我
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社会抗争最终能以理想的回
应，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法律的手段，实现了国家机器和行政机关在社会冲突，特别是劳资冲
突中的中立化，这是劳资及国家三方能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政
治人物对劳工的抗争始终采取敌对，压制的态度和政策，这些国家的劳工会陷入悲惨的境地
，但，同时，其基本的社会次序和制度，也可能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全面崩溃。沙皇时期的
俄国和下面我们要谈到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的情况就是这样。
面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结构，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困，腐败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面对日益普遍的劳工抗争等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中国政府该怎么做，应该是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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